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節前那幾天，我心情特壞，近乎絕望。我開始無緣無故地討厭這所學校，討厭它的運作方式，討厭它的選址：位於優美天然的景色中央，卻顯得暗淡隱蔽，像個監獄。艾莉森不再寫信了，我也變得越來越孤獨了，這是常理之中的事。外部世界，英國，倫敦，變得虛幻起來，這很荒唐，有時甚至令人害怕。我斷斷續續與之保持書信聯絡的兩三位牛津朋友，也沉落到地平線之下湮沒了。我有偶爾收聽英國廣播公司海外廣播的習慣，但這些新聞廣播似乎是來自月球的，它們所關注的時局與社會和我已經沒有任何聯絡。難得一見的英國報紙變得越來越像它們自己的系列特寫「百年前的今天」。全島的人似乎都感受到了這種與當代現實隔絕的處境。每天從雅典開來的船出現在東北地平線上之前幾個小時，港口的碼頭上總是擠滿了人。儘管他們知道船隻停靠五分鐘，上船或下船的旅客可能不到五個，他們還是要看。我們彷彿都是囚犯，對獲救仍然抱有渺茫的希望。

然而小島依然十分美麗。臨近聖誕節時，天氣變得惡劣又嚴寒。咆哮的藍色大海捲起巨浪，狠狠地撞擊著學校海灘上的砂石。大陸上的群山覆蓋著皚皚白雪。越過波濤滾滾的大海，壯觀的白色山肩如同從北齋的畫中跳出一般，矗立在西北面。島上的小山變得更加光禿，更加寂靜。我出去散步往往是出於百無聊賴，但每次出去都能發現新的僻靜之處，新的地方。但是最後，這一十全十美的自然領域變得令人生畏了。在這片土地上，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能利用它，它不適合我。我是城裡人，我沒有根。我與自己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但又無法回到一個更古老的時代。結果我成了一個斯喀戎式的無所歸屬的人。

聖誕節假期來了。我到伯羅奔尼撒半島到處遊玩。我只能一個人去，好讓自己離開學校清靜一下。要是艾莉森沒有跟上別的男人，我會飛回英國去找她。我曾經考慮過要辭職，但又想到這樣打退堂鼓等於承認自己再次失敗。我對自己說，只要春天一來，情況就會有所改善。我一個人在斯巴達過聖誕，獨自在皮爾戈斯迎新年。乘船回弗雷澤斯之前，我在雅典待了一天，又去逛了一回妓院。

我很少想艾莉森，但我感覺到她的存在，也就是說，我想要把她抹去，但抹不掉。有時候我想終身不結婚，過隱修生活。有時候我又渴望有一個可以講話的姑娘。島上的女人是阿爾巴尼亞人種，灰黃色的臉略顯陰鬱，和獨立教會的教徒一樣容易被勾引。倒是有些男學生更吸引人，他們風度高雅，個性鮮明，和刻板的英國私立學校學生——一群穿粉紅色制服的螞蟻，全是從阿諾德的教學模子裡鑄造出來的——很不一樣。我有過和紀德一樣的矛盾心情，但得不到回應，因為資產階級的希臘最痛恨男色關係，阿諾德之流在那裡可以活得很自在。此外，我不是同性戀者，我只是懂得了（揭穿了我自己教育中的一個謊言）同性戀也可能帶來安慰。這不僅是因為孤寂——而是因為在希臘。何為道德、何為不道德的英國傳統觀念在這裡顯得十分可笑。我是否會做這種社會不可饒恕的事，純粹是個人的慾望問題，像抽不抽一個新牌子的香菸一樣，從道德觀點上看，事情就這麼簡單。在北邊，善和美也許是可以分離的，但在希臘則不然。

