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我以重慶《時事新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在上海對日俘和日僑進行了一次難忘的採訪。
當時，在上海的日俘都收容在江灣，日僑被集中起來收容在虹口，都由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管理。我在江灣「京滬區徒手官兵管理處」遞了名片。這是一幢髒兮兮的灰色三層樓建築物，據說原來做過日本的兵營。門口有第三方面軍的荷槍戴鋼盔計程車兵站崗警戒。裡邊一些顯得陳舊的房屋用鐵絲網攔著，有些場地連鐵絲網也未攔。
幾棵大楊樹上的鳴蟬，在烈日下單調地鼓譟「知了——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也叫得人心煩。這裡不叫「俘虜」而叫「徒手官兵」，是一種創造，目的大約是怕刺激日本官兵。老百姓早有議論，弄不清為什麼對來中國殺人放火的鬼子兵這麼好！
那天上午我去訪問時，由管理處長王光漢出來接見。那是位少將，架子挺大，讓我整整等了一個小時才露面。他矮矮胖胖的個兒，說話好齜牙，河南口音，性格倒直率。聽他介紹：「有二十七萬多日本徒手官兵歸我們管。現在集中在江灣、南通、蘇州、南京等地的營地裡，全都繳了械，正陸續遣送回國。」
我問：「在江灣的這些日本官兵表現如何？」
王光漢齜著牙說：「日本軍人養成了不可一世以征服者自居的性格。他們很多人認為投降是天皇的權宜之計，是為了避免本土遭到更嚴重破壞，以備將來重顯國威。」
我問：「還有些什麼思想狀況呢？」
王光漢坐在那兒，拿起桌上的一沓報紙當扇子扇著風說：「當然害怕中國人民報復。他們大多有罪惡，現在說話變得低聲下氣、點頭鞠躬。但有的日本人在遣返船離岸時竟高喊：‘我們要回來的！你們等著吧！……’那意思是有朝一日仍要回來報仇的！」我不由得心裡一驚，天正熱，心裡更火辣辣了。我問：「要多少時間遣送完？」
回答出乎意料：「七年的事我們打算十個月幹完。現在送走的已經很多了！」
「送走多少人了？」我問。
「無可奉告！」王光漢似乎有點不耐煩了，他正在擦汗。
我又問：「聽說有的戰俘還有留聲機，晚上還可以跳舞？」
「有過！人道主義嘛！」
「聽說大量留用了日本戰犯，也徵用了日本戰俘，是否確有此事？」
「不知道！你是怎麼知道的？」王光漢彈著眼珠，似乎觸到了什麼隱私。
「日本憲兵有多少人，目前怎麼樣了？」我問。因為日本憲兵逮捕殺害中國人極多。
「上海區就有一千多人吧。都是解除武裝了，有的已經遣返！」
「日本憲兵個個手上都沾滿鮮血，竟連罪大惡極的也不懲辦？」我問。
「這不屬我回答的範圍！我還有事，就談到這裡吧！」王光漢說著，站起身來，甩下當扇子用的那沓報紙。
我說：「我能否採訪一下戰俘，參觀一下？」
王光漢搖頭：「以前可以，現在為防止引起日本徒手官兵的思想波動，給工作帶來麻煩，我們謝絕參觀採訪。等我們下次舉辦招待會時再請你來吧。」
我說：「是否同意我簡短地採訪一下？我想弄清楚些問題。比如‘八一三’之前，從上海到南京去，鐵路沿線每個站的牆上都有日本的‘仁丹’廣告，有大有小。當時並不太介意，只以為是日本傾銷商品。等到抗戰爆發，才知道這是日寇為侵略戰爭而預先佈置下的指路牌，日軍只要看到這廣告，就知道這個地方的規模大小，甚至地形、河流、山川在上邊也有暗示。現在，這些廣告大部分早已剷除，但還有剩餘的可以見到。不知這事得到過印證沒有？」
王光漢馬而虎之地說：「這事自然有。鬼子打中國之前，早就做到心中有數，對中國的地貌地象等等，瞭解得比我們的五萬分之一地圖還清楚得多。但我們現在主要是平平安安地把日本徒手官兵遣返，別的事顧不得太多了。」他拭著汗把軍帽朝額上一推，說，「我忙，話也說得不少，對不起，你請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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