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難以克服的事實，我們在描述它時絲毫沒有隱瞞它所表現出來的野蠻特徵，而且，這一現象在我們現代文明的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現代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從未發生過類似的現象。如果我們想找到與它相似的歷史事件，我們就得跳出現代歷史的圈子，而置身於一個與我們全然不同的環境中：我們將不得不深入到古代世界中去，直至其衰落的那一刻為止。羅馬帝國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顛覆史，一部大眾帝國的上升史，一部大眾逐漸同化並罷黜統治精英、自己取而代之的歷史，因此，在羅馬帝國也出現過類似的群集現象（crowding）與凝聚現象，其結果誠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已經敏銳觀察到的，羅馬時代大型建築物的建造是必要的，就像我們今天一樣。大眾時代是崇尚宏偉壯觀的時代。

因此，我們生活在大眾的野蠻統治之下。更精確地說，我已經兩次把這種統治稱作是「野蠻的」了，並且我們正在把平庸當作上帝一樣頂禮膜拜。有這樣的門票在手，我們現在就可以自由地進入劇場，坐在裡面觀看錶演了。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對這一現象的描述已經夠充分的了，但在我自己看來，就算上面的描述是準確的，卻也相當地浮光掠影，它僅僅是從過去的立場來看這一可怕的事實所呈現出的一些表象和某個方面。如果我就此打住，草草地結束本文，那麼，讀者必定會——完全恰當地——認為大眾的這場令人難以置信的反叛，或者說大眾在歷史舞臺上的登場，僅僅激發了我的一些任性而又輕蔑的言辭，引起我某種程度的厭嫌與憎惡。尤其是眾所周知，我對歷史持有一種極其貴族化的解釋，這樣一來，這種看法就會變得更加顯明。我的觀點有些極端，因為儘管我從未說過人類社會應該是貴族制的，但我實際上卻走得更遠，我過去認為，現在仍然認為——並且堅持這一觀點的信念與日俱增：不管人們願意與否，人類社會按其本質來說，就是貴族制的；甚至可以這樣說：只有當它是貴族制的時候，它才真正成其為一個社會；當它不是貴族制的時候，它根本就算不上一個社會。當然，我這裡說的是社會，而不是國家。我們確實無法想象，面對這樣一個人潮湧動的大眾世界，恰當的貴族式反應竟是像一個凡爾賽的體面紳士那樣，擺出一副嗤之以鼻的樣子。凡爾賽式的故作姿態非但不能代表貴族制，反而只能象徵著一種高尚的貴族制的瓦解與終結。所以，真正的貴族氣質在這些人身上的唯一殘餘就是他們在走向斷頭臺、引頸就戮時表現出來的優雅與尊嚴，他們接受死亡就像贅瘤接受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一樣。不，對於任何一個具有真正的、深刻的貴族使命感的人來說，大眾現象會使他激動不已，猶如雕刻家見到一塊混沌未鑿的大理石一般。真正的社會貴族與一小撮以社會的名義自居、稱自己為「社會」的人不可同日而語，那些人只知道一味地互相吹捧。由於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有其優點和作用，所以，這一小部分優雅之士或者說「高貴人士的小圈子」，在這個廣袤的世界中自有其立足之地。不過，他們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無關緊要的，根本無法與真正的貴族所肩負的艱鉅使命相提並論。我無意反對對這一「高貴世界」的內在意義進行探討，即使從表面看它是毫無意義可言的；但不要忘記我們現在的考察物件是一個更大範圍內的問題。不過，我們發現就連這個「與眾不同的圈子」現在也加入了時代的合唱。我的這一思想受益於一位洋溢著青春活力與現代氣息的年輕女士，她是馬德里「高貴世界」中的一位一流明星，她曾經對我說：「我從不出席一場少於800人參加的舞會。」這一說法使我感到大眾的風格已經佔領了現代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甚至已經侵蝕到那些迄今只為「幸運的少數幾個人」所保留的最後領地。

