一個月後，亨利長大了，至少他感覺如此。他滿十三歲了，兩代人以前，中國的許多勞工在他這個年紀就已經離開故土，開始在美國尋找金山——尋找財富。也是在他這個年紀，父親找到了一份工作，父親認為這個年紀的男孩已經是男人了。這個年紀的女孩也是女人了，包辦婚姻常常就是在十三歲這麼早的時候定下的——女孩受的教育一般也就到這個年紀為止了——當然，只有那些結得起婚的人才會這麼做。

亨利的生日並沒有怎麼大肆慶祝。母親做了年糕，她一般只在特別的節日，如過年的時候，才會做這種糯米甜點。他的大家族中的嬸嬸和堂兄妹們過來吃了一頓飯，菜色是豆豉雞和蠔油菜心——都是亨利愛吃的。有錢的金嬸嬸給了亨利一個利是封，裡面裝著十張嶄新挺括的一美元鈔票，這是他一次性收到的最多的錢。她也給了亨利的母親一個。母親說了很多感謝的話，但沒有開啟它。這時候亨利才意識到，如今父親臥病在床，可能是金嬸嬸和她的丈夫赫伯在幫助支撐亨利的家。

亨利的父親要麼躺在床上，要麼坐在輪椅上，由母親推著在公寓裡走，或是停在收音機前，或是偶爾停在窗戶前，讓他能夠呼吸一些新鮮空氣。他什麼也不和亨利說，只和亨利的母親耳語，母親則是一切都儘可能地順著他。

偶爾亨利會發現父親在看他，但一旦被發現，父親很快會轉過頭去。亨利想說點什麼，他為自己的不聽話、為自己導致了父親虛弱的身體狀況而感到內疚。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他父親的兒子，他也一樣倔強。

惠子已經走了一個多月了。她是8月11日隨和諧營的最後一批囚犯一起離開的，目的地是米尼多卡。她再沒有寫信來。當然，沒人能肯定這到底意味著什麼。也許那裡沒有郵寄服務。或者，也許亨利說的那次再見的意思太明顯了，她已經把他放到一邊，朝前看了。她永遠地忘掉了他。無論怎樣，他是如此想念她，想到心痛。

特別是在學校，秋期開學了。還有兩年亨利才能去加菲爾德高階中學上學。他聽說那兒沒有種族歧視，大多數的中國人和黑人孩子都去那兒。和雷尼爾不同，那裡有多種族組成的班級。而在雷尼爾，他又一次成為唯一的一名非白人學生。午餐時，他還是在廚房裡和比蒂太太一道工作。她從來沒有提起過惠子。

亨利很少再見到查斯了。自從在日本城惡意破壞房屋被抓住後，他就被雷尼爾開除了。據說他現在上的是貝利·加特澤特小學，那是藍領工人的孩子上的一所學校，他還是在那裡欺凌弱小。偶爾亨利會在城裡見到他和他的父親一起，但也僅此而已。他會朝著亨利齜牙咧嘴地笑，但亨利不再怕他了。亨利想，查斯現在的樣子將會是他這輩子的樣子，痛苦而且失敗。另一方面，亨利仍感覺他沒有得到足夠的教訓。

放學後的工作也讓亨利感到空虛，回家的路也那樣孤寂。他所能做的只有想念惠子，想著有她在身邊的時候，他曾多麼快樂。還有他說再見的時候，看著她擦眼淚，他的心裡是何等麻木和傷悲。他後悔看著她走，但他更後悔沒有告訴她自己是多麼在意她。她對他來說有多麼大的意義。他的父親是一個可怕的交流者。在反抗父親的願望和父親的方式之後，他憎恨自己和父親並沒有太大不同這一事實——不管在哪方面。

亨利追隨著謝爾登清晰的薩克斯樂聲和這些天來總陪伴著他演出的雷鳴般的掌聲，又一次孤單地走回到唐人街的黑鐵拱門處。謝爾登是在南傑克遜街附近的小夜總會里演出。奧斯卡·霍爾登現在因為公開演講反對日本城居民所受到的對待，名字出現在了一張警方的監視名單上，很難得到演出機會。這就是說出你的想法的代價——失去讓人聽到你的歌聲的能力。一場悲劇，亨利想。不，不僅僅是悲劇，這是犯罪，偷走了他的能力。他的唱片已經脫銷，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值得收藏的東西，即便是一陣子。

