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程車來了。我們擁抱、親吻，然後又擁抱了一下，告別。她走之後，雖然我無法證明宇宙有了明顯的變化，但是對我來說，周圍的一切分解成了模糊的色塊，色塊之間的空隙越來越大。

一滴。又一滴。雨越下越急，砸在水泥地面上發出肅穆的聲音，曼哈頓漸漸褪去了水霧面具，露出了跳動的心臟。媽媽給我買的外衣溼透了，縮水後衣服變緊了，本來衣服就不大，她還沒有完全習慣我已經是超過一米八的成年人，不再比同齡人矮小了。當你二十多歲的時候，就沒有比同齡人發育慢這回事了。

窗內的人群紛紛落座，但是我寧願在外面淋雨也不想加入他們。我原地挪了幾下，把身體的重量換到右腿。雖然已經過去了很多年，但是曾經摔斷的地方還是會疼。我告訴自己是下雨的緣故，但其實是心理原因。與此同時，我身後的河水漲潮了。

我出國了。這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我不想回學校了，主要是不想在校園裡碰見艾米。開學前我開車去學校諮詢辦理轉學，見到一位身材嬌小、年長的負責人，她的眉毛上挑，好像時刻質疑著什麼。當我問她怎麼轉學的時候，她鎮靜地放下手中的鋼筆，雙手交疊支著下巴看著我。

「為什麼要轉學？」她問。

「我只是不想待在這裡。」

她笑容友善地搖搖頭，好像不止一次聽過這樣的話。

「你學了什麼外語？」她問。

「西班牙語。」雖然我不知道這有什麼關係，但是我需要給她一個答案。

「你不需要轉學，」她說，「去西班牙吧。」

就這樣，我大學的最後一年去了巴塞羅那。學校負責人認為出國能夠治癒心碎，她是對的。當然不是馬上見效。雖然寄宿家庭和同學都很親切友好，但我還是常常迷失在歌德區迷宮一樣的街道里，腦子裡想的全都是艾米。不過終於，我偶遇了這次旅行的意義。

高低不平的鵝卵石地面上有一張小桌子，三個年輕的外國人正圍著桌子熱切地辯論著什麼。我從外表和穿著判斷他們是外國人，不過後來才確認了。金髮碧眼的德國人赫伯塔靠在桌子旁，她的西班牙語水平跟我差不多，一邊說話一邊用手不停地比劃。韓國男生鍾夏咧著嘴笑，對著她翻了個白眼搖搖頭。智利男生文森特會說流利的西班牙語，外表看上去跟本地人沒什麼區別，他斜躺著，雙腳搭在旁邊的椅子上。他看見我之後，收起雙腿站了起來。

「有個學者來了，」他說，「問他。」

赫伯塔看了我一眼，問文森特：「他去過斯洛伐克嗎？」

「我不知道，」文森特回答，一臉期待地看著我，「你去過斯洛伐克嗎？」

「沒去過。」我回答。

「克羅埃西亞呢？」赫伯塔又問，「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我搖頭。赫伯塔誇張地揮了一下手，告訴其他人：「他沒有資格做獨立裁判。」

「胡說，」鍾夏說，「他肯定知道什麼事，問問他。」

雖然他們的討論聽上去似乎很嚴肅，但我從他們的表情和漫不經心地放在桌子上的空酒杯判斷這只是個遊戲。在這個平靜、溫暖的夜晚，在這個城市的其他角落，酒吧嘈雜的聲音馬上就要響起了，但三位鬧中取靜的辯手似乎沒有結束對戰的意思。

「你們要問什麼？」

「好吧，」赫伯塔誇張地嘆了口氣，她的嘴唇咧開一抹微笑，「吸血鬼做愛嗎？」

我不知道，我們也一直沒有達成共識，但是談話一直進行到了第二天日出，桌子上又多了幾個空酒瓶。當我坐在最後一個空位子上的時候，這個小小的聚會有了圓滿的感覺。其他人跟我一樣，來西班牙學習一年。他們幾周前才剛剛認識，但我們好像是認識了幾十年的老友一樣。時間一天天過去。我開始逃課，不眠不休地跑到蘭布拉大道加入他們，其實已經不是我加入他們或者他們加入我，因為「我」很快就變成了「我們」。

