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爾特加看來，以科技知識為基礎的自由民主政體是迄今最高階的公共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或許並不是我們想象中最好的，但我們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的公共生活方式卻必欲保留這兩條原則——自由民主政體和科技知識——的本質。因此，退回到19世紀之前的任何一種生活方式都無異於自取滅亡。

作為古典自由主義者，奧爾特加將國家視為最大的危險。他感嘆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國家已經變成了一臺龐大的機器，這臺機器以其非凡的方式在運轉著，其精確無比且數量驚人的手段所帶來的效率之高，令人歎為觀止。一旦國家在社會中拔地而起，只消輕輕一摁按鈕，它就可以啟動無數操作槓桿，並以它們勢不可擋的力量作用於社會結構中的任何一個部位。

更加糟糕的是，當國家的公共生活出現困難、衝突和危機時，大眾就會傾向於求助國家的即刻干預，憑藉其巨大無比、不可抗拒的手段直接加以解決。

因此，奧爾特加指出，「當前威脅文明的最大的危險就是國家干預、國家對一切自發的社會力量的越俎代庖——這就等於說取消了歷史的自發性，而從長遠來看，維持、滋養並推動著人類命運的正是這種自發性」。本來，人們為了使整個社會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建立了作為一種手段的國家，但是，如今國家卻盤踞於社會之上，反而使得社會不得不開始為國家而存在。以道葛拉斯·諾斯（douglassnorth）的觀點來審視這一現象時，我們會發現，奧爾特加所擔心的正是統治者租金最大化的要求甚囂塵上，超出了社會產出最大化的追求，悖論的天平發生了傾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這段時間裡，自由主義在歐洲面臨著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嚴峻挑戰，對此，奧爾特加奮起捍衛自由主義。他認為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當前出現在歐洲及其周邊地區的兩種「新」的政治冒險，是歐洲走向倒退的典型例證。他指出：

無論是極權主義，還是法西斯主義，這兩種嘗試都沒有達到我們時代的高度，因為它們沒有能夠通過透視法再現整個過去的縮影，而這正是改善過去的基本條件。通過正面交鋒與過去作戰是不可能的，未來只有把過去囫圇地吞噬下去才能征服它，如有任何遺漏，未來就是失敗的。

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是虛幻的黎明，它們帶來的不是嶄新一天的破曉，而是又一個陳舊時日的輪迴：它們是純粹的原始主義。和所有類似的運動一樣，它們不去積極地消化吸收過去的經驗和教訓，而只能陷入一場以過去的某些傳統為對手的愚蠢搏擊中。

奧爾特加承認，對自由主義運動的各種批評都自有其合理之處；但是，自由主義依舊顛撲不破，此種真理既不是理論上的、科學上的，也不是智識上的，而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更具有決定性的真理，即「命運的真理」。同樣，19世紀的自由主義必須被超越，但這完全不是法西斯主義之類宣稱自己是反自由主義的運動所能做到的。

儘管奧爾特加悲憤地痛斥法西斯主義、工團主義以及極權主義，而竭力捍衛自由主義，然而，恰恰是對自由主義的這種愛之切，使他對這一意識形態的前途憂之深。奧爾特加不無悲觀地預言道：

為了使自己的生活富有意義，為了避免存在的空虛，當代的歐洲人很有可能抑制住自己對極權主義的異議而接受它的指引，極權主義信仰的吸引力不在於它的實質性內容，而在於它所激發的行動的熱忱。

四、大眾民族與歐洲合眾國

《大眾的反叛》全書分為兩大部分，這兩個部分之間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絡：在第一部分中，奧爾特加對「大眾的反叛」這一時代特徵做出診斷與剖析；在第二部分中，他將「大眾的反叛」由歐洲國家之內推延至整個國際領域，由「大眾人」轉而分析「大眾民族」。

如果說奧爾特加對一國之內「由誰來統治」這個問題的回答多少有些含糊其詞的話，那麼，他對世界範圍裡這個問題的回答則是明確的：統治世界的民族是英、法、德這樣三位一體的三個民族。不過，奧爾特加對此並沒有刻意渲染，因為，他心目中理想的候選人毋寧是作為「一個同質化群體的歐洲」「超國家的歐洲」或者說「歐洲合眾國」，而不是哪一個具體的民族。