「有那邊的什麼訊息嗎？」謝爾登看到亨利，用下巴指了指東邊，愛達荷州的方向，米尼多卡的方向。

亨利搖搖頭，努力掩飾自己內心的沮喪。

「我去過愛達荷州，沒那麼糟糕。幾年前，在執行禁酒令期間，我有個堂兄越過州界運酒去過波斯特·福爾斯。那裡很美，那裡的大山啊什麼的都很美。」

亨利無精打采地坐在路沿上。謝爾登把他的空午餐桶遞給他。

「噢，我已經很久不被別人叫‘年輕人’了，不過，孩子，」他說，「我能在你的眼睛裡看到他。我知道你想努力換上一副勇敢的面孔——那副面孔可能連你媽媽也沒見過。但是我，亨利，我這輩子見過太多的不幸了。我知道你的感覺，你的感覺很糟。」

亨利飛快地偷看了謝爾登一眼：「什麼？有那麼明顯嗎？」

「我們都感覺到了，孩子。看到所有人被那樣地集中起來，對有的人來說，那是足以延續一輩子的傷心。在這裡，在這個所謂的國際區——你、我、菲律賓人、正在來到這裡的韓國人，甚至一些猶太人和義大利人，我們都感覺到了。但你，你所受到的傷害跟我們不一樣，你看著她走了。」

「是我讓她走的。」

「亨利，無論你讓不讓她走，她都是要走的。不是你的錯。」

「不——是我讓她走的。雖然我送走了她，可我甚至沒有真正地說一句再見。」

謝爾登用手指按著薩克斯上的鍵，兩人沉默了一會兒。「那麼，你找些筆和紙，寫信給她——」

亨利打斷了他：「我連她的地址都不知道。是我讓她走的，她連信也沒有寫給我。」

謝爾登噘起嘴唇，長長嘆了口氣，合上他的薩克斯盒子，坐在亨利身邊冰涼的水泥路沿上。「你知道米尼多卡在哪裡，對吧？」

「我能在地圖上找到它……」

「那我們去看她吧——他們那裡一定有探訪時間，就像在皮阿拉普鎮時一樣。我們倆跳進神奇大狗的肚子裡，去看她吧。」

「神奇大狗……」

「灰狗長途巴士，孩子!要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給你看嗎？我們去乘巴士。我現在別的沒有，時間倒多得很。我們找個週五出發，週日就回來了，你幾乎不會耽誤學校的課或別的什麼。」

「我不能那麼做……」

「為什麼，你現在十三歲了，不是嗎？在你爸的眼中，你已經是個男人了。你能做出男人的決定，做你要做的事情。要是我就會那麼做。」

「總之我不能離開母親，而且我父親怎麼辦？」

「他怎麼辦？」

「總之我不能離開他。如果他發現我去愛達荷見一個日本女孩，他的心臟會徹底罷工的……」

「亨利。」謝爾登看著他，從來沒有這麼嚴肅過，「你爸爸有他自己的心臟問題，那不是你的錯。從他還在中國的時候，從他還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起，他就在自己的腦子裡、在自己的心裡打起了這場仗。你不能為你還沒出生的時候的事情負責。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亨利站起來，拍拍屁股上的灰：「我要走了。回頭見。」他努力擠出一個微笑，然後朝家的方向走去。

謝爾登沒有再說什麼。

他是對的，亨利想，我已經到了為自己做決定的年紀了。但是愛達荷州，太遠了，太危險了。我有什麼權利像那樣跑掉，去一個我從來沒去過的地方？如果我出了什麼事，誰來照顧母親？父親臥病在床，我現在是家裡的男人。我甚至必須退學，去工作，來養家餬口。而且，跑掉也是不負責任的。他越想，越意識到錢不是問題。在和諧營工作掙的錢足以支付他的路費，來自金嬸嬸的意外收穫可以支付其他費用。

