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表面上很好地處理了此次分手（這是她第一次被人拋棄），但短短幾個月後，她的憂鬱症又犯了，她不得不停止工作一段時間，開始接受心理治療，但效果不大。她吃的各種藥抑制了她的性慾，儘管她試圖跟別人上床，其中也包括我，但結果總不令人滿意。我倆見面的時間很短，總的來說，結果很糟。克拉拉又對我說起了那些不讓她安靜的老鼠。她一緊張，就總是去衛生間，我倆上床的第一夜，她去了十次衛生間。她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事實上，有一次，她說她靈魂裡有三個克拉拉：一個小女孩、一個被家庭奴役的老太婆和一個年輕女人的克拉拉，她想徹底離開那座城市，想畫畫，想攝影，想旅遊，想活下去。我和她重逢的頭幾天，很擔心她輕生，有時甚至都不敢出門買東西，害怕回來時她已經死掉了。但是，過了幾天，我的擔憂煙消雲散了，我意識到（也許是便於說服我自己）克拉拉不會自殺，不會跳樓，什麼也不會幹。

不久後我就走了，但這一回我決心每隔一段時間給她打一次電話，決心與她的一位朋友保持聯絡，這人可以隨時通知我發生了什麼事（哪怕只是偶爾的訊息）。我也因此知道了一些也許不知道更好的事情，知道了一些對我平靜生活毫無益處的意外事件，知道了一些自私的人永遠應該小心迴避的故事。克拉拉又重新開始工作了（她吃的新藥對情緒產生了神奇的效果），但不久之後，她被派到南方另外一個城市的分支機構去了，儘管不是太遠，這可能是她請長假的後果。她搬了家，開始去健身房（三十四歲的她已遠不如十七歲我認識她時美貌），還認識了新朋友。她就是這樣認識了帕科的，也是離婚的人。

不久，他們就結婚了。起初，帕科會對每個願意聽的人說起克拉拉拍的照片、畫的畫。克拉拉以為帕科是個聰明的、有品位的人。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帕科對克拉拉的藝術追求失去了興趣，他想要個孩子。那時，克拉拉已經三十五歲了，對要孩子的想法毫無熱情，但最後還是讓步了，他們有了孩子。據克拉拉說，這個孩子滿足了她全部的願望，這是她的原話。據她的朋友們說，她的情況更糟了，無論這話指的是什麼。

有一次，我不得不在克拉拉住的城市過夜，原因與這個故事無關。我從旅館打電話給她，問她住在哪裡，跟她約定次日見面。我本來更願意當天夜裡就去見她，但自從我倆上次見面後，克拉拉就把我視作某種敵人，也許她有她的道理。所以我並沒有堅持當天見面。

我幾乎認不出她了。她胖了，雖然化了妝，但看起來還是很憔悴，與其說是因為歲月，倒不如說是因為受挫，這讓我吃了一驚，因為我一直都不覺得克拉拉有什麼熱切渴望。既然沒有任何渴望，又怎麼會有受挫的感覺呢？她的笑容也變了，從前笑得熱情，有點傻氣，總之是一種省城少女的微笑，但如今是一種刻薄傷人的笑，很容易讓人看出笑容背後的怨恨、憤怒、嫉妒。我和她像兩個傻瓜一樣親親面頰，然後落座，一時間不知說什麼才好。是我打破了沉默。我問了些有關她兒子的事。她說他在幼兒園裡，然後問起了我的孩子。他很好，我說。我倆意識到，如果不做點什麼，那肯定會變成一次令人難以忍受的會面。克拉拉問：我看起來怎麼樣？那話聽起來好像是要我給她一記耳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說：跟從前一樣。我記得我倆喝了咖啡，後來沿著一條直通火車站的大街散步，路兩旁種滿了梧桐。我乘坐的火車就要開了，我倆在火車站入口告別，後來我再也沒見過她。

沒錯，在她去世前，我倆一直保持電話聯絡。每隔三四個月，我給她打一次電話。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已經學會在我們的交談中絕不觸及個人或隱私的事情（有點像在酒吧跟陌生人只談足球的樣子），所以我倆就說說家庭，像立體派詩歌般抽象的家庭，談談她兒子的學校，她的工作，她一直在同一個地方工作，時間一長，她已經瞭解了每個同事的生活、每個主管的麻煩事，這些秘密給了她非常多的，也許是過於多的快樂。有一回，我試著套出關於她丈夫的事來，但剛一觸及這個問題，克拉拉就沉默了。有一次，我說：你應該過得更好些。克拉拉回答說：這很奇怪。我問：奇怪什麼？克拉拉說：奇怪你會說出這話來，恰恰是你說出這樣的話來。我試圖趕快改變話題，說投進去的硬幣要用光了（我一直沒有自己的電話，也不打算有，我一直是在公用電話亭裡打電話），我急急忙忙說了再見，就把電話給掛了。我意識到，我已經不能再跟克拉拉吵架了，不能再聽她翻出那些沒完沒了的辯解理由。

