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們是乘一輛牛車進村的。拉車的牛隻有一頭，有二十歲了，換算成人的年齡就是六十多。牛車更加地古老，木頭輪子上釘著膠皮，行進在小陽河堤上車廂一搖三晃，似乎隨時都會散了架。記不清是誰說了句，「真過癮啊，就像躺在一隻大搖籃裡！」
我們一行五人，三男兩女，是從南京下放到老莊子（夢安縣成集公社大範一隊）上的知青。在大範大隊部，趕車的禮九接上了我們。他讓我們坐在牛車上，自己卻堅持徒步。這會兒，禮九走在牛前面，一隻手上牽著牛繩，一隻手上拿著一根帶葉子的樹枝。給我們的感覺是，拉車的不僅是那頭牛，還有禮九。問題不免嚴重起來。
貧下中農不坐車，而我們坐車，不僅不坐車，還拉著坐在車上的我們……因此一路上我們都在勸禮九上車。他說，「我坐過了，去接你們的時候是空車，閨女拉著我呢。」
閨女想必就是那牛的名字了。
見禮九不肯上車，我們也要下去步行，被對方拼命攔住。禮九又說了，「接你們是隊上派的任務，不坐在上面禮貴要扣我的工分。」
「禮貴是誰啊？」我問。
「隊長，隊長要扣我工分。」
「那隊長怎麼不多派幾頭牛來？」大許說。
禮九回答，「隊上統共只有這一頭牛。」
由於坐車的事，一路上我們都十分忐忑不安，以致四周的風景都沒有顧得上細看。然後就進了村，來到了瓦屋前面。瓦屋，是老莊子上人的說法，其實就是幾間磚牆瓦頂的房子，有一個院子。在瓦屋前的空地上，禮九吆喝住閨女，停下牛車，村上的父老鄉親從大門裡迎了出來。
我們被簇擁著走進院子裡。只見一個披著一件半舊中山裝的矮墩墩的中年人向我們走來，想必是隊長禮貴了。他熱情地和我們握手，同時問，「吃過啦？」
大許代表我們回答，「沒吃，只是在汽車上的時候吃了一點餅乾。」
禮貴明顯一愣。
後來我們才知道，「吃過啦」是當地人打招呼的方式，並不是真的問你吃過了沒有。
禮貴和我握手的時候，我覺得他的手上就像戴了一副鐵手套，硬得嚇人。
然後是村史教育。在夢安縣城停留的時候，上山下鄉辦公室的人曾經交代過有關的程式。只聽禮貴咳了幾聲，吐出一口濃痰，用鞋底在地上擦了擦。「咱們村……」他說，完了就沒有下文了。
好在老鄉們非常熱情，接著禮貴的話頭爭先恐後地說開了。由於我們是初來乍到，對當地方言還沒有完全適應，再加上他們說的那些人和事情也對不上號，所以聽得稀裡糊塗的。
這時禮九已經卸完車，將閨女牽進了院子裡。他招呼了兩個小夥子，三人合力將牛車抬進院門的門檻。之後，禮九提了一隻鐵桶，又出了院門。再回來的時候拎著滿當當的一桶水。閨女飲水的時候，禮九又從房子裡搬出一臺鍘刀，蹲在院子的地上喀嚓喀嚓地鍘稻草。完了用一隻簸箕盛了，端到閨女的嘴邊。禮九圍著閨女忙前忙後，我們的目光隨之來來回回。禮貴看在眼裡，再次咳了幾聲說，「就說說這閨女吧……」
老鄉們馬上轉換了話題，說起了閨女和禮九。
由於我們就是坐閨女拉的車進村的，駕車的正是禮九，因此聽起來親切多了，也順暢多了。大許和吳剛還不時地提問，老鄉們講解的熱情就更高了。
那閨女的確有些來歷。老鄉們說，它原先是村上的富戶福爺爺家的。有人不同意，反駁說，是閨女它媽是福爺爺家的，土改的時候，閨女它媽被作為富農家的浮財分給了僱農禮九。總之是在禮九家，閨女它媽生下了閨女。於是窮得連褲子都穿不上的禮九頓時有了兩頭牛。可惜好景不長，閨女它媽生下閨女半天后就死了。老鄉們說，那是禮九的命賤，享不了兩頭牛的福。也有人說，用一頭使不了兩年的老牛換了一頭牛犢子，也值得了。大夥兒一致認為，閨女的命硬，剋死了老母牛不算，沒準兒以後還要克人呢！
這話可不是現在說的，而是二十年前說的。果不其然，十八年前禮九他媽就得餓癆病翹辮子了。
然後是互助組、合作化，最後成立了人民公社，閨女的歸屬隨之不斷轉移，最後歸了隊上，也就是大範一隊。但負責飼養閨女的一直是禮九。他甚至連家裡的兩間破草房也不要了，搬到牛屋來，和閨女吃住在一起。連媳婦都沒有娶，以前是顧不上，現在就是想娶也沒人跟他了。老鄉們說，那閨女就是他媳婦。也有人說，是他的閨女。閨女這個名字還是禮九給取的呢，後來在老莊子上叫開了。
說這些的時候，閨女和禮九就待在瓦屋的院子裡。禮九拿著一把禿笤帚，在閨女的身上來回掃著。被人議論的時候，他就像沒聽見一樣，或者說的根本就不是他。閨女更是置身事外，只顧咀嚼簸箕裡的草料。但我還是覺得，這樣當著面指指戳戳是很不禮貌的。
一個身材瘦小但長相精明的老鄉（後來知道是隊上的會計為巧）指著閨女說，「它還怪道呢，不生小牛，種倒是沒有少配。以前配了生不下小牛，現在配了也是白配！」