不，我不能那麼做。現在那麼做不現實。

亨利回到家時，父親在床上，好像睡著了。自從中風後，他打鼾都不像以前那麼響了。現在他做的任何事情都好像只是過去那個他的蒼白的影子。除了他的責難，像聚光燈一般照著亨利。不管在哪裡，亨利都能感覺到。

母親跟在他後面走上樓來，端著一籃子洗好的衣物。那些衣物是剛從和巷子裡其他人共用的曬衣繩上取下來的。「你有一張生日卡。」她用廣東話說。她從圍裙口袋裡取出卡片，遞給亨利。那是一個明黃色的信封，稍微有點彎折，有點髒。亨利認得那郵票。

光看字跡，亨利已經知道卡片是誰寄來的了——來自米尼多卡，來自惠子。她沒有忘記他。

他看著母親，有點不知所措，但沒有辯解。

「沒關係。」她說，端著洗好的衣物走開了。

他甚至等不及回房間再開啟它。他就站在那裡，小心撕開了口，讀起裡面的信。頁面的頂端，用鉛筆和鋼筆畫著一個小小的生日蛋糕，塗著水彩。上面寫著：「生日快樂，亨利!我不想讓你走，但我知道我就要離開了，所以你還能怎麼做？我不想給你的家人帶去麻煩，或者讓你和你爸的關係變得更糟。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在想著你。比你所知道的更想你。」

剩下的是關於營地生活的內容。他們在那裡怎樣有了一所學校，她的父親怎麼樣。到了每天摘甜菜的時候，他的法律學位沒有幫上什麼忙。

信的最後寫著：「我不會再給你寫信了。我不想打擾你。也許你父親是對的。惠子。」

亨利一次次地讀著最後一行，他的手指在顫抖。他看著母親，母親現在在廚房裡，用餘光看著她。她把手放到嘴唇上，看上去很擔心。

亨利朝她擠出一個微笑，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他開始數整個夏天存下的錢，還有金嬸嬸給的紅包。他在衣櫥頂端找到一箇舊行李箱，把足夠幾天穿的衣服和乾淨內衣放了進去。

走出房間，他感到自己與剛才走進來的那個人完全不同了。母親看著他，完全一頭霧水。

他提著箱子朝門口走去：「我要去公交車站。我幾天後回來。不要不睡覺地等我了。」

「我知道你會做正確的事情。」坐在開往瓦拉·瓦拉鎮的灰狗巴士上，謝爾登微笑著說，「我知道你有這種潛質——我從你的眼睛就看出來了。」

亨利只是望著窗外，看著西雅圖的城市街道變作碧綠的小山，綿延著伸向華盛頓州東西部之間的山隘。他找到謝爾登的時候，他手裡的行李箱就是他的朋友所需要的唯一的提示。謝爾登只說了一句：「我去拿我的帽子。」隨後他們二人就把東西放到一起，朝公交車站走去。在那裡，他們買了兩張去愛達荷州傑羅姆鎮的往返車票，那是離米尼多卡營最近的一個鎮。每張票的價格是十二美元——亨利要拿夏天工作攢下的錢給謝爾登買票，但謝爾登拒絕了。

「謝謝你跟我一起來。你不用付錢，我夠——」

「沒事，亨利，我出城從來沒出夠。」

亨利很感激。內心深處，他想省下足夠的錢。至少足夠三張返程票的錢。他要叫惠子和他一起走。他會把他的胸章給她，努力在探訪時偷偷把她帶出來。在這個時候，無論什麼都是值得一試的。她可以待在金嬸嬸在燈塔山的房子裡，這是他的想法。金嬸嬸不像他的父親，她對於她的日本鄰人沒有疑慮。有一次，她自己這麼說的，這讓亨利很驚訝——總之，她更寬容，更包容。這是個風險很大的賭博，但這也是他在目前的情況下最後的、最好的希望。