有些人在解釋我們這個時代時，沒有看到大眾的現實統治背後隱含著積極的意義；另一些人則滿懷喜悅地接納這一現象，絲毫沒有憂懼的神態。諸如此類的解釋或態度，我都拒絕加以接受。因為每一種命運都是戲劇性的，並在其最深刻的意義上都是悲劇性的。時代的危機就在我們手中悸動，任何一個人，只要他還沒有感受到這種危機，那麼他就還沒有洞悉命運的玄機，他所認識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在我們這個時代，命運中隱匿的可怕因素在於大眾壓倒一切的、猛烈的道德反叛；同所有的命運一樣，這一現象是無往不勝、在所難免的，但也是曖昧不明的。它在把我們引向何方呢？它是一場無可挽回的災難，抑或可能會變成一件好事？它是一個龐然大物，它像一個巨人、像一個碩大無朋的問號聳立於我們的時代之上；它沒有固定的形態，讓人難以捉摸，它既像一個斷頭臺或絞刑架，但同時也像一座凱旋門。

我們必須詳加考察的現象可能會沿著兩個方向發展：首先，今天大眾在社會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與過去只為少數精英人物所獨佔的作用並無二致；其次，大眾與此同時已經開始變得難以駕馭、桀驁不馴，他們不再順從、追隨、尊重那些天然的精英：他們把這些精英推到一邊，取而代之。

首先讓我們來分析第一個方向。在這一維度上，我認為大眾已經能夠享受和使用由少數精英所發明的、因而先前也就為其所獨享的樂趣與設施。現在，大眾已經產生了以前被視為奢侈的嗜好與欲求，因為它們從前只是少數人的特權。這裡有一個瑣屑的事例：在1820年的時候，整個巴黎不會超過十所私人住宅帶有小間浴室（參見《德布瓦涅伯爵夫人回憶錄》），然而，今天大眾事實上已經配備並熟練地掌握了許多先前只有特殊的個人才能獲得和享有的設施與技術。

況且，這並不僅僅是指他們已經擁有了物質技術上的便利，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也擁有了社會和法律上的便利。在18世紀的時候，某些少數精英群體發現，每一個人只要一出生，無須任何特殊資格限制，就自然地擁有某些基本的政治權利，也就是所謂的人權和公民權。而且，嚴格說來，這些權利是所有人共同擁有的，並且是他們唯一的權利，其他任何一種權利都是與特殊的才能和天賦相聯絡的，因而也就被指斥為特權。最初，這純粹只是一個理論、一條法則，少數人的一種構想；然而，後來卻有那麼幾個人開始把這一想法付諸實踐，強制推行並一再地堅持——如此一來，他們自己就成了「最好的」精英。然而，在整個19世紀期間，大眾雖然已經開始逐漸把這些權利當作一種崇高的理想並對其產生了極大的熱情，但他們從未把它們當作真正的權利來看，他們沒有奢望行使這些權利，也沒有打算大張旗鼓地推行它們；事實上，雖然生活在民主立法的時代裡，他們依然感到自己彷彿生活在舊制度之下。「人民」——那時候人們這樣稱呼大眾——雖然已經認識到自己擁有最高的主權，但他們畢竟還不敢確信這一點。然而，如今這一理想變成了現實：它不僅存在於作為公共生活之外部框架的立法活動中，而且深入到每一個人的內心，無論他持有什麼樣的思想觀念，哪怕他是一個思想上的保守派——也就是說，即使在他譴責、攻擊由這些權利所孕育的制度時，他對這些權利本身也還是認可的。在我看來，無論是誰，只要他還沒有領會大眾的這一奇特的道德狀態，那麼他對今天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就是一無所知的。個人擁有的沒有任何特殊條件限制的主權，或者說任何人都可以掌握的至高無上的權力，已經由昔日的法理學觀念或理想變成了一種紮根於普通人心目中的心理狀態。請大家注意：當從前的理想變為現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時，它就必然不再是一種理想了，理想所具有的天然魅力因此也就消失殆盡。源自充分民主之理想的平均主義要求已經由靈感和熱切的渴望變成了慾望和無意識的假定。

