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枝形吊燈慘淡的燈光下,她看到父親雙頰上的皺紋因為受挫而加深了不少,肩膀也滑落了下去。他又給自己倒了一杯白蘭地,貪婪地大口喝了下去。顯然他無法在沒有酒精幫忙的情況下正視她。
「這裡沒有派對可以讓你參加。」他說,「你們大學裡的所有男孩子也都走了。」
「你真的是這麼看待我的。」她回答。很快,她轉換了一個話題,「我去了一趟書店。」
「納粹。」他答道,「一天,他們突然衝進書店,把所有有關弗洛伊德、曼恩、托洛茨基、托爾斯泰和莫魯瓦的書全都翻出來燒掉了。還有音樂。我寧願鎖上店門也不願僅僅出售他們允許的東西,所以,我就把書店給關掉了。」
「那你靠什麼來維持生活?你的詩歌嗎?」
他笑了。那是一種充滿怨恨、含糊不清的聲音,「現在可不是追求風雅的時候。」
「那你怎麼支付電費和伙食費?」
他臉上的表情發生了某種變化,「我在克里倫酒店找了一份不錯的工作。」
「做服務員?」她很難想象他為那群德國禽獸端啤酒的樣子。
他移開了視線。
伊莎貝爾的胃裡有種翻江倒海的感覺,「你為誰工作,爸爸?」
「德國駐巴黎最高指揮部。」他回答。
伊莎貝爾現在才意識到那是什麼感覺,是恥辱,「在他們曾在一戰中那樣對待你之後——」
「伊莎貝爾——」
「我記得媽媽曾經給我們講過你在參戰之前是什麼樣子的,而戰爭又是如何摧殘你的。我曾經幻想過你某一天會想起自己是一位父親,但這些全都是謊言,不是嗎?你只是個懦夫。納粹一回來,你就衝過去給他們幫忙了。」
「你怎麼敢這樣評價我,評價我的經歷?你才十八歲。」
「十九歲。」她回答,「告訴我,爸爸,你會不會給我們的征服者倒咖啡,在他們前往馬克西姆餐廳時幫他們叫計程車?你會不會吃他們吃剩下的午餐?」
他似乎在她的眼前洩了氣,一瞬間衰老了不少。不知為何,她為自己尖銳的措辭感到有些後悔,儘管她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而他也是罪有應得。可她現在不能退縮。「所以我們達成一致了嗎?我要搬回我原來的房間去,在這裡住下來。我們不必說話,如果這是你的條件的話。」
「城裡沒有食物,伊莎貝爾——反正是沒有我們巴黎人可吃的東西。到處可見警告我們不要吃老鼠的招牌——它們還是很有必要的。為了有肉吃,人們飼養起了豚鼠。你待在鄉下會舒服很多,起碼那裡還有菜園。」
「我不是來這裡尋求舒適或者安全的。」
「那你來巴黎是為什麼?」
她這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她用愚蠢的話語設下了一個圈套,然後自己邁了進去。她的父親有很多缺點,但他絕不是個笨蛋。
「我是來這裡見一位朋友的。」
「告訴我,我們說的不是某個男孩子。告訴我,你還不至於那麼愚蠢。」
「鄉下太無聊了,爸爸。你是瞭解我的。」
他嘆了一口氣,又從酒瓶裡倒了一杯酒。她從他的眼睛裡看到了警示的眼神。她知道,他很快就會跌跌撞撞地走開,一個人胡思亂想去了。
「如果你要留下,就得遵守幾條規矩。」
「規矩?」
「你要在宵禁之前回家。始終如此,不得例外。你還得給我留出隱私,我無法忍受有人在我旁邊逗留。你每天早上都要到商店裡去,看看我們的定量配給卡能夠領到些什麼。你還得找一份工作。」他停頓了一下,眯著眼睛看著她,「如果你像你姐姐那樣給自己惹了麻煩,我就會把你趕出去。就這樣。」
「我沒有——」
「我不在乎。工作,伊莎貝爾。找份工作。」
她轉身走開時,他還在喋喋不休。她回到自己曾經的臥室,重重地關上了門。
她成功了!僅此一次,她可以為所欲為。誰在乎他是個吝嗇而又喜歡妄下結論的人呢?她還在這裡,在她的臥室裡,在巴黎。她要留下來。
臥室比她記憶中的小了不少。牆壁被粉刷成了活潑的白色,屋裡擺放著兩張帶天篷的單人床,木地板上鋪著一張褪色的舊地毯,還有一把曾經經歷過好日子的路易十五扶手椅。窗戶——已經被拉上了遮光布——可以俯瞰公寓樓的內庭。作為一個女孩,她總是知道自己的鄰居何時會出來倒垃圾,因為她能夠聽到他們叮叮噹噹地提著垃圾走出來、猛地合上垃圾桶桶蓋的聲音。她把自己的小行李箱丟到床上,開始從裡面取東西。