我實在聽不出這裡面有什麼區別。
另一個身強力壯的後生（後來知道是民兵排長仁軍）走過去，用手扳住閨女頭上的牛角。「你們瞅瞅，光溜得很呢，上面連一個坑兒都沒有！」他說。
那雙牛角的確扎眼醒目，光可鑑人，在陽光下就像兩把刀子似的。如此年輕的角長在一頭老牛的頭上確實比較奇怪。
後來我們聽禮九說起，母牛每生一胎，牛角上都會留下一道凹槽，叫作角輪。有幾圈角輪就生過幾胎。閨女的角上一圈角輪都沒有，可見是沒有生育過。
2
禮貴又咳了幾聲說，「咱們說說這瓦屋吧……」
於是老鄉們丟下了閨女，說起了瓦屋。
這次禮貴沒有領情，他大喊了一聲，「大禿子！」一個頭上結著亮亮的禿疤、模樣老相的孩子鑽了出來。說他是孩子是因為他身體的比例，大禿子的頭特別大，身體偏小，但那張臉並不年輕。只見大禿子吸溜一聲將拖著的鼻涕吸進去，忙不迭地應道，「在呢。」
禮貴說，「鑰匙從福爺爺家拿來了嗎？」
「拿來了。」大禿子說著從褲腰裡摸出一把鑰匙，交給禮貴。
那鑰匙既長又大，模樣奇怪，光溜溜的一根鐵桿，前面有一個扁頭。禮貴取了鑰匙，反身走向身後的主屋。主屋的大門門環上繞著一根半鏽的鐵鏈，鐵鏈上掛了一把老式銅鎖，也很大，看樣子與那鑰匙正相配。禮貴用手上的鑰匙開了門上的鎖，院子裡除禮九之外的所有人都跟著他走了進去。
我以為會有一個村史展覽什麼的，結果大失所望。房子裡面空蕩蕩的，除了一張破桌子（香案）和一把老掉牙的太師椅就什麼都沒有了。屋頂倒是高大異常，房子裡也很寬敞。陰暗的空間彷彿具有震懾作用似的，剛才還吵嚷不已的老鄉頓時都噤口不言了。
禮貴低下頭，對著桌面吹了一口氣。細如麵粉的灰塵被吹開後，仍然看不出下面桌子的顏色。香案灰中泛白，就像是灰塵做的。除了大夥兒拖沓的腳步聲，房子裡只響徹了禮貴一個人的聲音。他咳嗽、咯痰，嘟嘟囔囔的，弄得回聲四起，最終還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領著我們沿牆根走了一圈，又去兩邊耳房的門口張了張，禮貴就領著大夥兒出來了。
我們又回到了院子裡，又看見閨女和禮九了。禮貴在身後稀里嘩啦地鎖門。經過剛才這一遭，老鄉們遠沒有那麼活躍了。我們的行李被搬下牛車，送進了瓦屋的東廂房裡。直到這時，我才看清了形勢，那東廂房是隊上安排給我們的住處。與此相對的西廂房則是牛屋，屬於禮九和閨女的地盤。主屋朝南，對面沒有房子，只有一道院牆。牆上開了一個大門，就是瓦屋的大門。我們就是從那兒進來的。
我正在東張西望的時候，聽見為巧說，「瞧瞧那門樓子，還雕著花兒呢，值錢得很！」
仁軍介面說，「門檻高得嚇死人，小伢子都爬不過來，以前還要高呢，都磨出個凹凹來了。」
他們就像在說別人家裡的東西。也許是我們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特地從我們的角度說的吧？
這時禮貴鎖好了主屋的門，穿過院子走過來。經過我們身邊的時候他沒有停下，徑直向院門走去。為巧說，「跟上，跟上……」所有的人——除了禮九，都跟著禮貴走出了瓦屋。
院門外面是一塊平整的硬地。陽光下，被石磙碾壓過的地方反射著一塊塊發亮的圓疤。為巧跺跺腳，對我們說，「這是隊上的曬場。」
禮貴也沒有在曬場上停留，而是領著大夥兒繞到了瓦屋後面。在瓦屋後面，他也沒有停下的意思，繼續領著我們繞牆而行，從另一邊又繞回到了曬場上。然後禮貴站定了，面朝東方，從褲腰上解下旱菸袋，划著火柴慢條斯理地抽起來。村子上的男人們也都紛紛解下旱菸袋，抽了起來。
「瞧瞧咱們村……」禮貴說，又沒有下文了。
村子的主體在瓦屋東邊。從曬場的方向看過去，除了一些稀疏的樹枝、樹幹就是一棟棟的草房，實在也沒有什麼好看的。當然了，對剛從南京下來的我們來說，草房也是新鮮事物，可這一路上也看得多了。那草房因修建的年代不同，屋草的顏色便深淺不一，有的金黃耀眼，有的發灰髮黑。老莊子上的草房以灰黑居多，看來蓋得有些年頭了。這都是因為風霜雨雪的緣故。這些知識我們也是在路上剛學的。
直到禮貴吆喝一聲，「家去！」大家眺望的姿勢才鬆弛下來。
禮貴收起菸袋，也沒有和我們打招呼，就出了曬場的橋口，向村子的方向，也就是那些草房走了過去。老鄉們也都向村子的方向走過去。我們也準備跟過去，被為巧攔住了。他說，「你們住瓦屋。」
看來活動已經結束。「家去」的意思就是解散，各自回家。
