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總該講個公平合理。他們也應當摘下你的兩個小丸子才是。」她說。
他感到她這句無心的話無異於給了他當頭一棒。他試著動了動嘴唇，但是話到口邊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於是便轉身離去。她目送著他那寬肩膀的高大軀體穩妥地包藏在那套講究的夏季西裝裡。他定是感受到了她的目光，因為他尷尬地調整了一下禮帽，然後就消失在房屋拐角的後面了。
家裡沉寂，陰冷，昏暗。辦公室明亮，總是顯得太熱，總是擠滿了人。在辦公室，他精力充沛，說話又快又響亮，走路邁著有彈性的步伐，並且知道自己想要幹什麼。在家裡，時間放慢了速度，所有的一切也都隨之發生變化。在家裡他的肚子塌陷了，他的雙腳凍僵了，他的聲音也消逝了——沒有人跟他交談，沒有人聽他發號施令——那些舊傢俱可以為他做證，它們知道這裡的全部的真實情況。家和辦公室之間的邊界延伸到市場上的某個地方，那兒有一條沿著石板之間形成的界線，他每天有兩次要跨過這條界線。每天跨越界線成了某種痛苦的事，因此近來他常推遲這個時刻，走進餐館喝上一杯燒酒。他起先想走進「利多」酒店，那小酒店對他來說最順路，但他以為，他要是坐到那永遠溼漉漉的合成纖維板桌面的旁邊，置身於郊區來的不三不四的男人中間，吸著劣質啤酒和廉價香菸的氣味，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也是一件有失體面的事。於是他走進了「塔樓」餐館，那兒每天這個時辰還沒有顧客，漸入老境的女服務員認識他，無須點菜就給他擺上一杯燒酒和一盤澆了酸奶油的生鯡魚。他坐在那裡，透過鑲了玻璃的櫥窗望著睡意朦朧的小城鎮的街道。用不著裝傻充愣欺騙自己——他在過路人中間尋找阿格尼。那時他就考慮，她不跟他在一起的時候，都在做些什麼呢？她是否真正存在，是否有自己的床，是否有裝她那些可笑的褲子的衣櫥，是否有放她的牙刷的盥洗間？他甚至還不知道她姓什麼！當然，他能調查出來，也能詢問出這一切，畢竟城市並不大，所有的人都彼此相識。
「你是個什麼人？你是從哪裡到這兒來的？你有沒有雙親？」晚上當清瘦、光溜有如蜥蜴一般的她偎依在他懷中的時候，他問。
他知道，無論她回答什麼都免不了是一番支吾搪塞。她完全是個外人，彷彿她是用另一種泥土捏出來的，可正是這種新異的陌生性深深地吸引了他，讓他發狂。
「而你又是什麼人呢？」她以問作答，「你是從哪裡到這兒來的呢？你的雙親又是在哪裡呢？」
他對她比任何人都更樂於講述有關自己的事。從那些敘述中他也逐漸發現了自己。他曾出人意料地說，他總是這樣或那樣的奇怪的巧合、意外的遭遇、混亂的運動的犧牲品。後來當他坐在「塔樓」餐館獨自喝著一杯燒酒的時候，思考起了這件事。他們交媾之後精疲力竭地躺在床上的那些談話，似乎是愛的另一種變種，他甚至要說，是一種更高雅的變種。這種愛無須任何調情，無須玩弄花招，無須諂媚送秋波。只要開啟自己的內心的某種閘門、堤防、障礙物，讓詞語源源流出就夠了。而那些詞語早就知道它們該做什麼，該組成怎樣的句子，編成怎樣的故事。他感激她就這麼躺著，聽他講。或許她根本就沒有聽？如果是這樣的話，他需要的便是她本人在場：她那淹沒在一堆枕頭裡的男孩般的身體、平穩而熾熱的呼吸和新摘下的黃瓜的氣味。
