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衝進他和父母居住的小公寓。父親坐在他的安樂椅上，平靜地讀著《西華報》——西雅圖的中國報紙。母親在廚房裡，聽聲音是在切某種蔬菜——菜刀有韻律地敲擊著菜板。
亨利喘著粗氣，把一張傳單遞給父親。他捂著因為連續跑了十個街區而疼起來的肚子。父親瞥了一眼傳單——亨利從父親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在等待亨利解釋，用英語解釋，他為什麼這麼不高興。不，不要說這個。現在不要說這個。亨利滿腦子想的只是，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他用中國話說了出來。
父親斷然地搖搖頭，打斷了亨利試圖解釋的話。
「不!你不能無視我。你不能再這麼做。」亨利來不及轉為中國話，就用英語說道，「他們要帶走所有人。所有日本人。軍隊要帶走所有人!」
父親把傳單遞迴給他：「是他們，總比是我們好。」
母親邊說話邊從廚房走出來，她想聽解釋：「亨利，這有什麼大不了的？這是戰爭時期。我們生活在我們自己的社群裡。我們互相照顧。你和所有人一樣清楚這些。」
亨利不知道該說什麼——或者用什麼語言說。他看著父母，脫口而出的是：「這對我來說很重要。」他說的是中國話。然後他改回英語：「這很重要，因為她是日本人。」
他衝進自己的房間，摔上了門。父母驚呆的表情還縈繞在他煩惱的腦海裡。他聽到門外他們爭執起來。
亨利開啟窗戶，爬到防火梯上，沮喪地靠在硬邦邦的金屬扶手上。他能聽到軍隊的卡車在遠處轟鳴。巷子外，唐人街的街道上，人們都在忙著自己的事情。也有人在看、在談論或者指向日本城的方向，但大多數人是平靜的。
亨利看見一輛塞滿了箱子的汽車駛到巧巧餐館的後門邊。讓他感到驚訝的是，裡面跳下來的是一對年輕的日本人。這時從餐館裡湧出一些人，來到巷子裡，把那些東西拖進餐館裡。在亨利看來，那些東西應該是私人物品。沒有裝到箱子裡的東西能證明這一點：一盞落地燈，一卷長地毯，捆在生鏽的綠色車頂上。東西都搬進去了，只剩下四個行李箱，看樣子，這是那兩個日本人可以攜帶在身邊的。兩個日本人和他們的中國朋友逐個擁抱。
那兩個日本人走了，走出巷子，沿著大街走去，看上去，他們好像是被誰拽著走向火車站一般。亨利上上下下最後打量了一遍這條巷子，想著惠子和她的家人，想著他們離開「美國花園」餐館後，會怎樣竭盡全力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母親進屋來的時候，亨利已經爬回了屋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他在一疊漫畫書中亂翻，看到了他買的最近一期《第30號非比尋常的神秘漫畫》封面。封面上，火炬人正與一艘日本潛艇作戰。戰爭無處不在，亨利想，把漫畫猛摔到床底下。這時，母親把一盤奶油杏仁點心放到了他的床頭櫃上。
「你想談談嗎，亨利？你想談的話，那就和我談吧。」她用廣東話說，眼中流露出對他的關心。
他看著開啟的窗戶。遮光窗簾僵直沉重地垂著，在風中一動也不動。他聽不懂下面大街上人們的閒談。那些閒談聲飄進來又飄出去，他只渴望理解在他周圍發生的事情。
「他為什麼不和我談？」亨利仍舊眼望著窗外，用廣東話問他的母親。
「誰？你的父親？」
停了很長時間，亨利看著她，點點頭。
「他每天都在和你談。你是什麼意思，他為什麼不和你談？」
「他是在說，但他不聽我說。」