當天晚上，好歹用柴火在土灶上弄熟了一鍋飯，就著從南京帶下來的榨菜、午餐肉，幾個人狼吞虎嚥地吃起來。速度稍減以後，我們開始議論下午的「村史教育」。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禮貴為什麼要讓我們看村上的草房呢？大許說，那是在進行憶苦思甜教育，這我就更不能理解了。那些草房並不是舊社會的事物，老莊子上的人如今就住在裡面。再說了，所謂的甜又是指什麼呢？
這一問題在我的心裡盤旋不去，直到幾天以後我才恍然大悟。那天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除了我突然開竅這一事實。看來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進村那天，禮貴的確對我們進行了憶苦思甜教育，只不過是倒過來的，也可以叫作「憶甜思苦」。所謂的苦就是村子上的那些草房，而甜就是當時我們身後的瓦屋。禮貴採用的是對比法，讓事實說話，我們怎麼就沒有看出來呢？那瓦屋在老莊子上可謂絕無僅有，矗立在那兒猶如鶴立雞群。不僅老莊子，此地方圓十里，除了瓦屋就再也找不到磚牆瓦頂的房子了。
我趕緊去找其他幾個知青，告訴他們我的發現。大家都深以為然，邵娜甚至多看了我兩眼。大許總結說，「真讓人感動啊，貧下中農自己住草房，讓我們住瓦房，自己苦，而讓我們甜。」
吳剛說，「閨女住的也是瓦房。」
「這又有什麼？說明貧下中農愛動物，愛集體的財產！」邵娜反駁道。
事後，大許代表大家去找禮貴，要求把我們換到草房裡去。他說，「我們是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教育者住草房，被教育者住瓦房，這樣下去我們是要犯政治錯誤的。」
禮貴回答說，「你們下來得急，知青屋來不及蓋。等知青屋蓋好，草房子有你們住的呢！」
3
就這樣，我們在瓦屋裡住了下來。
那東廂房共有三間，我和大許、吳剛住南邊那間，邵娜和顧圓圓住北邊那間。中間是堂屋，牆角上砌了土灶，大家共用。
顧圓圓下來沒幾天就得了什麼「草疾」，說是稻草過敏。開始的時候起了幾粒紅疹，後來疹子變大變圓，連成一片後就開始流水了。當然這都是她自己說的，邵娜說她可以做證。我們幾個男的卻沒有看見。無論是顧圓圓的雙手還是她的那張圓臉——露出衣服的部分，都完好無損，看不出任何過敏的跡象。顧圓圓因為這不明不白的怪病回到南京治療，以後再也沒有回到老莊子上。
大許評論說，「她怎麼不說是泥巴過敏呢？」的確，泥巴和稻草是農村最為常見的事物，也許泥巴比稻草還要常見一些，水稻畢竟是從農田裡長出來的。
顧圓圓走後，北屋裡就只剩下邵娜一個人了。
留下來的人還得幹農活，學習務農。我們不就是為此而來的嗎？對我們男知青而言，開始的過程可以稱之為由女變男。
隊上的男子漢和婦道（男人和女人，當地人的叫法）記的工分是不一樣的。男子漢最多可記十分工，至少也得記八分、七分。婦道最多記七分，最少是五分。開始的時候，所有的知青不論男女，隊上一律給記六分工，幹活也是和婦道在一起。也就是說村上的人把知青都當成了女人。因此下鄉插隊的首要目標（對我們男知青而言）就成了由女變男，變回去。
經過第一次雙搶大忙，這一目標終於圓滿實現，隊上開始給我和大許、吳剛記七分工了。更關鍵的是，我們再也沒有和婦道們一起幹過活。出工的時候和村上的男子漢們肩並肩地走在一起，真是揚眉吐氣啊！
回想和婦道一起出工的日子，不禁備受壓抑。首先上廁所是一個重大的考驗。我們沒進婦女隊以前，人家從來都是就地解決的。我們進婦女隊以後，大姑娘小解要找一條幹溝，跳進去，往下一蹲看不見人了才能方便。可那些結過婚的媳婦不管這一套，最多說一聲，「我要撒尿了。」完了蹲下就尿。
大範地處平原，四周無遮無擋，我們一時找不到地方迴避，只有背過身去。那不無湍急的聲音聽得我們心驚肉跳，旁邊還有婦道起鬨，「城裡人不好意思了呢……臉皮薄啊……」
至於我們幾個上廁所，只有跑回瓦屋去。往往，開始幹活的時候一身輕，幹著幹著就沉重起來了，因為夾了一泡尿。這自然極大地影響了我們學習務農的進度，包括熱情。於是互相告誡，早上別喝水，更不能喝稀飯。早上就吃乾的，隊上支的那點糧食也不夠吃啊，那就什麼都不吃，空著肚子去上工。
我們也曾經反省過，是不是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在作怪？幹嗎要這麼講究呢，不就是小便嗎？屬於正常的排洩活動。記得第一天上工，我問一位女貧下中農，「廁所在哪裡？」
對方用鋤頭砰砰地敲著田埂，舉目四顧，然後說，「我們農村就是一個大廁所！」
