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賴辛的讀書會還不錯，但無論是我自己還是觀眾的狀態都沒有我想象中的好，氣氛比較沉悶，此後的晚餐是在一座昔日的修道院（有拱頂）吃的，我喝多了。
每次來德國，在四季飯店這種地方，我都會發現這樣的對比：衣著華貴的酒店客人（一本正經的商業階層）和刻意不修邊幅的記者（彷彿故意惹父母不高興的青少年），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醜陋社會，與我們的社會相似，比我們複雜，甚至比我們墮落。
不知道是因為時差還是又產生了新的創作靈感，我讀不進任何連續性的內容，比如客房服務選單、酒店的設施清單，還有諾曼·謝利的《格雷厄姆·格林傳》，我本來沒打算帶這本書，一定是無意中塞進了我隨身攜帶的包裡。我能讀下去的只有那些看上去重要的段落的最後幾句，段落當中的某些句子偶爾會跳出來，讓我眼前一亮，然而我沒法連續著讀什麼東西，思維總是不斷跳躍。
謝利這樣寫格林：「對粗鄙、骯髒、色情和下流的追求開拓了他的廣度，從他的日記中也能看出這一點。」我懷疑從我的日記中也能看出這一點，希望如此吧。社會竟然期望（甚至接受）男作家追求粗鄙、骯髒、色情和下流，我覺得噁心。作為作家，如果我也有勇氣追求粗鄙、骯髒、色情和下流，對我也肯定有好處，但別人要麼會迫使追求這些東西的女人覺得自己可恥，要麼嘲笑她們的自我辯護荒唐聒噪，彷彿她們在吹牛一樣。
就算我付錢給一個妓女，讓我看她如何接客，記錄那些見不得人的秘密交易的種種細節……這也是作家分內的事，然而人們卻給女作家設下種種限制，好比一個男作家可以有各種風流往事，這些歷史甚至使他顯得更有魅力，情史豐富的女作家卻最好保持沉默，否則就要被人指指點點。
我的潛意識一定在構思一部新小說，時差不是我心煩意亂的原因，我打算描寫一位女作家，她比我還要極端——比任何作家、任何女人都極端，她盡一切努力來觀察一切，吸納每一個細節，她沒必要非得保持單身，但她相信婚姻會限制她，她並不需要親身經歷各種事情——也不想在性方面冒險——但她願意做一個旁觀者。
假設她付錢給一個妓女，讓她觀察她接客的過程，假設她不敢一個人做這件事——比如帶上了她的男朋友（當然，這是個「壞男朋友」），結果因為觀察妓女的生活，這個男人做出一些非常可恥的事，讓女作家決心改變自己的人生。
雖然描寫了卑鄙下流的事件，但這部小說的主要目的是展示性別的不平等：女性作家在觀察生活的過程中偶遇突發事件，以致引火燒身，而這件事——跟妓女有關——如果發生在男作家身上，則根本不會引發當事人的羞恥感，他也不會被人指責為墮落。
格林的傳記作者諾曼·謝利指出，「小說家有權——也需要——利用自己或他人的經歷。」謝利先生認為，小說家可以冷酷無情地運用這項「權利」，為了滿足「需要」，可以不擇手段，然而觀察和想象之間的關係並非只有單純的殘酷那麼簡單，必須想象出好故事，細節必須逼真，為了做到這一點，可以引入真實的細節，這樣做固然高估了個體經驗，但觀察是絕對有必要的。
所以，我的反常絕非時差所致，而是因為一部小說即將成形，它從僱用妓女開始，傳統觀念認為這樣做是可恥的——不，應該從描寫那個壞男朋友開始！我當然會把他寫成左撇子，而且頭髮是金紅色的……
漢娜老是告訴我，我不應該僅僅因為生物鐘的時間到了而結婚，結婚（或不結婚）需要「正確」的理由，不應該聽從身體的指揮，因為你的身體不過是想要個孩子，我受夠了這種說法了。漢娜也許天生不受生物鐘的影響，但除了生小孩，她對自己的身體的其他要求可都是唯命是從。
露絲寄給漢娜一張印有慕尼黑市場攤位上陳列的各種香腸的明信片，並在留言中寫道：我原諒你，可是你太容易原諒你自己了，你總是這樣。愛你的露絲
