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道老師提倡新聞系同學能在茶館裡寫作，而且不管環境如何嘈雜，應當寫得快、寫得好。茶館裡人多喧鬧，本非寫作之地。但望道老師說：做新聞記者，將來也許不可能有很安靜的地方供你寫作。你必定要有在條件很差的環境中寫作的習慣。那時，很多同學都按照他的倡導做了。我也不例外。望道老師還在新聞系開設修辭學課程，課本就是他那本名作《修辭學發凡》。我剛到夏壩時，覺得「夏壩」這個名稱很美。新聞系的老同學就告訴我：「夏壩本名‘下壩’，是陳望道老師改名為‘夏壩’的。」從修辭觀點來看，一字之改，化腐朽為神奇，可見望道老師的功力。他在講修辭學課時，有的話，我還記得大意。他說：不要以為修辭有神秘性，以為語言的妙處只可意會難以言傳，這其實是不對的。修辭是有規律可循的，所以沒有什麼神秘……他又說：有人以為修辭是打扮文字、雕琢詞句、矯揉造作那一套，這也錯了！修辭是根據一定的內容，恰當地運用語言條件，順理成章來做，使思想感情和客觀情境的表現和反映能很恰當，而不是單純來講究形式美。……但他說的「不是單純來講究形式美」，並非機械的，也注意到了形式問題。他講課時，談到字形和字義的美時，舉例說過：「花」這個字是美的，「柳」這個字也是美的。但「花柳」二字放在一起，就糟了！……當時，我們聽著課都笑了。幾十年來，我從事文字工作，除了在治學嚴謹、工作踏實上覺得應當學習望道老師外，修辭方面，也受到他的陶冶。我能從事文學創作，講究文字之美，講究寫作速度與詞能達意，同望道老師的教誨也是分不開的。
在我入學階段，正是大批青年學生傾向進步的高潮期。當時復旦校園內，進步壁報辦得風生水起，如《夏壩風》《文學窗》《政治家》《復旦新聞》等都很吸引人，1944年冬天，又有鉛印的四開小報《中國學生導報》出版。我見望道老師有時走過貼滿壁報的長廊，默默地也在看壁報；我又見望道老師同一些進步的同學關係都比較親密融洽。我第一次見到《中國學生導報》，就是在「新聞館」裡從高班級的同學手中拿到閱讀的。當時環境複雜，鬥爭激烈。望道老師為人似乎謹慎。但我覺得新聞系那根脈搏的跳動，可以使人察覺到望道老師對進步學生運動，有一種不露聲色或明白的支援。
四、文章要寫得有意義
1945年，我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墓前》，擬投稿。這故事是從同學中聽來的：一個下江來的流亡學生，愛上了一個四川紳糧家的女兒，兩人都是復旦同學。但女同學的父親和後母堅決反對這樁婚事，後來索性將女兒囚禁在家中不准她上學了。那男同學常在女同學家屋外徘徊，想見一面而不可能。女同學終於病倒了，病重時提出要求，希望死後能葬在夏壩復旦校園後的一座小山上。她病故了，家裡按她的遺願為她立了碑建了墳。可是，有一天夜裡，原來的墓碑被砸斷了，豎了一塊新碑，上面有一首悼念的小詩，署名是那位男同學。接著，男同學失蹤了，是到一個遙遠的他「久已嚮往的地方」去了。這嚮往的地方當然我暗指的是延安。
這傳說在復旦同學中流傳頗廣。那後山上的有詩碑的墳墓我也去看過。我把這個短篇小說送給望道老師看，他看完把稿子還我時，只說了一句話：「要寫得有意義些。」
我那時年輕不懂事，也不知天高地厚，竟感到有些不受用了。我認為我寫《墓前》是寓含反封建的意義在內的，我將愛情寫得纏綿悱惻，誰看了都會一灑同情之淚，怎麼能說沒意義呢？
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我這篇小說只是重複了「五四」以後早被許多人寫爛了、寫夠了的主題，毫無新意；而且，我把筆墨過多地放在愛情的渲染上，而且歸結為失戀之後才去延安，也是一種失敗。實際上這個題材可發掘出的意義是存在的，只是我沒有去發掘出來而已。就這樣一句批評式的意見「要寫得有意義些」，體現瞭望道老師和我之間水平的高低差距。他這麼一句話就夠我用一輩子的！
直到1948年，我畢業留校給望道老師做助教時，才又把另一個短篇送給他看。這個短篇當時發表在上海《永珍》雜誌上，題目為《縉雲壩上的鬼屋》，也是根據北碚夏壩復旦同學間的傳說加工寫成的。我們學校附近有幢洋房臨江矗立，傳說是個凶宅，鬧鬼。屋主原是川軍的一個師長。我賦予這題材一個反迷信的主題，但望道老師看了後，搖著頭又是隻說了一句話：「不要獵奇！」
這貶得很厲害。他那麼忙，我把這種短篇小說請他看他肯看已經很不容易，在我是缺乏自知之明，在他是實事求是。但他的真實評語當時卻使我不大愉快。事後，我冷靜下來想想，才體悟到他確實是位嚴師，對我的指點是深刻的，他何必要為了使我高興就廉價地給點鼓勵呢？他對我的指點是深刻、真誠的！他是向學生指出一條創作的正道。
幾十年來，望道老師送我的這兩句警句：「要寫得有意義些！」「不要獵奇！」常常鏗鏘有聲地呼響在我的耳邊，使我警惕，使我自勉。我把它們永遠銘記在心頭。
五、做望道夫子的助教