說得多麼豪邁坦然，多麼大無畏呵！
經過大約半個月的鍛鍊，我們上廁所也不一定非回瓦屋不可了。走得離勞動現場稍遠，找一個稻草垛，或者一棵較粗的樹，站在後面。如果實在沒有草垛或樹，就只好像大姑娘那樣跳進一條幹溝，蹲下解決。對我們來說，的確是一種進步，儘管幅度不大，但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上畢竟沒有止步不前。
再後來，事情的進展就有些出乎我們的意料了。隊上的婦女和我們越來越熟，勞動間歇媳婦們竟然要扒我們的褲子，說是要看看城裡人到底長得有啥不同的。大姑娘不動手，在旁邊掩口而笑。我們被媳婦們追得在農田裡亂跑，有一次，大許不幸被追上了。對方人多勢眾，將大許按倒在地，不僅扒了他的褲子，一個婦女還去河邊掏了一把稀泥糊上去。她們開心壞了，個個笑得牙齦畢露。那大許不僅不惱，反而有些高興。他大概以為和貧下中農的關係又進了一步，可以不分彼此地打鬧了。
也是在這樣的氣氛下，下次媳婦們又要扒大許褲子時，後者反戈一擊，撲上去，也要扒對方的褲子。結果被重重地打了一耳光。打他的是為好媳婦，老莊子上有名的潑婦。只聽為好媳婦罵道，「找死啊！毛還沒有長齊呢，想佔老孃的便宜！我都能把你給日弄出來……」
這件事使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貧下中農可以扒我們的褲子，但我們不能扒貧下中農的褲子。她們可以主動地和我們打成一片，反過來卻不可以。
邵娜卻沒有我們這樣的問題，她天生就是一個女人，不存在由女變男的困擾。尤其是收工回到瓦屋以後，她是女人這一點就更明確無疑了。
下來沒多久，邵娜就學會了燒火做飯，學會了縫補漿洗以及拾掇院子，每天屋裡屋外地忙個不停。和老莊子上的婦女相比，就差沒有餵豬養雞、帶孩子和侍弄自留地了。自留地是因為知青屋還沒有蓋好，我們沒有搬過去，暫時還沒有分。雞，後來邵娜在瓦屋的院子裡也餵了幾隻。而我和大許、吳剛就像是她的三個孩子，每天回到瓦屋後幹活的工具一撂，不免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伺候我們的時候，邵娜常常哼著一支小曲，有時候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有時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時候則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得出來，她非常高興。看來向貧下中農學習做家務的確比學習幹農活更讓邵娜開心。
自從顧圓圓病退回南京以後，邵娜就成了老莊子上唯一的女知青，當然也是瓦屋裡唯一的女人。邵娜是唯一的，就像閨女一樣，就像瓦屋一樣。
一次大許對邵娜說，「以後，你乾脆別去上工了，專門做家務，工分我們勻給你。」
邵娜眼睛一瞪，「把你美得不輕呢！你們掙的那幾個工分還不夠自己吃的。再說了，我又不是你們的什麼人！」
大許說，「戰友，戰友，一條戰壕裡的革命戰友。」
「誰跟你是戰友啊！」邵娜說。
但總體說來，農村生活還是很無聊的。新鮮勁兒很快就過去了。除了下地幹活，我們和村子上的人幾乎沒什麼接觸。有時候我會想，這都因為住瓦屋的緣故。如果當初我們住進村上的草房裡，住到貧下中農家裡，和他們吃住在一起，情況肯定就不一樣了。村子上的人很少會來瓦屋串門，除了我們剛下來的那幾天，那也是因為新鮮。在他們看來，我們模樣長得新鮮，帶下來的手電筒新鮮，高腰雨靴新鮮，半導體收音機新鮮。新鮮勁兒一過也就無所謂了。
我們也曾經去村上挨家挨戶地走訪，攤開一本塑膠皮的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在上面記著什麼。後來，這一活動也不了了之。我們不寫不畫，也不看書（讀書無用嘛）。自從帶下來墊箱子用的幾張舊報紙撕了擦屁股以後也再也沒報紙可看了。
閒著沒事的時候，幾個人就在瓦屋的院子裡轉悠，東瞅西看。主屋的門終日緊鎖，不過，院子裡倒是有一口古井。那井不知道何時被老莊子上的人填平了，填土從井口漫上來，長著一些雜草，乍看就像是一個棄之不用的花壇。但實在也不是什麼花壇。甚至連草葉也被閨女啃光了，只留下一些乾枯的草根。那就看閨女和禮九吧。後者如此耐心、按部就班，每天圍著前者忙個不停，還和對方說話。的確有點意思。但看得時間長了，也就興味索然了。
