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陳望道當助手
陳望道，我國著名學者、教育家。1920年年初翻譯出版了我國第一部中譯本《共產黨宣言》。1923—1927年任上海大學教務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部長，華東高教局局長，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上海哲學社科聯主席，上海復旦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常委。1977年10月29日病逝。
一、「好學力行」
望道老師在復旦大學新聞系任系主任先後近九年（1941年9月至1950年7月），其中前一半時間在四川重慶北碚夏壩，後一半時間在上海江灣。他倡導民主辦學，把「宣揚真理，改革社會」作為指導原則，要求學生「好學力行」，將這四個字作為新聞系的系銘。
他平時對時間十分珍惜。夏壩離風景優美的北溫泉很近，但假日也未見他去遊覽過。他總是在忙著做他的工作和學問。他不是一個譁眾取寵愛出風頭的人。他不顯山不露水。我在復旦上學時及以後做他的助教時，未見他有慷慨激昂的演講，也未見他有劍拔弩張的氣勢，但解放戰爭時期，他於沉靜中見凝重，於風浪中定方向，他反對當時的統治者，反對內戰並心傾革命，使人對他總是產生信任感和尊敬感。
在大學一年級時，我選瞭望道老師的「邏輯學」和「修辭學」兩門課。「修辭學」的課本就是他的名著《修辭學發凡》。他寫作這部書的態度十分嚴謹，再版時一再修訂。我1948年開始做他的助教時，他從未用私事支使我，但卻要我在平日閱讀中幫助他收集一些好的關於修辭方面的例子提供他修訂時參考。為一個例子有時要同我「探討」許久，使我深感他治學之用功。
望道老師的一筆字很有功底，板書尤其漂亮，寫得快但決不潦草，端正靈活，圓潤醒目。他講課的特點是條理十分清楚，安排得很從容，講得比較平和，從不聲嘶力竭。但在平穩輕鬆中使人感到他胸中的學問淵博，一切都遊刃有餘，確是「肚裡有一車水，才能授學生一杯水」。邏輯學和修辭學有些部分是很枯燥的，他卻講得引人入勝，足見功夫之深。
他當時住在復旦東陽鎮上，寓所名為「潛廬」。當時東陽鎮沒電燈，一條小街只有十來間小商店，外加些破舊的民居。他生活簡樸清苦，住處也簡陋，有次夜間，我陪同學去看望他，見他在黑黝黝的屋裡點著一根燭光，在看書，燭光不亮，他弓著身子，看得很專心，燭光映著他消瘦的面孔和斑白的頭髮，那種學者風度，像幅油畫似的印在我的腦海，迄今也未消失。
二、需要虛心，不要狂妄
我在復旦大學上一年級時，當時復旦的副校長郭任遠教授從美國回來，開了一門選修課「科學方法」。這門課不能由學生自選而是由他自己挑選一些學生上他的這門課，我也入選了。郭教授是著名的心理學家，在復旦的地位與眾不同。他上課時，校工早早替他搬來藤椅放在講臺上，助教先來點名，一位女秘書坐在第一排為他做記錄。他上課講英語很多，一口閩粵音的普通話十分費解。比如「一隻兔子四隻腳」，他說出來變成了「一隻桌子是在躲」。我聽了兩節課，感到得益不大，就有意逃課。那天，在教室走廊上碰到望道老師，他忽然問我：「你怎麼不去上課？」我如實回答：「科學方法這門課一點兒意思都沒有！」望道老師馬上毫無笑容地批評我說：「你還沒有資格這樣說！你剛是一年級的大學生，現在需要的是虛心，不是狂妄！我勸你快去上課！」
我面紅耳赤，只好說：「是！」回身往上「科學方法」的教室走。望道老師站在走廊裡一直看著我走進教室。我心裡想：他真兇！但後來同望道老師處久了，發現他並不兇，有時還很慈祥，他對學生的嚴是正確的。而且他很講禮貌。在課上用名冊點名時，他總是在學生的名字後加上一個「君」字。比如點到我名字，就叫：「王洪溥君！」（我本名王洪溥）