有一天他用手量了量她的腰身，後來他到弗羅茨瓦夫探視妻子的時候，在百貨商店給她買了一條帶有寬闊腰帶的時髦的打了褶襉的裙子。看得出來，她很高興，因為她把這條裙子看了許久，檢視它那簡練剪裁的每個細節。彷彿她是平生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東西。當她試穿的時候，他把她的頭髮提到頭頂，並且把它做成一個馬尾巴髮型。後來他從餐館櫥窗後面看到的她，正是這副模樣。她沿著街道奔跑，灰色裙子圍著她兩條修長的腿旋動，彷彿有了生命。在他來得及付賬走出餐館之前，她已消失不見。但他知道，傍晚她會回來，像每天一樣。
他見到妻子是在她手術後的一天，她灰白的臉色著實使他心中一震，他當時腦子裡掠過的一個念頭就是她快要死了。要是她此時，就在備受各種困擾的情況下，在沉默之中死去，那可就太不正常了。想到她會出這樣的事，會在這最危險的時刻——這一張皮已經脫落，而新皮尚未長出來的時候——棄他而去，他著實嚇了一跳。他拉著她的手，呼喚著她的名字，直到她睜開了眼睛。她慘淡地一笑，這情景把他感動得直想哭。假如病房裡只有他們夫婦兩人單獨相處，他也許就會讓自己熱淚長流，但在旁邊，相隔一公尺的距離，還有幾張病床，每張床上都躺著一個衰弱疲軟的女人的軀體，一臺已經損壞、不能正常工作的用來傳宗接代的機器，一條從夜的此岸漂向彼岸的擠滿了人的經不起風浪、險象環生的小船！因此他只是咬緊了嘴唇，剎那間淚水把他的幻象蒙上了一層霧，使之變得模糊不清了。
「你能應付得了嗎？」她問。
他點了點頭，讓她放心。
「我覺得他們似乎把我的一切都割掉了。」
他不由自主地朝被子上的一個部位掃了一眼，那個部位的下方就是她的肚子。不知何故他想在那兒會有一個凹陷的坑。他在她那又長又白的手指上親吻了一下，又在那裡坐了片刻，直到醫生來查房，有人叫他出去。他說他後天再來看她。
正是這一天他給阿格尼買了那條裙子。
他無法阻止腦海中湧現出的關於未來的萬千思緒。他想象有一天妻子死了，他和阿格尼就會拋下這個已經凋落了的家，或者一起去上西里西亞，或者去華沙。他在那裡會毫不費力地找到工作，而阿格尼則可以去上大學，比方說學建築。他會給她買許多漂亮的衣服，禮拜天他們會沿著新世界大街閒逛，而所有年輕的男人也都會對他們行注目禮。
甚至哪怕她不死，最終他也會離開她。簡而言之就是跟她分手。
說也奇怪——他們之間雖然存在著一段距離，卻有著同樣的空幻之想。她也想死。她希望一死了之，這將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一想起她將不得不回到那幢陰森森的大房子裡，大清早得起床去藥房上班，下班後還要順路採購，要種花，要叮叮噹噹地敲鋼琴，要沒完沒了地翻閱那些雜誌的頁面，她就感到渾身疼痛。她思念的只有阿格尼。她是否有膽量告訴他那些人在她身上都幹了些什麼？她是否敢對他說，她體內已是空空如也，像個空殼子？那時他是否還有勇氣深入她體內的那個空洞？她腹部的傷口疼痛，縫線的地方不肯癒合，無疑是由於她滿腦子裝的都是死亡。他也可能死，他的公務小汽車可能撞到樹上，他在工廠裡也可能出事故。她不因有這種想法而感到內疚，她的良心總是站在她自己一邊。一天夜裡她夢見了穿著集中營條紋囚服的雙胞胎姐妹。她們向她出示腹部的累累傷痕，說道：「他們在我們身上做試驗，他們割掉了我們體內所有的東西，把心臟、肝臟、肺全都割掉了，但這一點也不妨礙我們活著。」由於這個夢，她開始恢復健康。
當她還在住院的時候，他就在郊區租了一個潮乎乎的小房間，它有一個單獨的入口，入口處要經過一個被雞弄得髒兮兮的庭院。房間裡的牆壁是綠色的，用油墨輪塗飾出一些參差不齊的白色花紋。房間裡有張鐵床，帶個汙跡斑斑的床墊，一張光禿禿的桌子和兩把椅子。牆上掛著站在船上佈道的耶穌畫像。他跟阿格尼在那裡約會，但不能跟她做愛。他不知這是何故。令他感到絕望的是，他不知如何應付所有這一切，他陷入瞭如此罕見的處境，確實找不到出路。他偎依著姑娘細小的乳房，哭了起來。「我真希望她死。」他猛然高聲說，並給自己突發的這一大嗓門兒嚇了一跳。阿格尼移開了他的腦袋，為了看到他的面孔。他覺得她那對純淨、充滿活力的眼睛似乎變得有些兇殘貪婪起來。他似曾在什麼地方見過這種眼神。「你說什麼？再說一遍。」「我真希望她死。」他順從地重複了一遍。