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泡在巴塞羅那的咖啡館裡談天說地，開懷大笑，偶爾還會去其他的城市探險。有時候我們想進行室外活動，就偷偷溜進奧林匹克運動場，在巨大的賽道上比賽。赫伯塔最喜歡的專案是螃蟹走十米之後選擇：1.乾杯，2.說一個秘密，3.脫一件衣服。

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會探討自己的人生哲學：存在主義的合理性，有沒有不同大小的無極限，吃了哪道冷盤放的屁最臭，等等。我們事無鉅細，都懷著極大的熱情認真思考。我們觀察、舞蹈、大笑和歌唱，文森特說我們像惠特曼一樣，用自己的肉身作詩。「四角詩人」是我們的隊名，不過我們誰都沒寫過詩，世界也沒有四個角落。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是四個來自遠方的陌生人。

我們一直故意忽略這個事實，但是大家早晚都得離開巴塞羅那。學年結束了，房東略顯憂傷地囑咐我要保持聯絡。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都覺得離開不可思議。

「為什麼？」我們問，「我們為什麼不留下呢？」

這個提議引起大家的共鳴。「難道我們不快樂嗎？」我們說，「這對我們來說不就是家嗎？我們會找到工作，租一間公寓，移民到西班牙，一起住在這裡。這不就行了嗎？我們為什麼不留下？」

短暫的沉默之後，有人說是因為錢，有人說簽證、機票還有家人的期待。可是這些原因不是明確答覆，也不是絕對理由，不能解釋為什麼生活必須是這個樣子。即便如此不捨，我們還是沒有留下。大家整理好行裝，各自登上飛機，向現實屈服，回到了來時的角落。再見了，再見了，再見了。

我們再次變成了我。

空氣中沒有一絲風。雨滴重重擊打著紐約，像是拳頭一樣砸在身上，身上的灰色薄外套彷彿被雨水剝離，自己赤裸地暴露在雨中，我不想進去面對一圈陌生人，反而覺得身後的河水更親切和安全。

一顆心破碎前能夠承受多少次打擊？失去艾米是第一擊，失去詩人朋友是第二擊，失業、搬去跟父母住也算……棒球也早就放棄了。我不知道人一生中能承受多少下，也許是無限的，也許某個時候開始人們就不再嘗試了。

我沒有跟家人提起過心臟的疼痛，而是讓他們把注意力放在我找不到工作養活自己這件事上，大家都認為這是我「憂鬱」（媽媽的原話是「消沉」）的原因。大學最後一年出國對於找工作來說不是最好的選擇，但事實是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差別。經濟不景氣，前途渺茫，有沒有文憑都差不多。我考慮過開始自己的諮詢業務，但是家人們不是很支援。爸爸說我現在什麼都不知道，迪恩在他的會計事務所幫我找了一份入門級的工作，媽媽給我買了一套面試穿的西裝。

工作日，我告訴媽媽去面試，然後穿著正裝坐地鐵去紐約，但其實我只是在中央公園散步，一直到晚上坐火車回家。這天下午，我坐在椅子上，盯著《愛麗絲夢遊仙境》的雕像看，心想自己寧願變成愛麗絲身邊的一朵黃銅蘑菇，突然，我注意到了「瘋帽子」的帽子側面貼著一張傳單，那是一張自殺干預小組的邀請函，也就是現在亮著燈的窗戶里正在舉行的集會。

我想自己可能無法接受。身後河水低沉的呼喚變得越來越誘人。如果我轉身面向河流，窗戶裡的人會永遠從我面前消失。我還是轉身了。

這時，一輛黃色計程車突然出現在路邊，車輪擦過溼透的瀝青地面發出刺耳的摩擦聲。車緩緩停下，車頭燈的光束掃過我的膝蓋，後門猛地彈開，一個年輕女人一步跨進了雨中，用一個大大的筆記本遮住頭。她關上車門，衝向大樓，咔嗒咔嗒的腳步聲越來越近，她走過我身邊時突然停住，從她的臨時雨具下面打量著我。

「你的雨傘怎麼了？」她問。

我低頭看見手裡攥著一把合著的雨傘，我忘了自己帶著傘。

她似乎被我的反應逗笑了，黑色的眼睛閃著光，表情有些困惑。她放下筆記本，雨水很快浸溼了她的灰色外套，黑色的短髮貼著頭皮。這一刻，她站在雨中，淋著雨微笑著，然後望向亮著燈的視窗。

「對了，」她說，「我們進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