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歷史上的過謬，最明顯的事實，便是宋真宗的故事。

當五代的末期，由趙匡胤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躍登皇帝的大位以後，歷來的傳統歷史學者，秉承一貫的正統觀念，都以宋朝為主。如果我們從歷史統一大業的觀點來說，整個南北宋三百年間的政權，只是與遼、金，乃至西夏等共天下，彼此分庭抗禮，等於東晉以後第二個南北朝的局面。如果從中國文化的立場來看，南北宋與遼金元，都是服膺在中國文化的大纛之下，各有千秋，遼金的文治，比起宋朝，並無太大的遜色。這一觀點，也許是我對歷史的看法不同，但大致不會太離譜。尤其希望青年學者們，不要忽略了當時遼金的文化與中國文化大系的關係。

在我們的歷史上，宋朝的建國，版圖很小，治權所及的地區，實在小得可憐。只是有宋一代，在學術文化上，比較重視文人政治，尊重儒家學術的地位，因此頗受歷來學者的匯歌讚揚而已。其實，當宋太祖趙匡胤當皇帝開始，玉斧一揮，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已非宋有。西南方的雲南迤西、蒙自一帶，又有以儒佛文化立國的大理國存在，也不尊奉趙宋的正朔，如果以漢唐的建國精神來講，先武功而後文治，那麼趙宋的天下，實在不無愧色。它的基本原因，因為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匡義兩弟兄，天生本質，都是軍人而兼愛好讀書的學者，因此對於軍機兵略，深知利害，不敢輕舉妄動。從好的方面來講，天性比較仁厚，雄長的氣魄就比較薄弱，大有如唐代詩人黃松非戰詩所謂「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勸君寞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慈悲懷抱。

因此，宋太祖趙匡胤的初期策略，極力從事休養生息，在安定中求儉約，希望利用北人的貪得心理，以錢財來麻醉北遼，漸次買回燕雲十六州的一半版圖。如果我們用現代的名詞來說，他是想利用財政經濟的策略，來統一全國。不幸的是他的兄弟宋太宗趙匡義，沒有全盤瞭解他哥哥的策略，繼位不到幾年，就把國庫積存的財幣，用去了大半。到了宋真宗手裡，既不敢戰，又不敢和，進退兩難，非常棘手。好在肯接受名相寇準所堅持的決策，勉勉強強御駕親征，博得「擅淵之役」一場軍事外交的勝利戰。但在當時，幾乎已把宋真宗嚇破了膽。這些事實，在歷史的實錄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寇準的膽識

講到這裡，再讓我們多費些時間，稍微瞭解有關宋一代名臣寇準的表儒內道的大手筆。同時也可瞭解一下，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精神，用之在臣道的精彩一幕。寇準確是一位深信黃老之道的學者，在他擔當軍國大事的任內，家裡還隱密地供養著一位專修神仙丹道的道人。他的作風，大膽而縝密，豪放而平實，的確是深得黃老之道的三昧。他在澶淵之役中，勉強著皇帝宋真宗御駕親征，兵臨前線，在槍桿下辦外交，實在相當冒險。而且當時在宋真宗的旁邊，政府內部還有勢力相當的反對派。他卻不顧一切，謀定而動。這比起三國時代，魏廷建議諸葛亮出兵子午谷，還要冒險十倍，但是他居然做了。在這一件史實上，宋真宗肯聽寇準的意見，臨事能夠互相配合，固然也真的很可愛，但是他在前線，與敵人面對面的當時，卻不免戰戰兢兢，實在也很害怕，很想知道寇準的行動究竟有多少把握。於是派人去偵察寇準在做什麼，派去的人回來報告，這位身當重任的相爺，公然在這樣危急的前方，正與一班幕僚賓客們喝酒賭錢，漫不在乎。真宗一聽，總算放心了大半。寇準本來有好賭的習慣，但當時的賭局，真的是一場豪賭。他賭給敵人看，賭給宋真宗看，其實，他比諸葛亮在後花園釣魚、五路退兵的心情，還更緊張沉重，只是不能不好整以暇而已。這就是道家的妙用，也就是老子的「欲取姑予」的姿態。因此，也就難怪他在政治上反對派的死對頭王欽若，事後趁間在宋真宗面前用了一句挑撥的話，就使寇準再也不得重用，守真宗在澶淵之役以後，因為有事而回想起與寇準當時的冒險，頗有複雜的矛盾心理，所以王欽若趁機便說，寇準在增淵之役，不能算有大功，他只是拿陛下當一次大賭注而已。你看，只須一句便佞的口舌，就可害人不用刀，殺人不見血。好在趙宋的皇帝子孫們，本質上還很厚道，換了別的昏君，寇準的頭，準會被他送到敵寇的手裡去了。