從慕尼黑乘車到斯圖加特的旅程；schwäbischealb的發音；種植紅藍綠捲心菜的農場。我在斯圖加特住的旅館位於席勒大街，那是一家有許多玻璃的現代化酒店。schlossgarten的發音。
斯圖加特的讀書會結束後，年輕觀眾提出的問題都是關於美國社會的，因為他們認為我的書抨擊了美國社會，他們請我盡情表達他們所謂的我的反美立場（採訪我的人也曾這樣鼓勵我），因為東西德國遲遲不統一，他們還想知道我對德國人的看法，比如：「美國人一般怎麼看德國人？」「美國人希望德國統一嗎？」
我告訴他們，我寧願談論怎麼講故事，可他們不同意，我只好說，我對他們感興趣的事情不感興趣，他們不喜歡我的回答。
在新小說裡，妓女的年紀應該比較大——不會讓女作家覺得畏懼，她的壞男朋友卻想要比這個妓女更年輕、更漂亮的女人，讀者雖然知道這個男朋友不是什麼好人，但女作家暫時看不到這一點，她專注於觀察妓女的生活——不只包括她的客人、機械的性交動作，還應該有房間內部的各種細節。
故事應該發生在阿姆斯特丹，因為：首先，那裡的妓女是合法的；其次，我要去那裡；第三，因為我的荷蘭出版商是個好人，我可以說服他陪同我觀察妓女。
不，你真蠢——觀察妓女這種事，你只能一個人做。
我喜歡艾倫的哪些方面：主要是他的侵略性（我也喜歡他的適可而止），還有他的批評，至少是對我寫作的批評，和他在一起，我可以做我自己。他容忍我、原諒我（也許過於容忍）。和他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我可以做更多的事、讀更多的書、從他那裡得到更多。他不會強迫我。（他從來都沒有強迫過我。）他會是一個好父親。
我不喜歡艾倫的哪些方面：他會打斷我，但他誰都會打斷，他的吃相讓我難堪，使我進一步懷疑他的做愛習慣也讓人噁心，還有他手背上的毛——啊，不能再想了！
在寄給艾倫的一張明信片（印的是1885年戴姆勒在斯圖加特的梅賽德斯-賓士博物館的照片）上，露絲寫道：你需要一輛新車嗎？我想和你開車出遠門。愛你的露絲
從斯圖加特飛到漢堡，從漢堡乘車到基爾，沿途有很多牛，我們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荷斯坦奶牛的老家。司機是出版商的銷售代表。我總能從銷售代表那裡學到東西。這位銷售代表解釋說，德國讀者希望我更「政治化」，他還告訴我，因為社會評論都是政治化的，所以我的小說也很政治化，他說：「你的書很政治化，你卻不是政治化的人！」
我不知道這樣說是批評我還是客觀陳述事實，但我認為他說得對，在基爾藝術館的讀書會上，觀眾們就提出過這樣的問題，這批觀眾很不錯。
但我沒有回答，反而試圖轉移話題，談談如何講故事。我告訴他們：「我就像一個製作傢俱的工人，所以我們還是談談怎麼做桌子和椅子吧。」從他們的表情中，我看出他們希望聽到更復雜、更有象徵意義的闡釋。「我準備寫一本新小說，」我說，「講一個女人決定結婚，不是因為她遇到了真心想嫁的人，而是因為她厭煩了交往各種壞男朋友。」只有少數的觀眾笑了，於是我又用德語說了一遍，笑聲多了起來，但我懷疑他們是在嘲笑我的德語。
「這可能是我的第一部以第一人稱進行敘述的作品。」我告訴他們。這時我發現他們徹底失去了興趣，無論我講英文還是德文都無濟於事。「我打算叫這本書《我的最後一個壞男友》。」（把書名轉換成德語後，我發現效果很可怕：meinletzterschlimmerfreund，觀眾們不但沒笑，反而很失望，因為它聽起來就像是一本討論青少年問題的書。）
停下來喝水的時候，我看到有觀眾離開了會場，後排的走得尤其多，留下來的人也在痛苦地等待我講完，我沒有信心告訴他們我打算寫一位作家，因為這樣恐怕會徹底打消他們的興趣，而且我已經講了太多關於敘事技巧和視角的內容，連我自己都厭煩通過談論自己的本職工作來取悅他們了。
