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好訊息，一個壞訊息。好訊息是生命（或者類似的意思）之後還有生命。壞訊息是讓-克洛德·維爾納夫是個戀屍癖。

死神突然降臨在我頭上，時間是凌晨四點鐘，地點在巴黎一家歌廳。此前，我的私人醫生提醒過此事，但有些事情是壓倒理智的。我曾經錯誤地以為，跳舞和喝酒不會是我人生中最危險的激情（現在我有些後悔了）。此外，我在弗拉薩合金公司一成不變的中層工作也促使我每天夜裡得去巴黎時尚場所尋找工作以及人們所說的內心生活裡，找不到的東西——從某種過量中獲得的強烈愉悅。

但是，現在寧肯不說或者儘量少說此事吧。不久前我離婚了。我去世的時候三十四歲。死前我毫無察覺。突然之間，心臟針刺般地劇痛，腦海裡閃過塞西爾·朗巴勒的面容，她是我的夢中情人，如往常一樣不動聲色，舞池在一個旋渦中劇烈旋轉，吞沒跳舞的人群和暗影，接著是短暫的黑暗。

後來，一切依然像有些影片裡演的那樣，對此，我願意說上幾句。

我生前既不聰明也不出眾。如今還是老樣子（雖然我學了很多）。我說的聰明是指慣於思考。現在我有些勁頭，有些愛好。這就是說，我不是個愚昧無知的人。說得客觀些，從來都不是。不錯，我學過企業管理，但是這並不妨礙我時不時地閱讀好小說，時不時地上劇場，我去電影院的次數比一般人多得多。有些電影是我前妻逼著我不得不看的，更多的影片是出於影迷的志趣而去看的。

如同許多人一樣，我也看過《人鬼情未了》，不知道你們是不是還記得這部片子，非常賣座，片子裡有黛米·摩爾和烏比·戈德堡，就是那部殺害了帕特里克·斯威茲的片子，他的屍體被扔在曼哈頓一條街上，也許是一條小巷裡吧，一句話，是個骯髒的地方，與此同時，帕特里克的亡靈離開了肉體，這是在炫耀電影特技（尤其是在那個時期），他目瞪口呆地望著自己的屍體。好了，可是對我來說，（除了特技）我覺得這很愚蠢。這種處理方式很簡單，很膚淺，讓人覺得不可信，是典型的美國電影慣用的伎倆。

但是，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時，情況恰好一模一樣。當時我就驚呆了，原因首先是我竟然死了，這可是意外，我猜想，除非這是自殺；其次，是因為我不情願地演了《人鬼情未了》中最糟糕的一場戲。在我經歷過的成千上萬件事裡，這個經驗讓我想到，美國人的幼稚背後，往往隱藏著我們歐洲人無法或者不願理解的東西。但是，我死後沒有想到這一點。假如我是樂意死的，也許會放聲大笑。

人可以習慣一切。那天黎明時分，我感到眩暈，或者說是感到喝醉了，並非因為我死去的當天夜裡喝了烈酒，我沒喝烈酒，只喝了一晚上菠蘿汁和無酒精啤酒，眩暈是因為死亡留下的印象，因為害怕死亡，因為不知道死後會如何。人一死，現實世界稍稍「動」一下，就會讓人眩暈。這就好像你忽然間拿起了度數不同的眼鏡戴上，儘管和你原來的差別不大，但是畢竟不一樣。而更糟糕的是你知道你拿起來的眼鏡就是你自己的，並沒有弄錯。現實世界稍稍向右「動」一下，向下「動」一下，你和固定物體之間的距離就悄然發生了變化，而這個變化會讓人覺得是個深淵，深淵會讓你感到眩暈，不過也沒大關係。

真讓人想哭，或者說，真讓人想祈禱。當亡靈的最初幾分鐘如同在拳擊賽中被快速擊倒。你像昏頭昏腦的拳擊手那樣在拳擊場漸漸從你眼前消失的漫長時刻裡晃悠著身體。但是，接著，你鎮靜下來了，通常你做的事情就是跟著你身邊的人走，跟著你的未婚妻、你的朋友們走，或者反之，跟著自己的屍體走。

我跟著塞西爾·朗巴勒走，我的夢中情人，我死之前和她在一起，見過她。可是，我的亡靈離開了肉體之後就再也沒見到她，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她。這讓我大吃一驚，感到極為沮喪，尤其現在我一想到此事就特別失望，儘管當時我來不及抱怨。當時，我的亡靈在那裡望著自己的屍體姿勢奇怪地躺在地上，好像在跳舞時由於心臟病突然發作而死，我渾身虛弱乏力，或者說，好像我不是死於心臟停止跳動，而是從摩天大樓的陽臺上縱身而下，我望著地面，打轉，落地，因為我完全是頭暈目眩的。與此同時，一個好心人（到處都有好心人）給我做了人工呼吸（或者說是給我的屍體做了人工呼吸）。後來，又有一個好心人拍打我的心臟，再後來有人想起來應該關掉音樂，一陣不滿意的嘟囔聲傳遍了整個舞廳，雖然已經夜深，但舞廳裡仍然擁擠。一個服務員，也可能是保安，用嚴肅的聲音下著命令，任何人不準碰我的身體，應該等警察和法官來驗屍。我雖然處於半昏迷狀態，可是很想告訴他們：請大家再試試叫醒我，讓我恢復知覺。但是，人們累了，等到有人說警察來了，大家紛紛後退，只剩下我的屍體躺在舞池一側，雙眼緊閉，直到有個好心人給我蓋上一塊桌布，蓋上那已經徹底死去的肉體。