她帶著它們逃出巴黎,又帶著它們返回這裡——那些衣服已經因為時常穿著而變得破舊不堪,幾乎不值得和她從媽媽那裡繼承下來的衣服一起掛在大型衣櫃裡——媽媽留給她的都是些美麗的復古少女服飾,包括喇叭裙、絲質流蘇晚禮服、按照她的身材裁剪出來的羊毛套裝以及縐綢的連衣裙。與之相配的還有一大堆的帽子、適合在舞廳的地板上舞蹈或靠在合適的男孩懷裡穿過羅丹花園時所穿的鞋子。這些服飾都屬於一個已經消失的世界,而巴黎也不再存在「合適」的男孩。實際上,這裡一個男孩都沒有,他們全都被抓進了德國人的集中營裡,或是躲藏在了某個地方。
把衣服掛回大型衣櫃的衣架上之後,她關上了桃花心木的櫃門,把衣櫃推到旁邊一點的位置,露出了後面的一道秘密的房門。
那裡就是她的堡壘。
她彎下腰,按了一下鑲嵌在白色鑲框式牆壁裡的房門右上角的開關。門嘎吱一聲自動開啟了,露出了一間六英尺見方的儲藏室。這裡的空間傾斜得很厲害,就連當年只有十歲的她也只能彎腰駝背地站在裡面。她的洋娃娃果真還在這裡,有些倒在地上,有些則昂首站著。
伊莎貝爾關上了這扇銘記在她心裡的大門,把櫃子挪回原來的位置。她飛快地脫掉衣服,匆匆穿上一件能讓她想起媽媽的粉色絲綢便袍。便袍上隱約還散發著玫瑰水的清香——也許是她自己假想出來的。走出房間去刷牙時,她在父親關著的房門外停下了腳步。
她能夠聽到他在寫些什麼,那是他的鋼筆在粗糙的紙張上摩擦的聲音。他會不時地咒罵兩句,然後又歸於平靜(毫無疑問,那個時候他肯定是在喝酒)。緊接著傳來了酒瓶——或是拳頭——重重地砸在桌面上的聲音。
伊莎貝爾為上床睡覺做好了準備,在頭髮上綁好了捲髮夾,洗乾淨臉,還刷了牙。在返回臥室的路上,她聽到父親又開始咒罵了——這一次的聲音更加響亮,可能是因為喝了酒的緣故——於是她迅速躲進了自己的房間,砰地關上了身後的門。
「我無法忍受有人在我旁邊逗留。」
這句話真正的意思顯然是在說自己無法與她共處一室。
有趣的是,去年結束女子精修學校的學習之後,她在被驅逐到鄉下之前與他同住的那幾個星期裡竟然從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準確地說,那時的他們從未坐在一起好好地吃過一頓飯,或是進行過一段意味深長、足以讓人刻骨銘心的對話。他們曾在書店裡肩並肩地工作過。難道她是如此可悲地感激他的出現,以至於忽略了他的沉默?
好吧,她現在注意到了。
他用力地捶著她的房門,嚇得她小聲叫了一嗓子。
「我要出門上班去了。」她的父親隔著門說道,「定量配給卡在桌子上,我給你留了一百法郎,儘量多領點東西回來。」
她聽到他的腳步聲在木頭門廳裡迴響了起來,步伐沉重得足以撼動牆壁。緊接著,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再見。」伊莎貝爾嘟囔著,內心卻被他的語氣刺痛了。
就在這時,她想起來了。
就是今天。
她掀起被單,跳下床鋪,來不及開燈便穿上了衣服。她已經設計好了自己的裝扮:一條淺褐色的連衣裙、一頂黑色的貝雷帽、一雙白手套以及她最後的一雙黑色無帶露跟輕便女鞋。可悲的是,她沒有長筒襪可穿。
她在客廳的鏡子裡端詳著自己,試圖挑剔一些,可她眼中看到的不過是一個穿著單調連衣裙的平凡女孩,手裡還拿著一個黑色的手包。
她再一次開啟自己的手包,低頭凝視著裡面如吊床一般的絲綢內襯。她在襯套上割開了一條小小的裂縫,在裡面塞了一個厚厚的信封。開啟手包,裡面看上去空空如也。即便她遭到了阻攔(這是不可能的——她為什麼會被攔住呢?一個穿著午餐外出服的十九歲女孩?),除了她的證件、定量配給卡券、身份證、居住證和通行證,他們在她的手包裡什麼也找不到——裡面沒有一樣是她不應該攜帶的東西。
上午十點,她離開了公寓。走出大樓,迎著燦爛而又炙熱的陽光,她騎上了自己的藍色腳踏車,朝著碼頭騎去。