「你知道這個地方在哪兒嗎？」謝爾登問。

「我知道皮阿拉普鎮的和諧營是什麼樣的。只要我們走得足夠近，我們不會不知道它在哪裡的。」

「你怎麼能這麼肯定——」

亨利打斷了他。「應該有九千人被關在那裡，那就像一個小城了。要找到營地不會成問題，問題是怎樣在那麼多人中間找到惠子。」

謝爾登朝一個戴皮毛帽子的沮喪的老女人吹起口哨。她回過頭來，朝他皺了皺眉頭。

亨利不介意坐在巴士的後面。但出於某種原因，謝爾登好像很怨恨這一點。他不時地發牢騷，說這裡是西北部，不是南方腹地，巴士司機沒有權利在他和亨利上車的時候用大拇指戳向巴士後部。不過，他們還是去了。走這麼遠，去一個不瞭解的地方，已經是潛在的麻煩了。坐在最後一排的好處就是，不會有人在他們後面瞪著他們，問問題。亨利幾乎陷進了汽車後部的角落裡，望著窗外。那些朝後看的眼睛根本無法與謝爾登對視。

「如果我們到了那裡，沒人願意租地方給我們過夜怎麼辦？」亨利問道。

「我們會有辦法的。我又不是第一次露天睡覺了，你知道的。」

儘管謝爾登態度樂觀，亨利還是有著非常現實的擔憂。在所有的日本人從班布里奇島疏散之前，惠子的叔叔和他的家人曾經想在更靠近內陸的地方重新定居——在那些地方，日本人受到的審查要少一些。有的日本家庭被鼓勵自願離開。有的人甚至認為這樣做可以阻止監禁。問題是，沒有人願意向離開城市的那些日本家庭出售汽油，或者租給他們一間屋子。即便確實是空著的地方，也拒絕了他們，或在他們走下汽車的時候，就掛上停止營業的標誌。惠子的叔叔只到達了華盛頓州的韋納奇市，就不得不返回，因為沒有人願意給他加油。他回到了西雅圖，和其他人一樣，被集中了起來。

亨利想著要在外面睡覺，慶幸自己帶了多餘的衣服。九月帶來了多雨和寒冷的天氣，至少在西雅圖是這樣。誰知道每年這個時候的愛達荷州是什麼樣子？

六小時後，他們抵達了瓦拉·瓦拉鎮，這是一個以蘋果園聞名的農場小鎮。亨利和謝爾登有四十五分鐘的午餐時間，然後他們就要再次上車，前往雙瀑市——然後再前往愛達荷州的傑羅姆鎮。他們認為，從那裡就能去米尼多卡營了。

剛走上人行道，亨利馬上感覺到了不自在。好像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他，還有謝爾登。這裡視線所及，沒有一個有色人種，連一個印第安人也沒有。亨利本以為在這樣一個以印第安部落命名的小鎮上一定會見到印第安人的。事實上，他們遇到的都是沉默寡言的白人，所有的人都好像在留心他們。儘管如此，沒有人表現出不友善。他們只是看著他和謝爾登，同時繼續做自己的事情。亨利不安地玩弄著他的「我是中國人」胸章。謝爾登說：「我們去找點東西吃。不要和他們對視，聽到了嗎？」

亨利知道謝爾登不是西雅圖本地人；他是在塔科馬長大的，但出生在亞拉巴馬州。他的父母在他五六歲的時候就帶著他離開了南部，顯然，他看到的已經足夠多了，所以絕不想再回去。他仍把成年男子和小男孩稱作「先生」，或者觸一觸帽子，稱呼「夫人」。但除此之外，他對南方沒有一點留戀。從謝爾登對於瓦拉·瓦拉街上的人的快速反應來看，在伯明翰市他也是這樣做的。

「我們去哪兒？」

謝爾登看著商店和餐館的櫥窗：「我不知道——也許這裡沒有我想的那麼糟。」

「糟，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看看吧，你自己就能看出來。沒有人真正注意我們。我也沒看到櫥窗裡有‘僅供白人’的標誌。」

他們沿著街道往前走，擦肩而過的路人好像都注意到了他們，但他們沒有把孩子拉到自己身邊，而只是向他們揮手致意。這就更讓人困惑了。

他和謝爾登最終駐足的地方是馬庫斯·惠特曼旅館——它一定是鎮上最高的一座建築——的大門口。在那裡能清楚地看到裡面有一個咖啡店。「你怎麼想的？」亨利問。

「這兒一定不錯。我們走進去，點一些東西帶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