後來，警察來了，有幾個人為眾人已經知道的事情做了證明。再後來法官來了。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發覺塞西爾·朗巴勒已經從舞廳裡消失不見了。因此，當人們把我抬起來塞進一輛救護車的時候，我是跟著護工的，我被塞進救護車的後邊，跟著護工們一起消失在巴黎空空蕩蕩、悽悽慘慘的拂曉裡。

那時我覺得我的肉體或者說前肉體（我不知這話該怎麼說），實在太渺小了，它要面對一團死神官僚作風的亂麻。他們先是把我的屍體運進了醫院的地下室，我無法確切地知道那裡是不是醫院，裡面有個戴眼鏡的姑娘命令手下脫光我的衣裳，後來，房間裡剩下她一個人了，她用了好長時間檢查我、觸控我。後來有人給我蒙上一床被單，在另外一個房間，有人取了我的全部指紋。再後來，有人把我送回第一個房間裡，這一回那裡沒人，我待了好長時間，我覺得很長，沒法估計時間。可能只是幾分鐘，可我覺得越來越無聊了。

片刻後，一個黑人擔架工來找我，把我推進了另一層地下室，交給兩個同樣身穿白大褂的年輕小夥子，可是不知為什麼，從一開始這兩個人就讓我產生了懷疑。可能是他倆刻意雕琢的說話方式，洩露出二人是末流的藝術家，也可能是他倆戴的耳環，六邊形耳環，模模糊糊地像從鬼怪獸籠裡跑出來的動物，是那個時期經常泡舞廳的摩登青年戴的那種耳環。那個時期，我也很不負責任地經常光顧舞廳。

那兩個穿白大褂的護工在一個本子上登記了什麼，跟那個黑人聊了一會兒（我不知道他們談了什麼）。後來，那黑人走了，就剩下我們三個人。就是說，房間裡那兩個小夥子坐在桌子後面，一面填寫表格一面聊天，還有就是我的屍體躺在擔架上，從頭到腳蒙著床單。我的亡靈在我遺體一側，左手扶著擔架的金屬凸緣，努力想一想有什麼東西可以幫助弄清楚未來幾天的形勢，前提是如果還有未來的話，這在那時是一點也不清楚的。

後來，其中一個小夥子來到擔架旁，掀開我身上的床單（或者說是掀開我屍體上的床單），他看了我幾秒鐘，表情沉思的樣子，不是什麼好兆頭。片刻後，他又蒙上了屍體，二人推著擔架車到了隔壁房間，像是冷凍的蜂窩，很快我就發現那裡是停屍房。我從來沒想過在這樣一個普通的夜晚，巴黎有這麼多人死去。他倆把我的屍體塞進一個冷藏壁櫃裡，然後就離開了。我的亡靈沒有跟著他倆走。

我在停屍房整整待了一天。有時，我到門口看看，那門上有一扇小玻璃窗，看看隔壁房間牆壁上的掛鐘是幾點。慢慢地，我的眩暈感越來越輕，但某個時刻還有恐懼感，那時我想到了地獄、天堂，想到了上帝的賞罰，但是這種沒道理的擔憂沒有持續很久。說實話，我開始感覺好多了。

在這一天的時間裡，又運進來一些新死屍。但是，沒有亡靈陪伴。大約下午四點左右，進來一個近視的青年，他給我做解剖，然後寫下了我猝死的原因。我必須承認自己不忍心看人家是如何對我開刀的。但是，解剖室我是去了，親耳聽到了法醫和他的助手——一個相當漂亮的女孩——是如何快速、有效地工作的，如果各級政府官員都能像他和她那樣工作就好了。他們幹活時，我背對著屍體，面向象牙白色的牆壁。後來，他們把我清洗乾淨，縫合刀口，一個擔架工又把我推回了停屍房。