前不久，一天夜裡，她告訴我她得了癌症。那語氣像往常一樣冰冷，跟多年前告訴我她參加選美比賽的語氣一樣，跟一個差勁的敘事者懷著厭惡情緒講自己的生活的語氣一樣，感嘆句總用錯地方，總略過該深入、該切中要害的地方。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那時我問她，有沒有去看過醫生，彷彿是她自己（或者是在帕科的幫助下）診斷出了癌症。她說：當然去過。我聽見電話那一頭傳來類似青蛙的叫聲。她哈哈大笑。我倆簡單談談各自的孩子，然後，可能是因為感到孤獨無聊吧，她要我講講我的生活。我信口編造了些腦子裡冒出來的事，答應下週再給她打電話。那天夜裡我睡得很不好。噩夢連著噩夢，突然就醒了，喊了一聲，確信克拉拉騙了我，她沒患癌症，她有事，這是毫無疑問的，過去二十年間，她總出事，都是雞毛蒜皮的破事，充滿屎和嬉笑的事，但她並沒有患癌症。清晨五點，我起床去海濱林蔭道散步，風吹著我的背，這有些奇怪，因為風通常都是從海上吹來，很少從城裡吹向大海。我一口氣走到電話亭，它在海濱林蔭道上最大酒吧之一的露臺旁。此時露臺上空無一人，椅子用鎖鏈捆綁在桌子上。但是，不遠處，靠近海邊的地方，有個流浪漢睡在長椅上，他立起膝蓋，時不時抖動一下，好像在做噩夢。

我撥通了電話本上唯一一個歸屬地是克拉拉的城市卻並非打給克拉拉的號碼。過了好一會兒，一個女人接起電話。我說了我是誰，但忽然間我說不下去了。我以為對方會掛掉電話，但聽到一聲打火機的聲響，接著是吸菸的聲音。那女人問：你還在嗎？我說：在。她說：你要找克拉拉？我說：是。她說：她是不是跟你說她得了癌症？我說：是。那女人說：是真的。

忽然間，從我認識克拉拉以來的往事一下子湧上了心頭，我曾經歷的每件事，多數與克拉拉無關，都浮現在腦海裡。我不知道電話那頭的女人還說了些什麼，她距離我幾千英里之遙。我記得，我不由自主地哭了起來，就像魯文·達里奧詩中所寫的那樣，接著在口袋裡找香菸，聽到了對方的隻言片語：醫生、幾次手術、乳房切除術、爭論、不同的看法、多次商議。它們為我展示出一個我永遠無法瞭解、撫摸和幫助的克拉拉。一個永遠拯救不了我的克拉拉。

我掛電話時，那個流浪漢就站在我身邊，距離我一米遠。我沒聽見他的腳步聲。他身材高大，穿著對這個季節來說太厚的衣服。他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像是近視眼，或者擔心我做出意外之舉。那個時候，我太難過了，甚至忘記了害怕，儘管後來，我走在城中曲折的歸途上才意識到，看見那個流浪漢的瞬間我忘了克拉拉，而這僅僅只是個開始。

那之後我們通話更頻繁了。有幾周，我一天打給她兩次，都是簡短、愚蠢的對話，我唯一想知道的事卻說不出口，所以就隨便閒聊，想起什麼就說什麼，還有很多我希望逗她發笑的廢話。有一次我變得懷舊起來，努力回憶過去的時光，但克拉拉卻立即披上她那冷漠的鎧甲，我很快明白了她的意思，放棄回憶。隨著她的手術日期臨近，我更頻繁地打電話給她。有一次，我跟她兒子通了話，還有一次跟帕科通了話。兩人還好，聽上去很好，至少不像我那麼緊張。也可能是我弄錯了。實際上，肯定是錯了。一天下午，克拉拉說：大家都為我操心。我想，她說的是她丈夫和她兒子，但實際上，「大家」包括更多的人，比我能想到的還多，是「所有的人」。克拉拉應該住院的前一天，我打電話給她。是帕科接的。克拉拉不在家。兩天前，就沒人知道她的訊息了。根據帕科的口氣判斷，我感覺他懷疑克拉拉在我這裡。我坦率地告訴他：克拉拉不在我這裡。但是，當天夜裡我衷心希望克拉拉能出現在我家裡。我點著燈等她，最後在沙發上睡著了，夢見一個美麗至極的女子，但不是克拉拉，是個高個子的女人，消瘦，小乳房，長腿，深褐色眼睛，肯定不是克拉拉，這個女人的出現替代了克拉拉，把克拉拉簡化成一個可憐的、迷失的、渾身顫抖著的四十歲女人。

她沒來我家。

第二天，我再次給帕科打了電話。兩天後，我又打了。依然沒有克拉拉的音信。第三次打過去的時候，帕科說起了他兒子埋怨克拉拉的這種行為。他說：我每天晚上都想，她到底在什麼地方？根據他的口氣和措辭，我知道他需要我的，或其他任何人的友誼。可是我沒條件給他提供這種安慰。

阿爾赫西拉斯（algeciras），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位於直布羅陀海峽東北側。

魯文·達里奧（rubendario，1867—1916），尼加拉瓜詩人，現代主義詩歌運動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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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遠的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