禮九喜歡和閨女說話，對我們卻越發懶得開口。他對我們說過的最多的話還是拉我們來瓦屋的路上說的。我有一種感覺，禮九和閨女是一夥的。他既不跟我們是一夥，也不和村子上的人是一夥。只有他和閨女，誰都別想插進去。
4
我們喜歡上了趕集，一有機會就往十里路外的成集街上跑。那兒是公社革委會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當地農民都會肩擔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產拿到集上去賣，再從供銷社裡買回油鹽、布料之類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牽著母豬去配種站配種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農具廠門市部買鐵鍬、鐮刀的。土街的兩邊店鋪林立，屋簷下農民們席地而坐，前面放著籮筐、笆斗、籃子或者一條鋪開的化肥口袋。陳列的各種土產，有自己家地裡長的，也有自個兒動手做的。幾張小板凳，或者是搓得均勻結實盤成一盤的草繩、麻繩。成集街上磚牆瓦頂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還有一棟二層小樓。
我們趕集，一般不買什麼，也不賣什麼。只要在人群裡擠一擠，到處看一看，就覺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產隊上悶久了的緣故。此外，我還有一種感覺，就是和農民的關係變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時候，他們是教育者，我們是被教育物件。而在趕集的時候，同樣是貧下中農，在我們的眼裡卻變成了小商小販。他們看我們的目光也變得膽怯，有點躲閃了。也許是因為他們蹲著，而我們站著。當然更可能的是我們不再那麼孤單了。
不僅我和大許、吳剛，幾乎所有大隊的男知青都喜歡趕集。大夥兒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氣候。其中不乏下來以前就彼此認識的，有的還是一箇中學的，甚至同屬於一個造反組織。即使完全不認識，在趕集的人群中，誰是知青誰是當地農民還是可以一眼認出。認出以後，說上兩句南京話，就互相對上了暗號。因此趕集對我們來說，就是尋找組織，或者說是走親戚也行。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還活躍著另一夥人。和知青一樣，他們也喜歡穿綠軍裝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戴著時髦的假領子。不同的只是他們的軍裝是真貨色，不像我們大多是買綠咔嘰布找裁縫做的。這幫人是當地的退伍軍人，基幹民兵骨幹分子，被從下面的大隊抽調上來，組成了一個叫「群眾專政指揮部」的部門，負責成集的治安保衛。頭頭姓王，人稱「王助理」，是夢安縣公安局派下來的公安助理。只有此人是正式的國家幹部，城鎮戶口，並且有工資可拿。其他的人則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綠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沒什麼兩樣了，就是二哥！」
說這話的是岔河大隊的知青老於，下來以前和我、大許、吳剛是一個學校的。當年老於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組織「一片紅」的頭頭，政治覺悟自然是高出了我們許多。下來後沒多久，老於就把成集公社的歷史和現狀摸了個一清二楚。
這會兒他繼續介紹說，實際上「群專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產物。如今的「群專部」叫作「人保組」，意思是人民保衛或者保衛人民，但換湯不換藥，還是原來那幫人。但由於習慣原因，當年的一些稱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組的成員被稱作「勤務員」。勤務員們一概被王助理編了號，從二號一直到十三號。
「為什麼不設一號？」老於提出一個深奧的問題，無人能解。
