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不能生兒子罪過很大，不能生育則簡直罪不可恕，而且人們想當然就會怪罪到女人頭上。村裡的人吵架，手指「點點點」，近到都快靠近詹玉芬的鼻樑：「哪家屋頭養個母雞不曉得下蛋哦？」

一年四季，詹玉芬和盧天祥永遠都有幹不完的活兒，種田之類的勞作不用多說。冬天最冷的時候，還要揹著箱子去補鞋。他們在十字路口的車站旁支一個攤，風灌得哪裡都是，詹玉芬裸露在外面的所有皮膚——臉、手、腳都長滿了紅通通的凍瘡。鞋攤的收入微薄，補一雙鞋一毛錢，擦一雙鞋一毛錢，在情況最好的趕場天，他們一天能賺到二十幾塊，但大部分時候都只能賺到七八塊，還要扣除盧大哥的四塊錢煙錢，和家裡的小菜錢。

詹玉芬說自己是個命苦的人，讀書讀到小學五年級，拿不出三塊五一學期的學費就不讀了，也天天和媽媽一起割草掙點工分。晚上揹著背篼，去沿灘的甘蔗糖廠撿炭灰兒。

爸爸得了支氣管炎，後來肺氣腫轉成肺結核，在他50歲走之前，一天到晚在家咳咳咳。而媽媽一輩子都被子宮脫落折磨，為了去割一點草賺一點工分，內褲上磨得血淋淋的，到臨死的時候子宮才縮回去。

而這些，就是她的原生家庭，大概也就是她最初對生活、對吃苦這件事的全部理解。

詹玉芬就像許多田間的婦女一樣，由於常年風吹日曬，毛孔粗大、肌膚增厚。她胖、長相平凡、性格暴躁、粗聲大嗓，有天為了給我看她的「蛇纏腰」（帶狀皰疹），站在門框邊，可以把衣服肆無忌憚地撩起來，露出來那已經被歲月磨損了的、失去彈性的一對乳房。但她平凡的胸腔裡裝著的卻是一個母親的最偉大的愛。

詹玉芬掰著指頭說，她和丈夫真正同床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年，家裡窄，她和小群擠一張床，盧天祥就只能睡堂屋，她也特別懂得要避嫌，小群幾歲大的時候，就不讓盧天祥幫著洗澡了。

小群上學的地方遠，每天早上六點，盧天祥準時起床，把她送到斑鳩石，看她坐上擺渡船去河對岸上學，下午四點，又在河邊等著接她回來。後來她上了沙坪中學，寄宿生一週的生活費是六十塊人民幣，相當於姑姑姑父兩個人一週賺到的所有錢。詹玉芬和盧大哥吃過一段時間低保，過年時政府送來的一桶清油，都能讓家裡人高興很久。他們從來都不知道什麼叫作「存款」，連「錢夠花」三個字，都聞所未聞。

讀到初三的時候，小群的一個額外的課本費，詹玉芬怎麼湊也湊不出來，她就去找村裡最有錢的人家借五十塊錢，那個人就把五張十塊錢，放到院壩的圍牆上面，一張一張地放在那兒，風一吹，滿地都是……詹玉芬一聲不吭，只是一次又一次彎腰，一次又一次去撿。

小群回到學校，總想起姑媽彎腰撿錢的樣子，她不想再繼續讀書了。退學那天，距離初三上學期結束還差兩週。小群抱著被子走出學校大門，遇到了教導主任，主任拉住她，讓她不要走，可是小群沒有停住腳步。

她笑嘻嘻地走出了學校門口，就好像退學都是她的自主意願。拍畢業照的時候老師同學喊她一起，她也沒有回去。跟詹玉芬講退學理由的時候，她也努力表現得毫不在乎：「我學習成績不上不下，也沒什麼意思，早點工作算了。」

其實，小群學習成績挺好，常年保持在年級前十名。

讀書的時候小群認認真真地讀，去繼父家也不和他起衝突，她謹小慎微，從十歲的時候就知道要察言觀色，到了姑媽家以後更是感激涕零。

讀學前班的時候，小群屁股長了個泡兒，晚上一點鐘，姑媽掀開被子發現她在哭，問她咋回事，瞭解情況後當即就吼著姑父送她到接私診的陳醫生家。姑父困得睜不開眼睛，詹玉芬用薄被子把小群裹起來，往背篼裡放，走幾步，滑倒，又重新背上，已經走到門前的斜坡那裡，姑父趕過來，把孩子接過背上。

2013年，最疼愛小群的阿婆也老了，躺在成都女兒的家裡奄奄一息，她說要回家來，於是回到了箭口村。阿婆睡在床鋪上，臨死之前喃喃地說：「小群啊，姑媽拼了命養你，你一定要對你姑媽好喲，不然以後沒得好下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