直到夜裡十一點，我一直坐在冷藏壁櫃前面的地上，有一會兒我以為自己睡著了，可是並沒有睡，也不需要睡。於是，我就繼續思考往事和未來（總得有個叫法吧）神秘莫測的前景。白天人來人往，像是不被注意到的涓涓細流，到了夜裡十點以後就停止了，或者大大減少了。十一點過五分，那兩個戴六邊形耳環的年輕人又出現了。他倆開門時嚇了我一跳。但是，我已經習慣了亡靈的身份，因此認出他倆之後，就繼續坐在地上，繼續想現在我和塞西爾·朗巴勒之間的距離，這距離可比我活著的時候大多了。我們總是在事情已經沒有辦法的時候才有所覺察。我活著的時候擔心自己是塞西爾·朗巴勒手中的玩具（或者不如玩具的什麼東西），如今既然我已經死了，那種曾使我夜夜失眠、極度不安的命運反倒突然讓我覺得甜蜜了起來，甚至有了股高雅勁兒，還徒增了不少分量：現實畢竟是牢固的。

上面我正說到兩位時髦的擔架工。我看見他倆進了停屍房，注意到他們的動作中有一種謹慎，這與他倆像貓咪或歌廳駐唱歌手一樣迷人的外表極不相稱，起初我沒有注意他倆的動作和低聲細語，直到最後其中一人開啟了我屍體棲身的壁櫃，我才警覺起來。

於是，我從地上站了起來，注視著他倆。他倆的動作像有經驗的職業老手，把我的屍體放到一輛擔架車上。接著，推著擔架車離開了停屍房，步入一條長長的走廊，那裡有些許坡度，直通大樓停車場。有一瞬間，我以為他倆是在盜竊我的屍體。我荒唐地聯想到塞西爾·朗巴勒，想到她那張白淨的面龐從停車場的黑暗裡冉冉升起，想象著她付酬金給這兩個冒牌藝術家，為撈出我的屍體而支付的酬金。但是，停車場上空無一人——顯然，我距離恢復判斷力，或者說恢復鎮定，還有段距離。

說心裡話，我一直盼望著能安安靜靜過一夜。

有一陣兒，我再次產生了剛成為亡靈時的那種眩暈感，我繼續膽怯和不放心地跟著他倆穿行在一排排不安全的汽車之間。後來，他倆把我的屍體裝進了一輛灰色雷諾牌轎車的後備廂裡，車身上到處是小小的凹痕。我們離開了大樓的心臟——我已經把那裡當成我的家了——向著巴黎最自由的暗夜駛去。

我已經不記得駛過了哪些大街小巷。根據我仔細觀察後的判斷，這兩個擔架工是吸了毒的，他倆談到的人物遠遠高於他倆的社會階層。很快我就證實了我的第一印象：這是兩個窮光蛋。但是，從他倆說話的語氣看，似乎暫時還心懷希望，似乎暫時還是頭腦簡單的，這讓我對他倆有了親近感。就本質而言，我們三個很像，不是說現在，也不是說我生前的時候，而是我腦海裡二十二或者二十五歲時的樣子，那時候我還在唸書，以為世界有一天會拜倒在我腳下。

雷諾牌轎車在巴黎某個私人社群的豪宅旁邊停了下來。至少我是這麼認為的。兩個冒牌藝術家中的一人下了車，按按門鈴。片刻後有個聲音從黑暗裡傳來命令，不對，是「建議」：請您把車子停在右邊一點，然後請抬頭。那擔架工遵照指示抬起了頭。另外那個擔架工從車窗裡露出臉來，揮手對著柵欄上方的監視器鏡頭打招呼。那聲音清清嗓子（那時我猜到一會兒要見一個非常孤僻的人了）說道：你們可以進來了。

鐵柵欄門立刻發出輕微的嘎吱聲，慢慢地開了。雷諾開上了一條在一座花園裡繞來繞去的路。花園裡種滿了樹木，那疏於照看的樣子更像是主人的率性而為，而不是懶惰。我們在豪宅的一側停車。就在擔架工把我的屍體從後備廂裡抬出來的同時，我氣餒又驚訝地望著豪宅。我一輩子也沒到過這樣的地方。它看上去年代久遠，肯定價值連城。建築方面我還懂得一點。

我們從側門進去，經過廚房——它像倒閉多年的餐廳的廚房，乾淨、冷冰冰——然後走過一條黑暗的通道，最後來到一個電梯間，電梯把我們送到地下室。電梯的門一開啟，我們就看見了讓-克洛德·維爾納夫。我立刻認出來那就是他，花白的長髮、厚玻璃眼鏡、灰色的眼神，像是沒人看護的孩子，而樣子堅定的薄嘴唇則暴露出他是一個非常明白自己要求的男人。他身穿牛仔褲和短袖白襯衫。這身服裝讓我覺得刺眼，因為以前從照片上看到的維爾納夫總是衣冠楚楚。是的，他衣著適度，卻很高雅。但我眼前這個維爾納夫則像個不睡覺的老搖滾樂迷，不過他走路的樣子很特別，我是不會弄錯的，還是那種我從電視上看過很多次的樣子——不自信的樣子，就是展示完他秋冬或者春夏的服裝作品之後，要跳到t形臺上的樣子，有人會說，那是迫不得已，是被他心愛的女模特們拉到舞臺上接受觀眾一致喝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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