停頓片刻後，老於自己回答說，「因為一號是王助理給自己留著的，後來發現南京人管廁所叫一號，他才放棄了這一美譽。群專部還在的時候，王助理自稱王部長，成立人保組以後，他覺得叫組長官太小，就只好叫王助理了。」
說起人保組的所作所為，老於更是義憤填膺。「什麼保衛人民？整個就是魚肉鄉民！我看人保組不如改名叫人肉組算了……」
那人保組的確是夠橫的，趕集的農民看見他們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我們這些知青，有時候在街上和他們擦身而過，也能感覺到對方的肩膀很硬，帶著勁兒。完了還惡狠狠地瞪你一眼。我們瞧不上他們，他們也不服氣我們。當時的形勢不無嚴峻，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老於在工農飯店召集會議即是為此。他一再強調衝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覆告誡，只能智取，不可強攻。勤務員們自然無須多慮，但王助理的來頭不小，據說還是縣委盧書記的什麼親戚。
這天，機會終於被我們等來了。
一個農民在集上賣兔子，恰好二號勤務員上街買菜。他提起一隻農民賣的兔子說，「這兔子怕是有病，看著不活泛。」
農民說，「活泛，活泛。」
二號說，「我看不健康。」
農民說，「健康，健康，永遠健康。」
二號的臉色陡變，叭啦一聲將兔子摔在地上。那兔子就是健康也變成不健康的了。「你說什麼？竟敢講反動話！」
農民嚇得六神無主，抱著兔子苦苦央求二號放過自己。後者威脅道，「捨不得這病懨懨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組，人和兔子總得去一個！」
農民捨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來。
我們一幫知青正是這時擠過去看熱鬧的。見我們人多勢眾，二號也不禁心虛。只聽老於大大咧咧地問，「咋回事兒啊？」
二號雖然結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經過講了一遍。如果放在平時，他自然不會有這份耐心。
老於問，「他講反動話了？」不等二號回答，又轉向了圍觀的農民，「誰聽見了？你們誰聽見賣兔子的講反動話了？」
在場的人都說沒有聽見。我們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沒聽見！沒聽見！狗日的聽見了！」弄得就是聽見的也不敢說自己聽見了。
「你說他講了反動話，那他到底講了什麼？」老於問二號。
「他，他說，兔子健康，永遠健康。」二號說。
「好啊，你講反動話了！」老於大喝一聲，不等二號分辯，再次回顧圍觀的農民，「這孫子講反動話了，你們聽見沒有？」
「聽見了！我們聽見了！」在場的人齊聲大喊起來。
老於轉向二號，「你看看，他講反動話沒有人聽見，你講反動話大家都聽見了。」說完一招手，幾個手腳麻利的知青撲上去，把二號掀翻在地。
老於對賣兔子的農民說，「借你擔子上的麻繩用用。」
農民說，「還是算了吧，這兔子也沒折……」
老於沒有理會，讓人解下擔繩將二號捆了個結實。之後老於在前面開路，後面兩個知青押著二號，其他知青負責維持秩序，一幫人在趕集農民的簇擁下浩浩蕩蕩地向公社革委會大院擁去。進了院子便直奔人保組所在的房子。那屋頂上的煙囪正冒著煙呢，大概是在等兔子下鍋。老於熟門熟路，就像他每天在這裡上班一樣。
王助理是一個白胖子，腦袋上的頭髮已經歇光了，大概有兩三縷頭髮橫過來搭在腦門上，顯得油光水滑的。他自備了一把小梳子，說話間時不時地掏出來刮刮腦袋。
當時二號被兩個知青按在地上，掙扎著想站起來。「王助理，王部長，我冤枉啊！」他說。
「這裡沒你說話的份兒！」王助理說，然後轉向老於，「你們說他講了反動話，他講了什麼反動話啊？說出來聽聽嘛。」
這一套是老於玩過的，他當然不會上當。「我們不說，我們說了，就是我們講反動話了。」
「你倒是夠精明的。」王助理說，「那又怎麼證明他講了反動話呢？」
老於說，「請問王助理，早請示晚彙報的時候應該怎麼說？」
王助理馬上站直了，右手握拳，揮動胳膊，同時大聲地朗誦道，「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說完，他下意識地看了一下自己的右手，大概發現握的不是《毛主席語錄》，而是一把小梳子，神情略微緊張。老於也不追究，他指著地上的二號說，「他把祝願林副主席的話用到兔子身上去了……」