有一次，我在江邊林蔭道上迎面遇見望道老師走來。他似乎在沉思著什麼，我臨近時，向他微微鞠躬，叫了一聲：「陳先生！」他好像完全沒有看見，也未聽見，徑自走了過去。我很不高興。第二天，在江邊林蔭道上又遇到了他。他仍是昨天那種走路的姿勢，提著黑公文皮包踽踽獨行，似在沉思。我暗自做了決定：今天既不朝他看，也不叫他，走過去算了。誰知剛同他交叉走過，他忽然停住了腳步，回身叫我，那口氣挺生硬，表情嚴肅。我忙停步，朝他看看，心裡明白，準是他見我沒有打招呼而生氣了。
果然，他說：「你看到我沒有？為什麼裝作看不見？」
我笑著叫了一聲：「陳先生！」真實地說，「上次看見您，我打招呼叫您，可是您不理睬。我估計您是在思考什麼問題，所以看不見也聽不見。今天，我怕您又是在思考，所以——」他笑了，笑得異常親切，笑時嘴兩側的臉上都有皺紋。他常常這樣笑，使人覺得他笑得很開心。他點點頭，似乎滿意我的解釋，也似乎是對上次我叫他未引起他注意而有歉意。
後來，同高年級的同學閒談，有的高年級的同學說也碰到過同樣的情形，甚至有一位同學說，一次望道夫子在沉思，他上去打招呼叫了一聲。望道夫子責怪說：「唉！我正在思索一個問題，給你打斷了！」
我後來深深體會到，望道老師對學生是很親切的，見到學生不講禮貌一定要當面指責。但他確實是位做學問的人，整天頭腦裡在思索的問題很多，有時太專心了，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不足為怪。有時正在思索重要問題，思路忽然被人打斷而感到遺憾，也不足為怪！
三、「新聞晚會」和「新聞館」
那時的復旦大學新聞系，每週幾乎都有一次「新聞晚會」，預先總是用彩色紙張貼出海報通知大家。晚會常研究時事和學術問題，有專題討論，也請過做記者的系友來講時事。不但新聞系同學參加，外文系、中文系、歷史系同學參加的也有。各系當時都有系會，但新聞系系會被大家矚目，因為「新聞晚會」的活動經常舉行，而且密切聯絡時局和大家的思想實際。
望道老師平時對時間十分珍惜，夏壩離風景優美的北溫泉很近，但假日他總是孜孜在系裡和家裡忙碌。只是當新聞晚會舉行時，總是看到他由一些教授和同學陪同來參加。這既是支援，也像掌舵。
我是1944年暑假後入學的。入學時知道，春天，望道老師發起要為新聞系籌建一所「新聞館」。
他四方呼號，得到許多校友、系友的積極支援和全系師生的熱烈響應。望道老師為這件事常去重慶奔走呼號。
1945年4月5日，「新聞館」終於建成，並且舉行開館典禮。現在看來，這個「新聞館」確實是十分「簡易」的，一共不過十來間平房，包括會議室、圖書資料室、閱覽室、編輯室、收音廣播室等。但那時，大家是為這樣一個「館」歡欣鼓舞的。有了新聞館後，新聞系追求進步的同學有了一個根據地。館門匾上寫的「新聞館」字樣是望道老師的手筆，深厚而俊秀挺拔。對聯是校友、名書法家于右任寫的：「復旦新聞館，天下記者家。」
開館那天，像辦喜事，夏壩很熱鬧。邵力子、傅學文夫婦、潘梓年、王芸生等都應邀來到。許多往屆畢業的校友、系友，多數是重慶各報社的報人都來了！我那天與同學們一同擔任招待。因為邵老同我的父親熟識，我在江邊渡船上迎接他並幫他提著網兜裡的東西，陪同他到「新聞館」。滿頭短短白髮的邵老，當時是國民參政會秘書長和憲政促進會秘書長。當天他穿一件黑色皮夾克形的長大衣，我想這是他在擔任駐蘇聯大使時帶回國的。在「新聞館」門口，他抬頭看著匾額，連說：「寫得好！寫得好！」戴近視眼鏡穿西裝和黑大衣的王芸生，當時是《大公報》的負責人，許多同學圍著他同他說話。瘦削穿長衫的潘梓年是《新華日報》的負責人，他以前曾被國民黨逮捕，上過電刑，身體不好，看上去沉默寡言。不少同學對他很敬重，陪著他談。我們那時許多同學都訂閱《新華日報》。在我想象中，《新華日報》的負責人似乎應當像一把鋒芒畢露的寶劍，見到他那種樸實的模樣，出人意料。但拿他來對比望道老師，又感他們應當是同屬於那種愛憎鮮明、穩而不露、聰慧內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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