亨利坐在那裡，母親拍拍他的胳膊，拍拍他的肚子，斟酌著該怎麼說才能讓兒子理解。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你才能明白。你出生在這裡。你是美國人。而你父親出生的地方，一直在發生戰爭，和日本人的戰爭。他們侵略了中國的北部，殺了很多、很多的人。其中，不但有士兵，還有女人和孩子、老人和病人。你的父親，他是這樣長大的。他看到他自己的家園遭到了毒手。」她從袖子里拉出一條手絹，輕觸著眼睛，雖然她並沒有哭。也許她已經哭不出來了，亨利想。現在那只是一種習慣而已。
「你的父親作為一個孤兒，來到這裡，但他永遠忘不了他是誰，他從哪裡來。永遠忘不了他的家。」
「這才是他現在的家。」亨利反駁道。
母親站起來，朝窗外看去，然後關上了窗：「這是他住的地方。這裡永遠不會是他的家。看看在日本城發生的。你的父親擔心有一天，這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那就是為什麼他希望這裡能成為你的家——和他愛他的中國一樣。他希望你能被這裡接受。」
「可是有別的家庭……」
「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中國家庭，美國家庭。這些家庭，現在，就在我們談話的現在，正在藏起日本人，藏起他們的東西。這非常危險。你，我，我們大家，如果去幫助他們，就有可能會被扔進監獄。我知道你有一個朋友。打電話來的那個。雷尼爾小學的那個女孩？她是日本人？」
亨利已經不再把她看成日本人。「她是我的朋友。」他用英語說道。而且，我想念她。
「啊？」母親說，她沒聽懂。
亨利思考著該說什麼，說到什麼程度。他換回了廣東話，直視著母親的眼睛：「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母親望著天花板，長長地嘆了口氣。那是無奈地接受了已經發生的壞事情的嘆氣，就好比一個親人辭世的時候，你會說「至少，他很長壽」，或者你的房子被火災夷為平地時，你會想「至少人還平安」。那是一種聽天由命和失望的嘆息，是毫無建樹之下的一個安慰獎。浪費了時間，兩手空空。到最後，你所做的，你是誰，都毫不重要。什麼都不再重要。
這個週末剩下的時間裡，亨利的父親對於日本城正在發生的事情絕口不提。亨利竭力想要和父親爭論，但每當他試圖和父親用中國話交談時，父親就會打斷他。母親的態度緩和一些，也僅僅是為了減少他的不開心。她和亨利的父親爭論過，這是極為罕見的，他們的爭論是關於惠子——亨利的朋友——但現在一切都無濟於事了。她知道，亨利再繼續討論這件事，也是毫無價值的。她用廣東話告訴亨利，等他再長大些，就能完全理解這些事，但這除了激怒亨利之外，沒起到什麼別的作用。亨利所能做的，只有用英語自言自語地嘟囔這件事。
週日早上，他曾試著在父母起床前打電話給惠子，但沒有人接聽。接線員認為電話線被拔下了。週一在學校的一天，他的焦慮一點也沒有減輕。惠子自然沒來。日本城的每個人都在忙著打包——或是賣掉他們帶不走的東西。
於是，週二的早上，亨利沒有去學校，而是朝聯合車站跑去。那裡現在是日本城居民集中的核心區。亨利沿著南傑克遜街跑去，看到一長串的普爾曼小汽車排在通往火車車庫的路上。還有滿載著人的灰狗巴士，咯吱咯吱、轟隆轟隆作響，巴士旁是讓人看上去很不順眼的肩上掛著來復槍步行計程車兵。
他們要把他們帶走，亨利想。他們要把他們全部帶走了。那裡一定有五千個日本人。他們怎麼能把他們都帶上呢？他們會去哪裡？
離火車站還有幾個街區的地方，街上擠滿了人。哭哭啼啼的小孩，在地上拖拽的行李箱，檢查本地居民證件計程車兵。人們大都穿著最好的假日盛裝，允許攜帶的一兩個行李箱被塞得都快溢位來了。每個人的外套釦子上，都掛著一個簡單的白色標籤，就是你會在傢俱上看到的那種標籤。