當她到達裡沃利街時,看到路面上擠滿了黑色的轎車、兩邊綁著油箱的綠色軍用卡車和騎兵。周圍也有一些巴黎人,他們有的在沿著人行道步行,有的在允許騎行的為數不多的幾條街上踩著腳踏車的腳踏板,有的則站在沿街一直延伸下去的食物領取隊伍中。他們臉上挫敗的表情十分引人注意,快步經過德國人身旁時也不會與他們進行眼神接觸。在馬克西姆餐廳著名的紅色雨棚下面,她看到一群納粹高官正在門口等位。到處都流傳著這樣的傳聞,說法國最好的肉製品和農產品全都被直接送進了馬克西姆餐廳,用於招待高官。
緊接著,她看到了法國喜劇院入口附近的鑄鐵長椅。
伊莎貝爾按下腳踏車的剎車,在一陣顛簸中猛地停了下來,然後一隻腳邁下了踏板。當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在那隻腳踝上時,感覺自己微微有些扭傷。第一次,她的興奮之情在恐懼的作用下顯得格外強烈。
她的手包一下子變得沉重起來——顯而易見——她的掌心和頭頂那頂氈帽的邊緣都被汗水浸透了。
振作起來。
她是一位信使,不是如同驚弓之鳥一般的女學生。她願意接受這樣的風險。
看到她站在那裡,一個女人朝著長椅走了過來,背對著伊莎貝爾坐了下來。
一個女人,她並沒有料到自己的聯絡人竟然是個女人。不過,這倒是讓她莫名感覺到些許的安慰。
她冷靜地深深吸了一口氣,推著腳踏車穿過車水馬龍的人行橫道,經過了幾個減價售賣圍巾和小裝飾品的涼亭,來到了長椅旁邊。一坐下來,她就開口說出了他們教給她的那句話,「你覺得我今天會需要一把雨傘嗎?」
「我希望天氣能夠一直晴下去。」那個女人轉過身來,一頭深色的秀髮被她小心地在臉旁盤成了引人注意的東歐風格髮髻。她的年紀稍大一些——大約三十歲——可眼神看上去卻更加的蒼老。
就在伊莎貝爾動手開啟手包時,那個女人開口阻止了她。「不。」她厲聲說道,「跟我來。」說罷,她迅速地站起身來。
伊莎貝爾緊跟著那個女人,穿過圍繞在宏偉壯麗的羅浮宮中那片地上鋪滿了碎石子的寬闊宮殿——儘管在卍字旗到處飄揚、杜樂麗花園裡的長椅上隨處可見正在休息的德國士兵的情況下,這地方並不像是君主和國王曾經居住過的地方。在一條小巷裡,那個女人飛快地躲進了一間小咖啡館。伊莎貝爾把腳踏車鎖在門前的一棵樹上,跟著她走進咖啡館,在她身旁的座位上坐了下來。
「你把信帶來了嗎?」
伊莎貝爾點了點頭。她開啟放在大腿上的手包,抽出信封,從桌子底下把它遞給了那個女人。
兩個德國軍官走進來,在不遠處的一張桌子上坐了下來。
那個女人俯身過來,擺正了伊莎貝爾頭上的貝雷帽。這個奇怪的親密舉動讓她們看起來就像是一對姐妹或閨密。隨後,她靠得更緊了,俯在伊莎貝爾的耳邊問了一句:「你有沒有聽說過通敵者?」
「沒有。」
「通敵者,就是投奔德國人的法國男女。這種人不止會在維希那裡出沒,你隨時都要多加小心。通敵者最喜歡向蓋世太保告發我們這種人了,一旦他們知道了你的名字,蓋世太保就會時刻緊盯著你。不要相信任何人。」
她點了點頭。
那個女人向後撤回了身子,看著她,「就連你的父親也不能相信。」
「你是怎麼知道我父親的事情的?」
「我們想要和你見見面。」
「你這不是見到我了嗎?」
「我們,」她低聲回答,「明天正午,到聖日耳曼大道和聖西蒙街的街角處去。別遲到,也別帶你的腳踏車,不要被人跟蹤。」
看到那個女人這麼快就站起身來,伊莎貝爾吃了一驚。霎時間,咖啡館的桌旁就只剩下了伊莎貝爾一個人。在另一桌德國士兵注視的目光下,她強迫自己點了一杯牛奶咖啡(儘管她知道杯子裡不會有牛奶,咖啡也是用菊苣做成的)。迅速喝完杯子裡的飲料,她趕忙離開了咖啡館。
在街角處,她看到窗戶上貼著一張告示,上面警示人們,違法行為都會遭到報復性的處罰。告示旁邊的電影院櫥窗裡還貼著一張黃色的海報,上面赫然寫著幾個大字——猶太人不得入內。
就在她開啟車鎖時,一個德國士兵出現在她身旁,害得她無意中撞上了他。
他熱心地詢問她有沒有事。她露出了女演員般的微笑,點了點頭答道:「沒事。謝謝。」撫平自己的裙子,她把手包夾在腋下,跳上腳踏車,頭也不回地從士兵身邊騎走了。
她做到了——她拿到了通行證,來到了巴黎,迫使爸爸允許自己住下,還把她的第一封密函送到了自由法國組織的聯絡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