奧爾特加認為大眾反叛的根源之一在於歐洲的衰敗與沒落，但他對一戰以後喧囂一時的「西方的沒落」，也就是所謂的「歐洲的沒落」這一悲觀論調頗不以為然。對此，他展開了詳盡的分析。

首先，他指出「歐洲的衰落」是一個含糊而拙劣的措辭，因為它沒有說清楚我們所談論的是歐洲的國家呢，還是歐洲的文化，抑或是隱藏於二者背後的「歐洲的活力」。在他看來，只有生命力的衰落才是真正的、絕對的衰落與頹敗。但當前歐洲人確實在經歷一種衰微、沒落的內在感覺，雖然這種感覺多少有些悖謬，「因為此種沒落的預設前提恰好源自這樣一個事實，即一方面他們的能力已大為增強，但另一方面，他們卻發現自己受制於一種過時的組織，在這種組織中已沒有足夠的空間供其施展才能」。在歐洲的巨大潛能與其得以發揮的政治組織形式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失衡，正是這種不均衡導致了歐洲人的萎縮感、挫折感和無力感，歐洲的活力由此受到了沉重的壓制。

那麼，奧爾特加所謂的這種「過時的組織」「殘存的制度」「歷史的贅物」指的是什麼呢？他認為就是民族國家，他說：「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民族國家的觀念與情感是歐洲最具特色的發明。然而，現在，它發現必須得超越自己。這就是在未來的幾年中歐洲必然要上演的偉大歷史戲劇的輪廓」。如果說民族國家的觀念在歐洲歷史上曾經發揮過重要作用的話，那麼，這種國家觀念如今難逃城邦國家的命運：「今天，對於我們這些歐洲人來說，最迫切、最重要的歷史使命莫過於實現歐洲這一概念在過去的四個世紀中所暗含的承諾。唯一對這個命運構成障礙的就是舊的民族國家的偏見，也就是，建立在過去基礎之上的國家觀念。」

因此，「歐洲各國唯有把歐洲大陸各民族締結成一個偉大國家的雄心壯志，才能使歐洲獲得新生。只有這樣，古老的歐洲才能再度確立自信，並自發地對自己提出嚴格的戒律」。在奧爾特加看來，歐洲的統一與歐洲在世界上繼續保持統治權是一回事，當然，後者必須以前者為條件。所以，

如果歐洲人逐漸習慣了不去統治，那麼，不出一個半代的時間，古老的歐洲大陸連同整個世界就會墮入一種道德頹惰、智識貧乏的普遍野蠻主義狀態。唯有對統治權的熱切期望以及由此產生的嚴於律己的訓練，才能使西方人在精神上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科學、藝術、技術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有賴於權威意識所創造的激勵性氛圍。如果缺乏這樣一種氛圍，歐洲人就會逐漸退化，他們的心靈將會失去那種根深蒂固的信仰，而正是這種信仰激勵著他們精力充沛、義無反顧、堅韌不拔地追求生活每一個層面中的偉大的新觀念；缺乏這樣一種氛圍，歐洲人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得過且過、隨波逐流的人。由於缺乏創造精神和深入鑽研的努力，他將退回到昨天，永遠地駐足於習慣與例行公事。他將成為一個平庸、瑣碎、空虛無聊的造物，就像衰退時期以及整個拜占庭時代的希臘人一樣。

為了鼓吹他所提出的歐洲聯合的主張，奧爾特加用了極大的篇幅來追溯國家歷史，詳細地描述了原野—城邦（城市國家）—民族國家的演變歷程，並提出了一種動態的國家原則，這一原則的核心不是血緣、語言或者「天然邊界」，而是共同生活的意願和計劃：

在擁有一個共同的歷史之前，國家必須創造出一種共同的生活；而在這樣一種共同的生活產生之前，國家必須預先夢想、渴求、計劃這樣的生活。對於一個國家的存在來說，擁有一個未來的藍圖就已經足夠了，哪怕這個藍圖根本就實現不了，或者像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的那樣，在幾經挫折之後被迫中斷。

奧爾特加認為，民族主義不僅是一些「大眾民族」決意反抗那些偉大的、具有創造力的民族——也就是創造了人類歷史的少數幾個民族——的藉口，也是目前歐洲統一道路上最大的障礙。然而，