公告一指示所有的日本公民，不管是在國外出生的還是像惠子這樣的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都要在早上九點之前到火車站集合。他們將按居住地區分批離開，直到全部轉移為止。亨利不知道他們會去哪裡。班布里奇島的那些日本人被送去了曼贊納——加利福尼亞州的某個地方，靠近內華達州界。但一個營地不可能容納下被集中到火車站的這些人。
亨利四下搜尋著惠子，竭力不去理會站在路障後的那些憤怒的白人民眾——他們在朝路過的家庭喊叫。通往輪渡碼頭的整個天橋上都塞滿了人，沒人往前走，每個人都靠著欄杆，看著下面用警戒線圍起來的軍事區域。圍觀的人似乎無處不在。街邊高高的寫字樓上，窗戶都開著，男人女人們站在那裡，吹著口哨。
自從離開餐館後，亨利就再也沒有和惠子說過話。在來的路上，亨利在一個付費電話上又一次給惠子家打過電話，但鈴聲一直響啊響啊，最後一個接線員切了進來，問是否出了什麼問題。他結束通話了電話。如果他想找到他們，這是正確的地方。但他們是不是已經離開了？他必須找到她。他憎恨回到學校而見不到她的這種念頭。他為自己對她抑制不住的思念而感到驚訝。
偶爾能見到幾個中國人，主要是鐵路工人。亨利一個也不認識。他之所以能從人群中找到他們，是因為他們也戴著胸章，和他戴的完全一樣。軍隊和憲兵一來到這裡，製作這種胸章的小印刷店就變得異常火爆。金子也就是這種感覺吧，亨利摸著他戴的那個胸章想，小卻珍貴。
亨利站在一個紅白藍相間的郵筒上，拼命地用眼睛搜尋正緩慢地朝火車站方向移動的人群。亨利看到另一輛巨大的軍用卡車無情地轟隆隆開過來，停住。但帆布覆蓋著的車斗裡裝的不是士兵，而是一些年老的日本人。其中有些人走路的樣子看上去已經殘疾了。士兵們幫助他們下車，把一些人送到輪椅上，這些人的頭髮蓬鬆而紛亂。陪伴在一邊的還有一個日本醫生。亨利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了。他們清空了醫院。病人、體弱的人都要疏散。許多人看上去很迷惑，顯然，他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或者為什麼。
亨利看到了一個白人拉著一個日本女人的手。他忍不住好奇起來，那些白人和日本女人結合的家庭，會有什麼樣的遭遇？異族婚姻是不合法的。也許，他們會再一次共同經歷拘禁的艱辛。但他看到行李箱在女人手裡，旁邊還有嬰兒推車，於是他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看著擁擠經過的人群，他聽見了數里外波音公司傳來的九點汽笛聲。他已經在人群中搜尋了——多久？——四十分鐘了。亨利知道時間在悄悄地流逝，他變得惶恐起來。「惠子!」他站在郵筒上大喊道。他感到了路過的人們投來的目光。他們一定認為我瘋了。可能我確實瘋了。可能，瘋了才好呢。「惠子!岡部惠子!」他大喊著，直到一個士兵看著他，好像認為他擾亂了原本和平寧靜的早間夢幻曲。然後他看到了什麼。那是種熟悉的感覺。
是的，就在那裡!岡部先生的卡里·格蘭特帽子看上去仍十分莊嚴，即便他是在提著他唯一的行李穿過街道。亨利認出了他那莊重的舉止，但他那翩翩的風度沒有了，只剩下超然的眼神。他慢慢地走著，拉著妻子的手，妻子又拉著惠子的手。惠子的弟弟走在前面，玩著一個木頭飛機，轉著螺旋槳，他完全不知道今天和任何一天都不一樣。
亨利揮舞著手臂，大聲喊著。但沒有用，他們沒注意到。就算是下雨或是周圍的建築著火，他們也不會注意到的。和大多數前往火車站的日本家庭一樣，他們低著頭，看著路，或者忙著跟上其他人的步伐。
然而，有一個人確實注意到了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