恰在此時，有人把那隻兔子給扔了過來。兔子的前後腿綁上了繩子，但還是在地上蹦了幾蹦，倒地後再也沒有爬起來。肯定是某個知青從賣兔子的農民那裡買下了兔子，以便造成「人贓俱獲」的效果。王助理看著地上的兔子，有些發愣。
老於追問說，「把祝願林副主席的話用到兔子身上算不算反動？」
只見王助理哼了一聲，把小梳子往中山裝的口袋裡一塞，摘下手錶，又是一塞。然後邊捋袖子邊向二號走過去。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王助理已經抬起手，噼裡啪啦地給了二號十幾個耳光。巴掌挪開的時候，二號的半邊臉上已是血紅一片。
這次事件以後，成集街上再也沒有人敢與知青爭鋒了。趕集的農民看見人保組的人仍然避之不及，人保組的勤務員見到知青也一樣，唯恐避之不及。撞肩膀的事再也沒有發生過。遠遠地看見我們過來，勤務員們將軍帽壓得低低的，最多從帽簷下面偷偷地看上一眼。
我們去成集街上趕集，通常去工農飯店吃飯。那是成集街上唯一的一家國營飯店，也是唯一的一家飯店，只賣飯菜、麵條，不賣茶水。後來我們便自己帶了茶葉，在飯店裡要了開水，泡上一壺茶，一坐就是一天。泡茶的壺、喝茶的碗都是飯店無償提供的。到後來工農飯店幾乎都快變成茶館了，當然來此喝茶的只有知青。知青喝茶不要錢，甚至可以不吃飯店裡的飯。換了農民肯定不行。我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以上的優待，按老於的話說，「咱知青為民除害，如許好處也是該得的！」
由於有了一個固定的落腳點，我和大許、吳剛更喜歡趕集了。
5
回到下面的生產隊裡，日子照舊。直到第二年的冬天，知青屋才總算蓋好。它位於老莊子的東邊，離村子的主體大概有一百多米，孤零零的一棟泥牆草頂的房子。屋頂上的麥草開始時倒是金黃耀眼的。
我們從村西搬到了村東，從瓦屋搬到了草房裡。我說的「我們」是指我和大許、吳剛，不包括邵娜。後者沒有搬過來。
住在瓦屋裡的時候，就已經有了一些風言風語，說我和邵娜在談物件。大概是為了避嫌，邵娜死活都不肯一起搬過來。實際上，當時我們只是有一點曖昧，最多不過是眉來眼去。連我們自己都不落實的事，村子上的人是怎麼知道的？可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邵娜一個人留在瓦屋的東廂房裡，晚上早早地就關上了房門。村子上的光棍經常前去騷擾，隔著院牆往裡面扔砂礓，或者走到東邊的窗戶下，故意大聲咳嗽。禮九自然沒辦法制止，他本人避嫌還來不及呢。由於邵娜的這一處境，我不得不每天晚上過去陪她。直到光棍們打熬不住，回家睡覺去了，我這才離開瓦屋。
第二天上工的時候，村上的人會問我，「昨天吃過晚飯你去瓦屋了吧？估摸三更天才回。」
他們又是怎麼知道的？後來我總算明白了，那是因為狗。每天晚飯以後狗吠聲將我從村東送到村西，然後再一陣狗吠把我送回來。村上的人睡不著覺，等著聽狗叫。由於影響了貧下中農正常的作息，我心裡隱隱地有些不安。
每天晚上往瓦屋跑，事情反倒是挑明瞭。孤男寡女單獨相處，不是那麼回事也是那麼回事了。反正，我和邵娜談物件在老莊子上已是不爭的事實。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彼此表白過，順水推舟的情況也許倒是有的。
禮九仍然和閨女相依為命。但此人有一個癖好，就是每年冬天要出門要飯，第二年春耕開始的時候才會回到村子上。我們下來以前，禮九離村的那幾個月裡，閨女是村上的人輪流餵養的。我們下來的第一年，仍照舊章。但那時我已經在積極要求餵養閨女了。直到第二年的冬天，這一光榮的任務才終於落到了我的肩上。條件是不記工分，隊上的活照幹。
我開始喂閨女的那個冬天正好是我們搬到知青屋裡去的那個冬天，因此我更有理由往瓦屋跑了，給閨女加水上料劈柴生火。可老莊子上的人不這麼想。他們認為禮九離開是給我挪窩子，我喂閨女是鑽空子。完全地無視歷史事實。難道他們不知道禮九要飯不是從今年開始的？我要求餵養閨女也不是現在的事？