從我在基爾的酒店房間可以看到海灣裡的輪渡，它們往返於瑞典和丹麥，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和艾倫去坐坐那些輪渡，也許有一天，我可以和丈夫、孩子一起旅行，還得帶個保姆照顧孩子。
關於我要寫的那位女作家：她真的相信婚姻意味著她再也不能自由地觀察世界了嗎？如果她已經結婚，可以和丈夫一起找妓女談談啊！對於一位女作家，丈夫可以給她帶來更多自由觀察的便利，也許我要寫的這位女性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不知道艾倫會不會拒絕和我一起觀察妓女接客。他當然不會拒絕的！
然而我真正需要邀請的同伴應該是我的父親。
在寄給她父親的明信片（印的是漢堡紅燈區的妓女在視窗拉客）裡，露絲寫道：想你，爸爸。對你說了那樣的話，我很抱歉，那太惡毒了。我愛你！露西
從漢堡飛往科隆，從科隆驅車前往波恩，莊嚴宏偉的大學。
觀眾中第一次有人問起我的眼睛。（所有采訪我的記者都問過我。）提問的是個年輕女人，看上去像個學生，她的英語幾乎稱得上完美。
「誰打的你？」她問。
「我父親。」我告訴她。觀眾們全都安靜下來。「用他的胳膊肘，我們當時在打壁球。」
「你父親很年輕？可以跟你一起打壁球？」年輕女子問。
「不，他沒那麼年輕，」我告訴她，「但他的身體很好。」
「那你接下來一定打敗了他。」學生說。
「是的，我打敗了他。」我說。
然而讀書會結束後，那個女人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不相信你，是別人打的你。」
我也喜歡德國人的這一點：他們會自己得出結論。
當然，如果我寫一本關於女作家的第一人稱小說，那些書評人難免會給它貼上「自傳」的標籤，以此宣揚他們的結論：我是在寫我自己。但我不能因為擔心作品出版後會引起某種反應而回避特定的寫作方式。
艾倫很可能會抱怨我連寫兩本關於女作家的小說，但他也說過，編輯不能建議作者寫什麼或者不寫什麼，我當然要提醒他這一點。
對於這部新小說，更重要的是：壞男朋友到底做了什麼，才會讓女作家在觀察妓女接客後產生了羞恥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她下決心要改變自己的人生？
看過妓女接客之後，男朋友可能一時興起，想和女作家做愛，結果讓她覺得他做愛的時候想的是別人，不過這無非是一次令人不快的性經歷而已，刺激她的必須是更可怕、更羞辱的事件。
在某種程度上，比起實際寫作，我更喜歡小說構思的階段，因為存在各種可能性，而等我敲定了細節和語言之後，選擇的機會就沒有了。
究竟要不要尋找我的母親？希望有一天她會來找我。我的人生中還剩下哪些重大事件？我的意思是，這些人生大事可能會促使她來找我——我父親去世、我的婚禮（如果我結婚的話）、我的孩子出生（如果我生的話）。（即便我想生孩子，也會只生一個。）也許我應該公開宣佈我要和埃迪·奧哈爾結婚，這樣或許能引起她的注意，不知道埃迪是否願意配合——但他肯定也希望見到她！
在寄給埃迪·奧哈爾的明信片（科隆大教堂的壯麗穹頂）上，露絲寫道：與你見面和交談……迄今為止，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夜。我希望很快再次見到你。你誠摯的，露絲·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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