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終於再次睜開眼睛，可他只看到一片黑暗。幾點了？這是哪天？我睡了多久？他揉著眼睛，擠著眼睛，腦子裡飛快地想著這些問題，竭力想要清醒過來。一束銀色的月光從厚重的遮光窗簾的邊上透進來，照在他臥室的窗臺上。

是有什麼東西吵醒了他。是什麼？聲音嗎？這時，他再次聽見了，是廚房傳來的電話鈴聲。

他伸了個懶腰，再次適應了一下這個時間和地點，然後把腳探到冰涼的木地板上，坐了起來。他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暗，看到房間裡放著一個托盤。母親體貼地為他留了晚餐。她甚至還把插著她的星火百合的花瓶放在托盤上，作為簡單的裝飾。

又響了一聲——確定無疑是他們家的電話鈴在響。亨利還是不太習慣那巨大、刺耳的聲音。在西雅圖，擁有電話的家庭還不到一半，在唐人街就更少了。美國宣佈對軸心國作戰時，父親執意裝上了一部電話。他是街區保衛員，保持聯絡暢通是他的職責所在。不過和誰聯絡，亨利就不知道了。

電話鈴又響了一聲，哐當哐當，就像到了點的鬧鐘。

亨利開始打呵欠，但中途停住了，他想起了查斯。他現在知道我住在這裡了。他可能現在正在外面等著我。等著我毫無察覺地走出去，扔垃圾，或是拿洗好的衣服。然後他就會猛撲上來，報復我，再不怕老師或是操場監督員的阻攔。

他揭起厚重的散發著黴味的窗簾偷偷往外望，兩層樓下的街道看上去寒冷而空曠，因為剛下過雨，地面是溼的。

廚房裡，他聽到母親對著電話用廣東話說：「喂，喂？」

亨利開啟門，沿著通往浴室的過道走去。母親對著電話，在嘀咕著什麼不會說英語之類的話。看到亨利，她朝他揮揮手，指指電話。電話是找他的。大概是。

「喂？」他用英語說道。亨利習慣了接打錯的電話，他們通常都說英語。或是負責亞洲人社群的人口普查員打來的電話。還有奇怪的女人，她們問亨利多大年紀，是否是一家之主。

「亨利，我需要你的幫助。」是惠子。她聽上去很平靜，但又很直接。

他遲疑了，沒想到是惠子溫柔的聲音。他趕緊放低聲音說話，然後才想起父母聽不懂英語。「你還好嗎？你沒來學校。你的家人還好嗎？」

「你能不能到公園來見我，我們上次見面的那個公園？」

她說話含糊不清，故意地含糊不清。亨利可以自由說話，但明顯她不能。他想到了經常監聽的接線員，這才明白過來。「什麼時候？現在？今晚？」

「你能不能一個小時內來見我？」

一個小時？亨利的腦子飛快地轉著。天已經黑了。我怎麼和父母說？最後他同意了：「一個小時，我會盡力的。」我會想出辦法。

「謝謝你，再見。」她停了一會兒。當亨利以為她還要說點什麼的時候，她結束通話了。

一個尖厲的、快活的聲音切了進來：「對方已經收線，你還想讓我幫你接打什麼電話嗎？」

亨利迅速結束通話，好像偷東西被人抓住了一般。

他轉過身時，看到母親站在那裡。她臉上的表情，亨利分辨不出是驚奇還是擔心。「怎麼？或許，你有一個女朋友？」她問道。

亨利聳聳肩，用英語說道：「我不知道？」說實在的，他確實不知道。不知道母親是否覺得打電話給兒子的小姑娘沒說中國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反正，她什麼也沒說。也許她會認為，所有的家長都在強迫孩子說他們的美國話。誰知道呢？也許他們都這樣。

亨利琢磨著怎樣才能去神戶公園，在放學後，在燈火管制後。他很慶幸他早睡了一會兒。顯然，這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夜晚。

亨利在房間裡等了幾乎一個小時。惠子打電話來的時候，已經將近晚上九點了。他的父母晚上九點半左右就上床睡覺，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勞累，而是因為早早上床關乎節儉。對於亨利的父親來說，為了戰爭而努力省電是一件神聖之事。

亨利聽了一小會兒，沒聽到父母的動靜，於是開啟窗戶，爬到了防火梯上。這梯子並沒有直接通到地面，而是懸在半空，但距一個回收廢舊輪胎的有蓋垃圾桶已經很近了。亨利脫下鞋子，朝垃圾桶跳過去，穿著長襪的雙腳落到厚重的鐵蓋子上，發出沉悶的撞擊聲。要再爬上來可能要費點勁，但也不是做不到的，他想，然後穿上了鞋子。

亨利沿著潮溼的人行道朝前走去，撥出的空氣變成縈繞的薄霧，融入從水面飄來的霧氣中。他竭力躲在暗影中，心中充滿了恐懼，胃也因此變得不舒服起來。他從來沒有過這麼晚還獨自待在外面的經歷。不過，來到大街上後，來來往往到處都是擁擠的人群，讓他幾乎忘記了自己是孤身一人。

南國王街上，到處都充斥著違反燈火管制令的霓虹燈招牌。他跳過的每一個水坑裡都對映著紅紅綠綠的酒吧或夜總會招牌。偶爾有汽車駛過，昏暗的藍色車頭燈掃過街道，照亮了那些享受夜生活的男男女女，有中國人，也有白種人——儘管現在還實行著戰時的定量配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