夜幕降臨，古老的瓦屋裡陰影重重。北風呼嘯怒號，閨女窸窸窣窣地反芻著草料。門窗緊閉的主屋那邊不時地會傳出一些響動，像是有人在拄著柺棍走路。我不由得想起了村上人的說法，那瓦屋是姓範的第一代先人蓋的，他們死了以後再也沒有搬出來。村上人的意思是瓦屋後來成了老范家的祠堂，用來供奉祖先的牌位。明知道如此，我還是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我不禁有了某種保護邵娜的衝動，她對我也有了明顯的依賴之感。邵娜說她很後悔沒有和我們一起搬到知青屋去，但看看又不像。總之邵娜既後悔又不後悔，心思比較難以捉摸。
後來，我乾脆連晚飯也去邵娜那裡吃了。她每天做兩個人的晚飯。吃飯的時候，邵娜一個勁地給我夾菜，自然不是每次都有菜特別是肉可夾。沒菜可夾的時候，她就幫我搛飯裡面的稗子、小石子，生怕磕了我的牙。邵娜還經常給我洗頭，為我剪手指甲和腳指甲，幫我擠臉上的粉刺以及挖我兩邊的耳朵。總之她圍著我忙個不停，我則聽任她的擺佈。做這些事的時候，我們甚至很少說話。這就是我和邵娜談物件的一般性內容，說出來的確很難讓人相信。
每次，我去邵娜那裡的時候，大許總是酸溜溜地說，「快活去了。」回到知青屋以後，他又說，「快活回來了。」
我說事情不像他認為的那樣，邵娜不過是為我做飯、洗衣服。她為我做的那些事，以前也為他大許和吳剛做過。只不過現在邵娜伺候的物件從三個人變成了一個人，如此而已。她仍然像以前那樣忙裡忙外，閒不下來，只不過沒有為他們忙了。大許說，「打死我也不信！」
不要說是大許、吳剛，就是老莊子上的貧下中農也不相信我和邵娜之間什麼事都沒有。這時有人向隊幹部反映，說是我留在瓦屋過夜，天亮了才回知青屋。又說村上的狗可以做證。我詛咒發誓、向毛主席保證也無濟於事，自然也無法指責那些亂叫的狗。這件事後來越發鬧得沸沸揚揚，有鼻子有眼，最後還是福爺爺提議，讓邵娜搬進他家東山牆那兒支的一間草披子裡，風波才總算平息。
福爺爺是老莊子上的長輩，雖說成分是富農，但在村上極有威信。他家的東山牆接了一間草披子，裡面放著一口紅皮棺材，那是福爺爺的壽材，草披子是專門為此而蓋的，裡面除了壽材什麼都沒有。禮貴讓人在牆角上砌了一個土灶，草披子的頂上豎了一截煙囪，邵娜就搬過去了。甚至連床都不用支，鋪蓋往壽材上一鋪，就是現成的床。只不過那床有點奇怪，前高後低，比較狹窄。下面的紅漆雖然被遮住了，但棺材的形狀還是能看出來的。
我問邵娜，「睡在這樣的床上你不覺得害怕嗎？」
她回答，「不但不怕，反而覺得安心。誰敢碰福爺爺的壽材？」
的確如此，不僅村子上的光棍們不敢，我也不敢。
說這話的時候，邵娜半躺在福爺爺的壽材上，正在為我織一件毛線衣。我則坐在一隻倒扣的笆斗上面，距離對方有兩尺多遠。織毛衣的線是邵娜從她的一件舊毛衣上拆的。她織了拆，拆了再織，已經反覆多次了。因為打毛線不是一朝一夕能學會的。毛線有限，而時光無限。有時候需要繞毛線，我就伸直兩條胳膊，抻住毛線，邵娜將其纏繞成球，我們之間就有了一線相連。古老而幽遠的寂靜中，隔壁傳來了福爺爺咳嗽咯痰的聲音。
實際上，福爺爺並不干涉我們談物件。自從邵娜搬過來以後，村上人的議論便戛然而止了。就像我們的事得到了某種批准。我仍然每天晚上去邵娜那裡吃飯，仍然是深更半夜地回知青屋，老莊子上的狗也準時吠叫。並沒有任何不同，但就是大不一樣了。
不僅邵娜覺得受到了福爺爺的庇護，我也有同樣的感覺。我和邵娜來往再也不需要偷偷摸摸找什麼藉口。有時候我甚至想，即使我在邵娜的草披裡過夜，老莊子上的人也不會說什麼的。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在我是因為害怕那口棺材。邵娜是怎麼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6
每天晚上，我除了往邵娜那兒跑，還要去瓦屋喂閨女。好在福爺爺家的園子也在村西，和瓦屋只隔了一條小陽河。我一般是在邵娜那裡吃完飯，待上一會兒，然後就去瓦屋。除了加水上料、打掃牛屋，有時候還要生火。隊上專門預備了柴草，堆放在牛屋北邊的房子裡。冬天給牛烤火是需要也是規矩，但一般來說，只有當村上的男子漢們在牛屋聚會時那火才會生起來。或者，當牛屋的窗戶上映出火光，他們便紛紛前來了。大夥兒借牛的光，烤集體的火，傳遞著菸袋，拉個家常什麼的。
去牛屋烤火最積極的是大許和吳剛。有時候，我還沒有從福爺爺家的園子裡出來，他們就已經去了牛屋，並生上了火。我隔河看見火光灼灼，不得不中止了和邵娜的約會。他倆也是走得最晚的。老莊子上的人熬不住困，紛紛撤離，大許和吳剛這才挾持著我，一起回到冰冷的知青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