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站在鏡子前，檢視自己的校服。他告訴過母親要熨校服，可校服看起來還是皺巴巴的。他往頭上戴了一頂舊的「西雅圖印第安隊」棒球帽，想了想，還是摘了下來，然後又把頭髮梳了梳。在星期一的早上感到焦慮，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了。事實上，從星期天下午起，焦慮情緒就會出現。雖然他已經習慣了雷尼爾小學的生活，但隨著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他還是會感到胃在一點一點抽緊，而他離回那所白人小學的時間也越來越近：那些惡霸，那些詰難，還有午飯時在比蒂太太的飯堂裡的工作。但是，這個星期一的早上，想起午飯時的工作，他竟然感到很興奮。只要能見到惠子，那四十分鐘的時間都似乎變得珍貴，值得珍惜。就好像黑暗中的一絲光明？沒錯!

「亨利，你今天早上喜滋滋的啊。」父親一邊喝著拌有鹹菜的粥，一邊用中國話說道。粥不是亨利喜歡的食物，但他還是會禮貌性地喝一點。

亨利從自己碗裡夾出鹹鴨蛋片，趁母親還沒從廚房出來，放到了她的碗裡。這是他喜歡吃的，但他知道母親最愛吃，而她分給她自己的從來都很少。他們家暗色的櫻桃木餐桌上有一個旋轉餐檯，他趕在母親回來之前把餐檯旋轉回了原來的位置，母親的碗還在她自己面前。

父親瀏覽著報紙。頭條新聞是，英國撤出仰光。「現在喜歡上學了嗎？」父親翻了一頁報紙，說道。

亨利知道，在家不能說廣東話，只好點了下頭。

「他們把樓梯修好了嗎？你掉下去的那個？」亨利再次點點頭，回應父親的話，並一直喝著粥。在這種單向的對話中，亨利會聆聽父親說什麼，但是從不回答。事實上，亨利在家根本很少說話，除非是用英語展示他日益進步的語言技能。但父親只聽得懂廣東話和少量普通話，所以，他們之間的對話就成了往來於不同大洋間的潮汐海浪。

其實，事情的真相是，亨利去那所學校的第一天就捱了查斯·普雷斯頓的一頓暴打。但父母是那麼希望他能在那裡上學，任何不領情的表現都將招致可怕的結果。於是亨利說他的美國話，編造了藉口。父母當然聽不懂了，只是要求他下次小心一點。亨利盡了他的最大努力去敬重、尊崇他的父母。他每天都走路上學，和一大群叫他「白鬼」的中國孩子迎面而行。他在學校廚房工作，白鬼們叫他「黃種佬」。這都沒關係。亨利想，我會做到我該做的。但是，這一路下來，我想我已經厭倦了凡事小心。

吃完早飯，他謝過母親，收拾起書本去上學。每本書都有新書皮——是用爵士樂夜總會的摺疊傳單做成的。

那個星期三放學後，亨利和惠子做著他們的工作，倒每間教室裡的垃圾，磕黑板擦，然後等著危險的消退。查斯和丹尼·布朗每天負責降旗，所以他們會走得晚一些。現在距下課鈴響已經三十分鐘過去了，他們已經無影無蹤。亨利給了惠子警報解除的訊號——亨利偵察停車場的時候，惠子就躲在女廁所裡。

除了值班的警衛人員，他和惠子是走得最晚的。今天也一樣。他們肩並肩地走著，走下階梯，經過光禿禿的旗杆，書包在他們的身側晃晃蕩蕩。

亨利注意到了惠子書包裡的速寫本，就是公園裡的那一本。「是誰教你畫畫的？」他問。而且畫得這麼好，亨利想，有一丁點嫉妒，也暗自佩服她的天分。

惠子聳聳肩：「我想，是我媽吧——主要是她。她像我這麼大的時候就是個畫家了。她夢想著去紐約，在畫廊裡工作。但現在她的手上有傷，不能再多畫了。所以她把她的藝術希望寄託給了我。她希望我大學念國會山的康沃爾學院——你知道的，那是一所藝術院校。」

亨利知道康沃爾，那是一所四年制大學，培養的是優秀的畫家、音樂家和舞蹈家。一個了不起的地方，一個聲名顯赫的地方。他很佩服。他從不認識真正的藝術家，也許，除了謝爾登……「他們不會收你的。」

惠子停住了腳步，轉向亨利：「為什麼？因為我是女孩？」

有時候亨利的嘴是太快了。他不知道該怎麼委婉地表達，所以乾脆直接說出了他的想法：「因為你是日本人，所以他們不會收你的。」

「這就是我媽媽讓我到這裡來上學的原因。我要做第一個。」惠子繼續往下走，把亨利拋下了幾步。「對了，我問過媽媽oaidekiteureshiidesu的意思了。」惠子說。

亨利往後退了一步，緊張地四下張望。他注意到了惠子的花裙子。一個看上去這麼甜美的人，卻知道如何調侃他。「是謝爾登的餿主意。」他說。

「那句話很好。」惠子頓了一下，好像在看一群掠過頭頂的海鷗，然後又望向亨利，亨利從她眼中看到了頑皮的一閃。「謝謝你，還有謝爾登。」她微微一笑，繼續往前走去。

他們來到謝爾登常駐的街角，那裡沒有音樂，沒有人群，看不出那個薩克斯手去了哪裡。他通常都在雷尼爾熱電大樓的對面演奏。大樓的門口還堆著沙袋，那是今年早些時候為應對空襲警報留下的。遊客們來來去去，好像他從沒有存在過似的。亨利和惠子滿腹狐疑地對視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