宋真宗賄賂宰相

儘管未真宗不敢再用寇準，不敢再談統一的大業，運用輸款和談的政策，以圖苟且偷安。但是他知道全國的人心，朝野計程車氣，並不甘心媚敵，更非心悅誠服這種半投降式的策略。那麼，若要做到「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就要另想辦法。結果，他接受王欽若的建議，利用宗教來迷醉朝野，安定人心，同時也可以自我安慰，仰仗神力來保佑平安。於是他就假託天神在夢中來降，要他在正殿建「黃籙道場」一個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等等詭話。又使人謊報得天書於泰山，要群臣上表，推尊道號，自稱為「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從此以後，北宋的三百年天下，便與道教的神秘政策結了不解之緣。後來自稱為「道君皇帝」的迷信大師宋徽宗的北狩，何嘗不是宋真宗的前因所誤。

一個國家的大政，絕對不能與宗教的作為混為一體，從古今中外人文歷史的記錄上去求證，凡是宗教與政治混合的時代，政教（宗教）不分的國土，結果沒有一個不徹底失敗的。不但汙衊了宗教，同時也斷送了國家。政治，畢竟是現實智慧的實際成果。宗教，始終是昇華現實的出世事業。如果強調宗教就是現實世間的事，那麼不是別有用心，就非愚即狂了。所以，宋真宗要想利用宗教的迷信而「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的當時，最大的顧忌，就怕宰輔大臣——同平章事王旦不同意。開始是試探，結果沒有辦法溝通。於是一方面由王欽若來婉轉疏通意見，一方面真宗派宮監夜裡送重禮到王旦的相府上去，並不說明來意是為了什麼要有這樣重的賞賜。這是當皇帝的公然賄賂大臣的傑作。因此弄得公正持重的名臣王旦有口難言，只好隨聲附和。如果寇準不被擠出中朝政府，恐怕「神道設教」就無法作為這個豪賭的賭注。後來王旦在臨終時，雖然宋真宗親自到病床旁邊探病，御手調藥，每天還三四次派人詢問病況，並由宮中送來薯蕷（山藥）粥。但是王旦耿耿於懷的事，卻無法因此釋然。他在臨死時，還吩咐家人要把他剃了鬚髮，穿上和尚的僧衣，表示抗議，表示懺悔。自恨當時對「天書」的愚民政策，沒有盡心竭力地勸諫，認為是一大罪過。

我們引用了這一段歷史的事實，來說明《老子》這一章「使民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被宋真宗反用的前因後果，當然並非老子的本意，更不可隨便又給老子背上黑鍋。

總之，我們不要忘了老子著述的本意，首重效法自然道德的原則，假如人們都在道德的生活中，既不尚賢，又無慾而不爭，那當然合乎自然的規範，也就自然是太平無事的天下了。《禮記·禮運》一篇的記載，首先說明孔子的嘆息，也是如此。時代到了後世，人人不能自修道德，人人不能善自整治爭心和慾望，只拿老子那些嘆古惜今的話來當教條，那當然是背道而馳，愈說愈遠了。

道衝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道與存在不存在間

緊接上章「為無為，則無不治」的用而勿用，勿用而用之後，便提出「道衝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作為「用道而不為道所用」的更進一層說明。在這裡首先要了解「衝」字與「盈」字是對等性的。「衝」字在《老子》這一章句中的意思，應該作為沖和謙虛的「謙沖」解釋。換言之，衝，便是虛而不滿，同時有源遠流長、綿綿不絕的涵義。如果解釋「衝」便是用中而不執一端或不執一邊的意思，也可以相通。總之，知道道的妙用在於謙沖不已，猶如來自山長水遠處的流泉，涓涓汩汩而流注不休，終而匯聚成無底的深淵，不拒傾注，永遠沒有滿盈而無止境。如果瞭解道的衝而不盈的妙用，它便如生生不已，永無休止，能生萬物的那個想象中的宗主功能一樣，就可應用無方，量同太虛。

能夠做到沖虛而不盈不滿，自然可以頓挫堅銳，化解紛擾。然後參和它的光景，互同它的塵象。但它依然是澄澄湛湛，和而不雜，同而不流的若存若亡於其間。倘使真能做到這種造詣，完成這種素養，便無法知道它究竟是「誰」之子？似人而非人，似神而非神，實在無法比擬它像個什麼。假使真有一個能主宰萬有的大帝，那麼，這個能創造大帝的又是誰？這個「誰之子」的「誰」，才是創造大帝與萬物的根本功能，也姑且強名之叫它是「道」。但是道本無形，道本無名，叫它是「道」，便已非道。因此，只好形容它是「象帝之先」。

本章的原文，大意已經如前面所講。但它內涵的流變，傳到後世，便有從個人修養去體會它本意的一面；又有從對人處事等事功去領略它妙用的一面。從個人修養上去體會的，屬於修習道術的神仙丹道派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