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兩個不同型別的社會對這一公共需求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反應，將非常有助於我們處理這個問題。大約在1800年左右，新興的工業開始造就一類新人——產業工人，他們比傳統型別的人更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為此，法國政府迫不及待地建立了一支數目龐大的警察隊伍。十年之後，英國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犯罪率的上升使英國政府突然意識到自己缺少警察力量，其時正是保守黨當政，他們是怎麼做的呢？建立一支新的警察部隊嗎？絕對不可能，他們寧願儘可能地容忍犯罪，也不願意這麼做。「人們已經做好準備，如果必要的話，將容忍一定程度的混亂，並把它看作是自由的代價。‘在巴黎，他們擁有一支令人羨慕的警察部隊，’約翰·威廉·華德寫道，‘但是，他們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寧願看到，每隔三年或四年就有半打的人在拉特克利夫大道（theratclifferoad）上被人割斷喉管，也不願意住宅被人搜查、監視，並忍受富歇的各種詭計’。」這裡，我們看到，對待國家的兩種態度涇渭分明，英國人認為國家應該有它自己的界限。

註釋

路西法（lucifer），又譯「明亮之星」，是撒旦在帶領天使造反之前的名字。

其實《聖經·舊約·約拿書》就提供了這樣一種反叛形式，不過是失敗的反叛：上帝命令先知約拿去尼尼微勸告那裡的人悔改，但他想逃避這一使命，乘船離開，上帝便使海上風浪大作，只有把他投入海中方可平息風浪，於是其他乘客就把他扔進海里。上帝預備了一條大魚，把他吞進肚子裡三天三夜，直到他向上帝呼救許願，上帝才命魚把他吐出來。馬斯洛曾據此創造了一個心理學術語「約拿情結」（jonahcomplex，參見馬斯洛：《自我實現的人》，第142頁，許金聲等譯，三聯書店，1987年）。

私刑（lynchlaw），指不按正當法律程式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的懲罰，多為死刑。18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弗吉尼亞州的皮採法尼亞縣為「一群無法無天的人」所困擾，法院對他們鞭長莫及，於是林奇（lynch）上尉率領人們約定可以不經過正當法律程式來懲罰罪犯。林奇上尉雖然不是私刑的發明者，卻試圖使之合法化，結果他的名字就與私刑聯絡起來。

把國家比作在大海中航行的船隻，是柏拉圖經常使用的譬喻。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蘭克國王（768—814），羅馬滅亡後西歐第一個帝國的創始人，800—814年為羅馬帝國皇帝。

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751年，由矮子丕平創立的法蘭克王朝，查理曼大帝即屬於這個王朝，它是西歐封建時代中央權力較為集中的一個王朝。

克勞狄一世（claudius，10bc—54ad），羅馬帝國皇帝，在位時間為41—54年。

安託尼努斯（antoninus，86—161），羅馬帝國皇帝，在位時間為138—161年。

塞維魯（severus，145—211），羅馬帝國皇帝，在位時間為193—211年，在位期間擴建軍團，壓制元老院，加強中央集權，實施軍事獨裁統治。

所謂哲學的統治，並不一定要哲學家成為統治者——如柏拉圖最初所設想的那樣；也不必要統治者成為哲學家——如他後來所更加謹慎地希望的那樣。嚴格說來，這兩種意願都是註定要落空的。就哲學的統治而言，它的存在就是其充分條件，也就是說要讓哲學家成為哲學家。在過去的將近一個世紀裡，「哲學家」充當了各種角色：政治家、教授、文人、科學家，但就是沒有成為哲學家。

參見《沒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1年，第1版。

貴族的優勢為資產階級所取代，這一偉大歷史轉變的簡單畫卷最早是蘭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德國曆史學家，客觀主義歷史學派的先驅。——譯註）向我們描繪的，但是，很顯然這一象徵性的幾何式輪廓需要做大量的填補才能揭示出完整的真相。火藥早在遙不可追憶的時代就已為人所知；把它裝在一根管子裡是一個倫巴底人的創造；但是直到大炮發明以後，它的威力才完全顯示出來。貴族也使用火器，但規模很小，因為它過於昂貴；唯有資產階級的軍隊，通過更完善的經濟組織，才可以大規模地使用火器。不過，嚴格說來，以勃艮第人（burgundians）中世紀式樣的軍隊為代表的貴族，之所以被瑞士資產階級的非職業化軍隊所擊敗，其首要原因還在於新式的訓練方法和新的理性化戰術。

強調並弄清楚這一點是非常必要的，即歐洲的絕對君主制可以與弱小國家並行不悖。這到底如何解釋呢？如果國家是全能的、「絕對專制的」，那麼它為什麼不讓自己再強大一點呢？我們已經揭示了其中的一個原因，那就是血統貴族的無能——技術上的、組織上的以及官僚政治方面的無能。但是，這一解釋並不充分，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提出另一項解釋，即絕對主義國家（theabsolutestate）中的貴族階級不願意以犧牲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為代價來擴充國家的權力。與通常的觀念相反：絕對主義的國家在本能上，遠比我們的民主國家更尊重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因為民主國家雖然更富有才智，卻往往缺乏歷史責任感。

回憶一下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留給他兒子們的遺言：「必須保持團結，一致對外；要禮遇、優待軍人，至於其他人，則可以不必考慮。」（80年代英譯本的這個註釋所要說明的原文向後推移了兩個句子。——譯註）

參見阿累維（Éliehalévy，1870—1937，法國著名歷史學家。——譯註）：《19世紀英國人民史》（histoiredupeupleanglaisauxixesiècle），第1卷，第40頁，1912年。［80年代的英譯本沒有這個腳註，不過在尾註中編者指出，這段引語出自阿累維的《1815年英國人民史》，應該就是指《19世紀英國人民史》的第1卷；約翰·威廉·華德（johnwilliamward，1837—1924），英國曆史學家；富歇（fouché，1759—1820），法國政治家和警察組織的建立者。——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