各式各樣的民族主義全都是死衚衕。如果我們試著將任何一種民族主義投射到將來，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它們是沒有出路的。民族主義始終與創造了國家的原則背道而馳。民族主義具有排他性，而國家原則卻具有包容性。在鞏固統一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有其積極價值，它是一個崇高而有力的標準。可是，對當前的歐洲來說，鞏固時期早已經過去，民族主義完全蛻變為一種狂熱；嶄新的宏偉事業正需要人們去開闢，但民族主義卻成了逃避這種必然性的一個藉口。民族主義所使用的原始的行動方式以及它所激發的那一類人充分地表明，它在與創造了歷史的壯舉背道而馳。

面對當時歐洲各國普遍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奧爾特加聲稱：最後的光芒才是最持久的，最後的嘆息才是最深沉的。因此，所有的經濟、軍事上的民族主義都不過是歷史的迴光返照罷了。

我們知道，歐洲統一的理想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源遠流長，我們也無法斷定奧爾特加的設想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歷史現實，但在20世紀30年代西歐各國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背景下，奧爾特加能夠預見到歐洲聯合體的出現，這不能不說是慧眼獨具的。

以上只是譯者在閱讀和翻譯本書過程中所獲得的一些初步印象，事實上，本書涉及的內容遠不止這些，尤其是其中包含的豐富的生命哲學、歷史哲學思想絕非譯者目前學力所能窺其精要的，因此，提請讀者自行閱讀、評判。

註釋

漢語學界雖然在不同的學科中都曾提到奧爾特加的名字，他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譯本，但總的說來，我們對這位20世紀偉大思想家的瞭解還是相當欠缺的，據譯者所知，大陸介紹奧爾特加思想的重要文章大概只有何兆武先生的《歷史理性的重建》一文（收入《歷史理性批判論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港臺地區則要稍好一些，但也不是很深入。——若無特殊說明，除導言以外，本書尾註均為中譯者注，下同。

霍華德·李·諾斯特蘭德：《大學的使命·導言》，第10頁，徐小洲、陳軍譯，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奧爾特加的主要著作及其英譯本和中譯本參見本書。

參見巴雷特：《非理性的人》，第15—16頁，楊照明、艾平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

參見ferratermora:ortegaygasset:anoutlineofhisphilosophy,yaleuniversitypress,1957.

參見伯恩斯：《當代世界政治理論》，第314頁以次，曾炳鈞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

j.gray:liberalism,minnesotauniversitypress,1986,p.93.

薩託利：《民主新論》，第40頁，馮克利、閻克文譯，東方出版社，1998年。

西方學術界研究奧爾特加的眾多文獻中，約翰·格雷厄姆積十年之力推出的三部曲是迄今最全面的著作，參見johnt.graham:apragmatistphilosophyoflifeinortegaygasset；theoryofhistoryinortegaygasset:「thedawnofhistoricalreason」；thesocialthoughtofortegaygasset:asystematicsynthesisinpostmodernismandinterdisciplinarity,universityofmissouripress,1994；1997；2001.

以下引文凡沒有註明出處的都引自本書。

在這個問題上奧爾特加迥別於桑巴特，後者把無產階級描寫為一種「毫無質的純粹的量」；全世界的無產者，「在倫敦和在羅馬，在莫斯科和在巴黎，在柏林和在維也納，幾乎都是同一種毫無色彩的和毫無個性的形象」（轉引自達仁道夫：《現代社會衝突》，第102頁，林榮遠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限於篇幅，我們這裡不打算詳細論述奧爾特加與前人的繼承關係、他與同時代人的比較以及他對後人的影響。

關於精英理論參見巴特摩爾：《平等還是精英》，尤衛軍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關於政治精英理論參見geraintparry:politicalelites,praegerpublishers,1969.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哈耶克何以會對奧爾特加讚譽有加了。

奧爾特加對美國和蘇俄這兩個當時正在迅速崛起的民族似乎並不看好，這一點多少讓人感到有些意外。

不過，奧爾特加的民族國家觀與其說來源於他對西歐歷史的深刻考察，不如說來源於西班牙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過程。我們知道今天的西班牙在歷史上就是因為種種歷史機緣，由若干個小國逐漸重組、合併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