現在談我的詩。我已經開始寫詩，寫弗雷澤斯島，寫希臘。寫詩對於我，從哲學角度看是深刻的，從技術角度看是令人激動的。我越來越夢想能在文學上取得成功。我盯著房間的牆壁，一看就是幾個小時，想象好評如潮，著名詩人紛紛給我寫信；名望、讚美、更高的名望紛至沓來。當時我還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的絕妙定義，她說：「詩人與出版無緣」，當一個詩人就是一切，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詩人倒無所謂。這一聊以自慰的文學前景，是我脫離現實構築起來的，它開始支配我的生活。學校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個人如果被毫無意義的日常工作所包圍，怎麼能寫出完美的詩歌呢？

但是，三月裡一個淒涼的星期天，我對詩歌的衡量標準發生了重大變化。我把過去寫的希臘文詩歌拿出來讀，還它們以本來面目：大學生水平，沒有節奏，沒有結構，平庸的見解，用超量的華美修辭笨拙地加以掩飾。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學在東英格蘭寫的其他詩歌。它們也不見得好些，甚至更糟。發現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樣，幾乎把我徹底埋葬。我不是詩人！

這一發現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安慰，它帶給我的只是極端的憤怒：在同一個腦袋裡，進化的精靈竟然允許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寫作的極端無能並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慘叫，像兔子掉進了獵人的陷阱。我拿起過去所寫的全部詩歌，一頁一頁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發疼。

接著，我到山裡去散步，儘管當時天很冷，還下起了傾盆大雨。整個世界終於公開宣佈與我作對了。這是貨真價實的譴責，是我無法置之不理的。即使是我最壞的經歷，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們有如燃料、礦石，最終是可以利用的，並不全是廢物和痛苦的經歷。我歷來把詩歌看成是救急的工具——是緊急出口、救生衣、辯解。現在我身處茫茫大海，救生圈像鉛一樣沉下去了。我費了好大的勁才忍住了自憐的眼淚。我的臉僵硬麻木有如面具，與三角牆頂端雕像的臉無異。我在雨中走了好幾個小時。我墜入了地獄。

有一種人介入社會而毫無意識，另一種人則是通過控制社會來介入。第一種人是工具，是齒輪，第二種人是工程師，是司機。但是已經決定退出的人，只具備在自己的存在和虛無之間表示脫離社會的能力。這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想，我寫作，我繪畫，故我在」。連續幾天，我覺得自己充滿了虛無，比過去肉體上的和社會上的孤獨更可怕——一種被放逐到孤島上的形而上學之感。那是一種幾乎可以觸控到的東西，像癌症或肺結核。

才過了一天，不是一星期，就真的摸到了：早上醒來，我發現自己長了兩個瘡。我自己也料到會這樣。二月底我去過雅典，又逛了一次克菲西亞的妓院。那時我就知道自己又冒了一次險。當時似乎沒什麼事兒。

一整天，我處於震驚之中，未能採取任何行動。村裡有兩個醫生：一個是在職的，學校的醫務工作由他負責，另一個是不苟言笑的羅馬尼亞老人，雖處於半退休狀態，但還接待一些病人。校醫不斷進出教師休息室，我不能去找他。因此我去找了佩達雷斯庫醫生。

他看了兩個瘡，又看看我，聳聳肩。

「可喜可賀呀，」他說。

「是……」

「我介紹你到雅典去看一個醫生。我把他的地址給你。你是在雅典染上這個病的嗎？」我點點頭。「雅典的雞很會傳染，只有瘋子才會到雅典去上雞的當。」

他有一張蠟黃色的老臉，戴夾鼻眼鏡，笑中不懷好意。他是被我的問題逗笑的。我還是可以治好的。我雖然沒有傳染性，但不應再有性行為。他如果有適用藥品苄星青黴素，他是可以給我治的，但他弄不到這種藥。他聽說，在雅典的一傢俬人診所可以搞到，但我得花大錢了，要知道藥物確實生效得等八個星期。他冷冰冰地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他所能提出的只有古老的砷和鉍療法，而且無論如何我必須先做化驗檢查。他對人的同情心早已喪失殆盡，當我付給他診療費時，他用一雙龜眼看著我。

我站在他門口，還傻乎乎地想得到他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