阿格尼的軀體是那樣不可思議的柔軟。這令他想起絲綢圍巾，他可以把自己裹在它裡面。他可以把自己裹在美豔得驚人的阿格涅什卡里面，裹在阿格尼杏黃色的軀體裡。她像水一樣，只要她願意，她總能巧妙地躲過他，他恐怕無論如何也追不上她，捉不到她，守不住她。因此每當其稍一停頓，流到他的身上，那便是奇蹟。這時他便將其截住，縱情狂飲，直到嗆得透不過氣來。
他從未把她跟任何人做過比較，也不可能把她跟任何事物做比較，但有時他會從熟睡中突然驚醒——他覺得自己似乎是躺在妻子身邊。他驚慌失措地尋找她的名字，可他已想不起來，把它忘到九霄雲外去了。當他發現自己是跟阿格尼在一起時，在深感慰藉的同時，又不能不為她的曇花一現驚歎不已。他的妻子像個硬邦邦的器皿，陶土製成的雙耳罐。做愛時他不得不將她翻過來弄過去，把她把在適當的位置上，必須熟練地擺佈她。她瘦得像帶刺的枯枝。她的軀體給他的是這樣一種肉體的樂趣，在這種無趣的底層的某個地方總是使他感到疼痛、費力和彆扭。那時他不瞭解這一點，以為幹這事就必然如此——那時他還沒有認識阿格尼。
阿格尼是個令人驚奇的人物。
他想留住她，只要他能夠將她留住。他們睡覺的時候，他總是輕輕觸控她。每當他們坐在桌旁，他一次又一次地用食指撫弄她的手，彷彿是告訴她：就待在這兒，別動，就留在這裡。他愛聽她在單間公寓小得可憐的廚房裡做事時的響動——他能聽見玻璃的叮噹聲、茶壺在廚房檯面的磕碰聲和她的腳步聲。他喜歡自己身邊的什麼地方有這樣一些聲響，因為它們有如一種支撐物，有如一堵支撐他的牆，有如世界的一道安全的邊界。但她在自己周圍弄出的這種無害的、日常的嘈雜聲太少了。她輕盈、小巧，她的赤腳總是無聲地在木地板上移動。他們做愛的時候，他總是對她說，你叫喊呀！但是甚至他的精液也不是像應有的那樣注滿她的子宮。他覺得它似乎只是從她的體內流過並滲進了被褥裡。
自打他的妻子從那所醫院回來之後，阿格尼就再也不曾出現過。他痛苦得發狂似的。他溜出家門，在小城裡毫無目的地逛蕩。但他不敢向別人打聽阿格尼的行蹤。他想到她那裡定是發生了什麼事，遇到了什麼麻煩，或許是出了車禍。他每天必看地方報紙，但那裡沒有任何有關阿格尼的訊息。他經常坐在「塔樓」餐館，靠近玻璃櫥窗，喝著一杯又一杯的燒酒，注視著窗外走過的所有年輕姑娘。有一次他甚至覺得看到了她。他奔出餐館，但他那時醉得厲害，以致無法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在家的時候，他常躲在盥洗室裡痛哭流涕。那間租賃的住所他還保留了一年，在門上貼了給她的留言，但是紙片給太陽曬得發黃，上面的文字也褪了色，仍杳無她的音信。他覺得他再也挺不住了，他會從內裡死亡，覺得他的末日已經到了。他的整個世界，連同他的妻子——這個憂傷的、會動的物體都會死去，甚至時間也會死亡。
「我知道，我成了一個脾氣不好、怨天尤人的老妖婆，」他的妻子說，「而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我不能生孩子。」但她知道，這不是真正的原因。她不能跟他有孩子。她跟阿格尼有可能有孩子，假如他會回來的話。但阿格尼消失得無影無蹤。她帶著被掏空的肚子從醫院回來後，曾多次穿上皮大衣，撒謊說是去找女裁縫，然後就沿著空蕩蕩、滴水成冰的小城街道行走，朝人家的視窗張望，朝餐館、酒肆的內部觀瞧，目光凝視著每個男性形象。