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師面前，小北也變了一個人。他不僅不再對著幹，其阿諛奉承讓老師都渾身不自在了。每逢班主任的課，他都會泡上一杯熱氣騰騰的胖大海，放在講臺桌上，很動感情地說：「您要保護嗓子。」下了課，他又主動幫老師把教案捧回辦公室——真的是捧——雙手託著躬身而行。

但是對於他這種貨色，老師非但不領情，反而問道：「你覺得學一個太監很好玩嗎？」

小北害羞地閃著大眼睛說：「您需要我管您叫老佛爺嗎？」

老師發火了：「你到底想幹什麼？」

小北說：「今是而昨非啊——我痛感，我要改邪歸正了。」

為了表現自己真的痛改前非，小北甚至捧起書本學習了起來。在沏茶倒水和捧教案的間歇，他還要抽空向老師請教問題。對於他的請教，老師遺憾地說：「這些東西初二不是就講過嗎？現在才問實在太晚了。」

小北繼續厚顏無恥地說：「文革耽誤了十年，您不都趕回來了麼？我只耽誤了六年而已。」

他還眼淚汪汪地懇求：「您可千萬不要放棄我啊！」

小北走後，老師也搖著頭說：「他的腦袋裡到底進什麼了？」

對於小北的迅速轉變，陳星視而不見。其實，他現在對什麼事都有些視而不見了。這個沉默寡言的年輕人，彷彿一生下來就做好了承受孤獨的準備。現在孤獨終於造訪了他。

自從與小北絕交以後，陳星基本上沒在學校說過一句話。課倒還是照常上，只不過早上坐到凳子上，便開始低頭髮呆，書包都不開啟。課間休息的時候，他也出去透透氣，活動活動身體。同學們看到他在單槓上一個接一個地做著引體向上，剛開始還饒有興致地替他數數，但後來也作罷了，因為他做的數量實在太多了，而且每個課間都重複這同一種運動。粗略地算一下，他幾乎每天都要做上千個引體向上。這樣的機械活動，彷彿僅僅是為了避免關節生鏽才進行的。大家也目睹著他的胸大肌、虎頭肌和肱二頭肌日益膨脹了起來。到後來，他站在一群白白嫩嫩的高中生中間，竟然顯得很唬人。

大夥兒倒是希望陳星再和小北打一架。他們猜測，艱苦鍛鍊的陳星已經有了更加可怕的戰鬥力，一拳下去，不要說小北，就連一頭驢都會筋斷骨折。

但是陳星沒有讓群眾們的願望實現，每天一放學，他就把書包往肩膀上一扛，頭也不回地走了。他離開的架勢，好像即將踏上一段千里萬里的流浪之路。

回到家裡，孤獨的味道卻更濃了。其實，在學校的孤獨並不是真正的孤獨，那只是孤立。即便你被孤立了，也有人在看你；而且往往因為你孤立，看你的人反而多了。被孤立有時候倒是一種享受。但家裡的孤獨是真正的孤獨。

陳星的父母都在一所區屬圖書館工作。可以說，他們是這個時代為數不多的、堅守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風格的知識分子。當然，這種堅守也是被迫的。他們沒機會和上面的人勾結，也沒資格受到下面的人同情。他們的清高是真清高，悲憤也是真悲憤。

為了緩解工資條象徵的拮据，陳星的母親還幹了一個本不該是副高職稱乾的活兒，她每天晚上去一箇中學課外輔導班上課，講初中語文。而陳星的父親分屬圖書館黨史研究辦，假如有專業的話，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因為腰肌勞損，他基本什麼家務活也不能幹，只能坐在沙發裡看電視。他不看電視劇，也不看綜藝節目，而是習慣一遍又一遍地複習各個電視臺的新聞。長此以往，他對每個省份的社會現狀都有了廣泛的瞭解，對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大事則有更深刻的瞭解。比如一顆巴勒斯坦的炸彈，會隨著電視遙控器在他面前爆炸五次。

看新聞時，父親大多數時間都是沉默不語，雙眼目視前方，那表情既像在看，又像什麼都不看。他也幾乎從不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那些新聞做出評論。這其實就很不像一個知識分子了。

只是別讓他喝酒。一旦父親的手裡握著一瓶「牛欄山」牌二鍋頭，他的眼睛就睜大了，額頭也放出了光芒，有時甚至會不顧勞損的腰肌，一下子從沙發上彈起來。對於正在發生的新聞，他也要做出評論了——只不過，那些話仍然不符合一個知識分子的身份，常常是「什麼玩意兒」、「這些狗孃養的」、「你們丫的騙誰呢」之類的隻言片語。那些短句飽含著冷嘲熱諷，輕輕地從他的嘴唇裡爆出來。

然而這種時刻，已經是父親話最多的狀態了。在不喝著酒看新聞的時候，你是完全可以把他當作一個啞巴，甚至把他這個人都忽略掉的。

可以想見，他在單位裡，確實已經接近於被忽略的狀態了。不光是領導忽略，就連普通同事都忽略他了。有一次下班時間，陳星沒帶鑰匙，就到圖書館去找父親。父親在人來人往的走廊裡看到了他，就說：「你怎麼來了？」

沒想到陳星還沒說話，父親身邊一位胖胖的大嬸忽然「哎喲」了一聲，好像受到了很大的驚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