1948年，我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望道老師要我留校做他的助教。同望道老師談話的機會比以前多了，談的內容也比較廣泛。只可惜我的日記和信件、照片等早就在「文革」中損失，除了印象深刻的一些話外，多數都已記不真切了。
我同望道老師談過魯迅，望道老師告訴我說，魯迅先生1928年曾在復旦大學作過演講。那時，上海大學停辦，望道老師擔任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當時教育界的黑暗勢力很猖狂，仇視白話文，魯迅的演講是指責當時黑暗勢力的。題目已不記得，也許並沒有題目。講到得意處，魯迅就仰天大笑，聽講者也都跟著笑。
望道老師說：魯迅先生的功勞並不侷限於文藝方面，當然文藝方面功勞成績最大。所以紀念魯迅，不應該侷限於任何一個部門或範圍，在一切文化教育方面都留有魯迅先生的功績。望道老師還特別提到他辦的實踐大眾語的《太白》半月刊，就是得到魯迅支援才創刊的。
1948年我問起過望道老師翻譯《共產黨宣言》的事。他說：我1919年5月從日本回國，隨即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教語文。當時，學生施存統（即施復亮）寫了一篇文章反對舊道德，遭到反動勢力攻擊，牽涉到我，釀成有名的浙江一師風潮。我離職回到故鄉義烏分水塘村，當時手頭有一本日文的《共產黨宣言》，是現在這個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即戴季陶）供給我的。我譯成中文後，出版了，有不少地方翻印，北伐戰爭時印得更多，還隨軍散發過。現在我手邊反倒一本也沒有了。
《修辭學發凡》一書，是望道老師在30年代初寫就的，這本書為我國修辭學的研究開拓了新的境界。望道老師對這本書的寵愛體現在不斷修訂上。他總希望每再版一次就能有新的修改和補充。他平時很注意收集例證，有點空閒的時候，總喜歡思索一些與這本書有關的問題。我做新聞系助教的一年中，望道老師從來沒有找我替他或他的家人做任何一點私事，但他讓我幫他收集修辭學上的例證。在我的感覺上，望道老師自己也認為這本書是他對中國文化的一項貢獻。他想把這本書精益求精地改得更好，這是一種對讀者極負責任的態度。他寫這本書和改這本書都出以公心。
望道老師在那個階段，話不多，比較穩健，但他的立場是堅定的，愛憎是分明的，對反內戰、反飢餓的民主運動是全心支援不遺餘力的。留在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是：1949年上海面臨解放，解放軍在4月20日晚已飛渡長江天塹，佔領荻港，國民黨長江防線被攔腰斬斷。這時，望道老師已經「失蹤」一些日子了。由於國民黨反動派要逮捕他，他秘密躲藏在虹口區一個友人家中。可能是4月22日或23日，我與新聞系另一同學一同去看望望道老師。望道老師見到我們非常高興，急忙告訴我們說，他從收音機裡聽到了中共電臺廣播，播的是以毛澤東、朱德署名的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他連說：「快了！快了！」歡樂之情溢於言表。
可能是出於對修辭的關心，他一連說了兩遍：在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中用了「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的詞句。他說：「堅決、徹底、乾淨、全部，這四個詞不是亂用的，用在一起，真是一字千鈞！」說著，他開心地笑了。我們告辭時，望道老師一再叮囑，不要把地址和他的行蹤告訴別人，也不要再去看望他。
後來我再見到他時，上海已經解放了。上海總工會成立籌委會，我忙於到上海總工會工作，復旦新聞系助教的任期雖然未滿，也不得不離開。望道老師對我完全支援。只是從這以後，我也就失去了在望道老師身邊的機會。1953年，我調北京工作，與他見面機會更少。只有他到北京開人代會時，我才有機會去看看他。「十年內亂」後，「四人幫」被粉碎不過一年他就去世了。
光陰荏苒，望道老師逝世瞬忽已許多年。到現在才來寫悼念他的文章未免過晚。他用「洪溥大弟」稱呼寫給我的信件和與我合影的一張照片也早在「文革」中失去。他留給我的只剩下一些難忘的記憶了。隨著歲月流逝，這些記憶我怕會變得模糊，現在趕快記下這位文化名人的點點滴滴，恐怕也不是沒有意義的。
（本文刊於1989年第2期《人物》）
戴季陶：又名傳賢，1928年至1948年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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