有時在極度的絕望之際她出城去了郊區，那裡已經沒有一盞路燈照亮，在黑暗和淫雨中流淌著一條臭氣熏天的小河。她把額頭靠在一個什麼柵欄或是一棵什麼樹上，嘴裡唸叨著阿格尼、阿格尼、阿格尼的名字，彷彿她每天都必須把這個詞唸叨多遍，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彷彿不這麼做就不能呼吸似的。阿格尼，阿格尼，阿格尼，她唸叨著，然後就開始等待，相信這種重複呼喚會有魔力，會征服空間，甚至也會征服時間，最終會把阿格尼給她引導到身旁。她想象這個名字會從她嘴裡飛出去，颼颼呼叫著奔向地平線的上方，飛馳到某處，降落到她所愛的人的頭上，跟他的頭髮纏繞在一起，把這個小夥子領到這裡來，領到她的面前。有時某些遲歸的路人從她身旁走過。他們必定會想，這個女人定是喝醉了酒，正在胡言亂語呢，說的只不過是醉後的瘋話罷了。偶爾會有人糾纏她，她就把臉藏進衣領裡——終於所有的人對她的表現都習以為常。由於一個毛頭小子——一個外來的流浪漢，一個長年不曾理髮的年輕男人的傾心，她使自己成為人們的一種笑柄。由於愛而使自己成為笑柄，成為別人說笑的物件。她之所以成了荒唐可笑的女人，是因為她被感情迷住了心竅，這種感情只有從她內心看才有意義，從這樣一座墳墓的底層看才有意義——每個人就是這樣一座墳墓。她之所以荒唐可笑，是因為外人對她的感情無法理解。她之所以荒唐可笑，是因為她喚起的是別人混合著同情的驚訝。但她安於自己的荒唐可笑，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她在街上糾纏路人，拉扯他們的衣袖，問：「您可曾見過……」她常站立在中學門口、學生宿舍近旁的公共汽車站上傻等著，甚至乞求面色陰沉的警察核對他們掌握的有關所有的人的秘密資料，看其中有沒有阿格尼這麼一個人。停屍間也是她經常走訪的地方。她在公園裡常常把一對親吻的情人拉開，而且總是弄錯，不得不對他們賠禮道歉。她拿嬰兒用的橄欖油塗抹胸部和腹部，用自己的手溫柔地觸控那些部位，還自我欺騙，設想那是阿格尼在撫摸她。她在廚房裡洗餐具、切面包的時候，會突然痛哭流涕起來，聽到那些為頭腦簡單的人編寫的流行歌曲中的陳詞濫調：「然後你就突然離去，徐來的清風送來的一片落葉飄落在我的腳上……」也會涕泗滂沱。
她一覺醒來，想到的便是如何自殺。她在悲傷的隧道里想遍了所有的方法：從臥軌到用廚房烤箱的煤氣自殺，樣樣都想到了。但她從未嘗試過。有一次，她洗了一束餐刀，正要將它們擦乾放進抽屜的時候，餐刀從她手裡掉落下來了。她蹲下身子，想觀察它們的刀尖，所有的刀尖都彼此交叉著躺在地上。既然每件東西，哪怕是最小的東西都是較大的東西的一部分，而較大的東西又是那些巨大的、強有力的過程的一種因素，那麼每件最小的東西，作為整體的一部分，便必然具有某種意義。難道不是這樣嗎？那麼，那些躺在廚房裡方磚地面上的交叉著的餐刀刀尖又意味著什麼呢？它們為什麼要交叉？為什麼沒有撒落得彼此相隔遠一點？為什麼沒有撒落成大致平行或者彼此保持勻稱一些的距離？
自此她每天將一束餐刀扔到地上，將其想象成一種占卜來預測未來。刀尖總是相互吸引，它們在自己不能為人所理解的刀的世界裡想要相互擁抱或者彼此對峙、交鋒，似乎誰也管不著，非如此不可一般。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她的病假結束了，她重新回到藥房上班。只要她有點閒暇時間，她便注視著擺放毒藥的架子。幾年後她退休了，又回到瀏覽雜誌的習慣上，在女裁縫那裡定做了幾套鋼青色的女裙裝，所有的服裝都彼此相像，有如制服。