因此，對人權的這種宣示，其意義不就在於提升人類的靈魂，使之擺脫內心的奴役狀態，並給它們注入一種明確的自主和自尊意識嗎？既然如此，讓普通人也能感到自己就是自己及其生活的主宰和支配者，不正是他們所想望的嗎？好了，現在這一切都已經如願以償了，那麼，近些年來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以及進步主義者的抱怨又從何而來呢？或許，他們就像小孩一樣，想得到某個東西，但那只是一時興起，他對其結果實際上並不感興趣。你不就是想讓一般人也成為主人嗎？那麼，為什麼你會對此感到驚恐不安呢：每一個人都自己做出決定；他為人處事都是為了自己；他想得到各種各樣的好處和享樂；他堅定地宣告自己的意志；他拒絕任何幫助；他不再服從於任何人；他自己照顧自己的身體，打發自己的閒暇；他自己配備用具，料理衣著打扮。所有這一切不都是自主意識的永久性特徵嗎？今天，我們發現這些特性出現在普通人身上，出現在大眾身上。

總之，現在是這樣一種情況：今天普通大眾的生活栩栩如生地再現了先前只能屬於少數上層人士的特徵。現在，普通人代表著每一個時代的歷史活動領域，普通人之於歷史一如水平線之於地理學。所以，如果現在的平均水準已經達到了一個過去只有貴族才能達到的高度，那麼這就意味著歷史水平線（thehistoriclevel）的突然上升——當然是經過長時間的地下醞釀之後——它上升得如此之明顯、如此之突然，幾乎是在一代人之間一舉獲得成功。從整體來看，人類的生活已經更上一層樓。比如，在今天的每一個士兵身上多少都能發現軍官的潛質，這樣的話，簡直就可以說現在的軍隊是由軍官組成的。我們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終其一生都在以一種自由而簡易的風格，運用自己的精力和堅毅來追求一切轉瞬即逝的快樂和幻想，強制實現他個人的意志。

當前與不久後即將出現的一切事物——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根源於歷史水平線的普遍上升。這裡，一個尚待考察的現象展示在我們面前，那就是：今天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以前只能為少數人所達到，這在歐洲是一個新鮮事；但它在美國卻是一個自然的、「生來就有的」現象。為了更好地理解我的觀點，讀者可以考慮一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問題。在歐洲，只有那些優異顯赫的群體才會感到自己是自己的主宰，並且認為在法律面前自己與其他任何人一律平等；而在美國，自18世紀以來（因此，實際上可以說從一開始）這一直就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另一個更加湊巧、更加容易引起人們揣度的現象則是：當歐洲的普通人開始產生這種心理狀態時，當普通人的生活水平開始上升時，歐洲人的生活方式與品質在各個領域中都呈現出煥然一新的面貌。這讓許多人感嘆道：「歐洲正在日益美國化。」不過，以這種口氣說話的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現象的重要性，他們僅僅把它看成是一個習俗上的細微變化，一個時尚問題；他們被事物的外表所迷惑，他們把它歸因於美國對歐洲的某些影響或者其他什麼。在我看來，這就把一個相當微妙、驚人、深刻的問題給簡單化了。