一旦生活裡出現了相思，人的滿腦子裝的全是相思，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世界看起來就會變得不真實、會在手指之間碎裂、瓦解。每一個動作都在審視自己本身；每一種感情都會有個開頭，但永遠沒有終結，最後甚至連思念的物件也會變得蒼白和不真實。唯有相思本身是真實的，它把人弄得暈頭轉向：讓人覺得在某個根本就不存在的地方擁有某種根本就不曾擁有的東西，接觸某個根本就不存在的人。這種生存狀態具有起伏不定和自相矛盾的特點。它是生活的精髓，而有時又是生活的對立面。它通過皮膚滲透進肌肉和骨頭，從此人便開始痛苦地生活。不是說他們身上的疼痛。痛苦地生活——意味著痛是他們生活的基礎。因而也就無法逃避這種相思。要做到逃離相思，就必須逃離自己的肉體，甚至逃離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沉睡幾個禮拜？忘乎所以地拼命工作直到發狂？不停頓地祈禱？
所有這一切他們夫婦都做過，但都是各人獨自做的。在外表上看，他倆都是正常的人，跟別人一樣地生活。可能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生活的。似水流年改變著一切，除了相思。人們的頭髮脫落了，紙張變黃了，城鄉郊區建起了新的房屋，社會制度發生了變化，富人變成了窮人，窮人變成了富人，衰老、孤獨的女鄰居紛紛謝世，孩子們的小皮鞋穿起來也嫌小了。
如今他們已完全變成另一種與從前不同的人，他們本該改變自己的姓氏和名字才是——或可到政府機關裡走一趟，填個表，宣告「我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們，我們申請改變我們的個人資料」或做出諸如此類的表白，便成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人。可如果人們不斷地這樣改變著姓名，不斷地變成別的某些人，那麼人口登記又將怎麼辦呢？為什麼成年人又要具有跟他孩提時同樣的名字？為什麼一個被愛的女人遭到背叛或拋棄後還要沿用與此前相同的姓氏？為什麼那些從戰爭中回來的男人仍要保留著原有的姓名？為什麼一個捱過父親揍的小夥子，當他已經開始揍自己的孩子的時候仍要愚蠢地採用昔日的名字？
然而從外表看，似乎沒有發生過任何變化，無論是在他們之間，還是在他們之外，都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彷彿世界在熟睡，只是時不時由於轉瞬即逝的噩夢而震顫一下。有一段時間他們還害怕清晨太早或夜裡太晚會響起電話鈴聲、像天氣一樣多變的郵差會送來信件。他們多半在思想意識邊緣的某個地方想著，阿格尼還會突然跟他們聯絡，沒有任何預兆，有如晴天響起的霹靂。時間不敢觸犯像阿格尼這樣的神聖影像。
後來這對夫婦就再也不曾彼此說過「我愛你」一類的話，因為愛情已成了一種隱蔽的殘疾。他們彼此之間除了買點東西和聖誕前夜相互說幾句賀節的話之外，再也沒有說過什麼別的話。他倆都很晚才下班，午後他去打橋牌，她去上教堂，有時夜裡他倆還相互偎依在一起，不是出於柔情，而是由於寒冷，因為房子老，很難燒熱。但是不知不覺之間在他們的談話裡出現了一個新的習慣語，尤其是每當遇到什麼麻煩的時候，他們總是說：「讓我們再一起堅持。」「讓我們再一起堅持。」他們這樣相互一再重複著，使其聽起來就像在唸符咒。
格羅格酒（grog），一種用朗姆酒、白蘭地或白酒加熱水和糖等製成的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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