如果我要故作慷慨和殷勤，那麼我可能會違心地告訴我們大洋彼岸的兄弟說，歐洲的確已經美國化了，這完全是美國對歐洲的影響力所致。但是，殷勤敵不過真理，歐洲實際上並沒有被美國化，美國對歐洲的影響並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大。或許這一切才剛剛開始，但它並非不久前播的種，現如今開的花。我們正陷入一片可怕的淤積了錯誤觀念的泥淖之中，美國人和歐洲人都沉溺其中，以至於對真理視而不見。在歐洲，大眾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生活水平的急劇上升自有其內部的原因：那是兩個世紀以來大眾教育普及以及同期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這一切發生的是如此之巧合，以至它與美國生活中最顯著的特徵相差無幾。歐洲一般民眾的道德狀況與美國民眾道德狀況的這種吻合，使得歐洲人第一次理解了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在此之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在歐洲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個不解之謎。因此，這不是一個什麼影響力的問題，而是一個水平化的問題：前者讓人多少感到有些不可思議，因為它與其說是影響（influence），還不如說是再影響（refluence）；而後者雖然出乎我們的意料，卻很容易理解。歐洲人通常朦朦朧朧地認為，美國人的一般生活水平比舊大陸要高出許多。正是這一對事物表象的直覺，或者說是未經分析的信念衍生出了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從未受到過質疑的觀念，即人類未來的希望在美國。不久我們就會明白，這樣一個廣為接受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是經不起檢驗的，就像人們所說的，在空氣中生長的蘭花是浮游無根的。這一想法的根源在於人們看到了美國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要高於歐洲，但相比之下，就上層精英的生活水平而言，美國比歐洲要低。歷史猶如農藝，其養料來自河谷而不是高原；來自普通人的社會水準而非顯赫者。

我們生活在一個平均化的時代（alevellingperiod）裡，在這個時代裡，財產收入被平均化了，文化均勻地分佈於社會各階層之間，甚至在性別上也平等了。而且，大陸與大陸之間同樣也趨於平等，儘管歐洲大陸曾在活力上要差一些，但它現在也已經由於經濟上的平均化而有所提高。因此，從這一點來看，大眾的崛起就意味著生命可能性（vitalpossibilities）的驚人增加，這與我們常常聽到的關於歐洲衰落的說法有天壤之別。「歐洲的衰落」是一個含糊而拙劣的措辭，因為它沒有說清楚我們所談論的是歐洲的國家呢，還是歐洲的文化，抑或是隱藏於二者背後的極具重要性的「歐洲的活力」（thevitalactivityofeurope）。

關於歐洲的國家與文化，我們後面還要提到，儘管我們可能對此談的已經夠多了；但就歐洲的活力而言，有必要指出的是：當我們說歐洲在衰落時，我們就已經犯下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可能換一種說法，我的看法就更加有說服力了，或者起碼說不會顯得危言聳聽，那就是我可以斷言：與30年前相比，今天普通的義大利人、西班牙人或者德國人在生機活力上與北美人或阿根廷人相比，幾乎沒有多少差別。這一基本事實是美國人應當牢記在心的。

註釋

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德國曆史學家，歷史形態學的創始人，主要著作為《西方的沒落》（1918—1922），該書曾對奧爾特加的思想產生過較大影響。

這裡奧爾特加用了一個譬喻，意指在簡單的分析之後，可以直入主題了。

從下文來看，所謂凡爾賽的紳士應該是指法國大革命中的貴族。

80年代英譯本的編者在尾註中指出奧爾特加原文用的是英文「thehappyfew」，語出莎士比亞《亨利五世》第四幕，第三場：「我們是少數幾個人/幸運的少數幾個人/我們，是一支兄弟的隊伍/因為，今天他跟我一起流著血/他就是我的好兄弟」（這裡採用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莎士比亞全集》中方平的譯文）。

德布瓦涅伯爵夫人（comtessedeboigne，1781—1866），19世紀早期巴黎一家著名沙龍的女主人。

這一過程的悲劇性在於，當凝聚現象在城市中形成時，農村的人口隨即開始減少，這就導致了帝國內總人口的絕對下降。——若無特殊說明，本書頁下注均為作者原注，下同。

參見《沒有主心骨的西班牙》（1921），在這本書出版之前，它的內容已經以一系列的文章形式發表在《太陽報》上。（對那些對我的著作不吝做出慷慨評論，卻經常難以確定其最初出版時間的外國讀者來說，指出如下一點是必要的，那就是我幾乎所有的著作都曾以報紙文章這一恰當的形式發表過，其中大部分直到多年以後才結集出版。）（30年代英譯本沒有這個腳註，現根據80年代英譯本譯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