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個德國保姆。她名叫杰特魯達·尼采。她小巧玲瓏,活潑好動,活像只齧齒動物。她戴的眼鏡鏡片很厚,在不同的時間裡反射著從電燈泡到太陽的所有不同光源。波蘭語她只知道幾個詞,主要是用來跟我母親交談的,對我,她是怎麼想就怎麼說,也就是說德語。我至今清晰地記得她的面孔,她那粗魯而又不乏溫情的動作,她的毛衣的觸碰,還有她身上的可可香味。但我不記得她說過的話。當時我尚未掌握任何語言,在語言上我還處於未開化的階段,我還不需要任何詞彙,無論是波蘭語還是德語,抑或是其他任何語言的詞彙,我都不需要。她有自己的語言,周圍所有的人都覺得這語言陌生,甚至懷有敵意(終究是戰爭結束後剛過二十年)。她用這種語言對我講話,唱歌,還用它來大聲斥責我。她曾把我放進木頭小推車裡,推著我經過池塘的堤壩去看望她自己唯一長期居住在本地的親戚卡姆普一家。到了那兒,在他們塞滿了小擺設、小玩意兒的房屋裡,我們一起參與了沒完沒了的交談。我自然是沉默無言。
在他們談話期間,我坐在鋪了床罩的床上,被枕頭支撐得穩穩當當的,而杰特魯達就坐在桌邊,跟卡姆普太太一起叮叮噹噹地碰杯。後來她把我抱在手上,我那時定會映照在她的眼鏡玻璃裡。但我不記得這件事,因為那時我還意識不到眼前就是我的影子,我還不關心鏡片照到的是不是我。
由於杰特魯達的原因,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懂得德語,希望德語能隱藏在我的內心深處,上面蓋滿了我用波蘭語進行的所有交談的灰塵,蓋滿了我所讀過的成堆的書籍,隱藏在我所學過的一切初級讀本之下,即使不是掌握整個語言,至少也懂得許多最重要的詞彙,足夠我能應付一般需要的詞彙。我期待著這樣的時刻:這種語言能在我身上展現出來,無須藉助讀本,也無須藉助枯燥乏味的課業,驀地,無緣無故、莫名其妙地我就能聽懂德語,或者甚至還能說德語,雖然還有些困難——因為無論是我的嘴唇還是我的舌頭還都不習慣於說外語。我敢肯定,假如有人——例如杰特魯達,俯身到我的上方,愛撫我,餵我食物,我定能聽懂她所說的德國話。假如有人抱著我站立在視窗,向我指著園林,對我提出那些成年人對孩子們提的不聰明的問題:「這是什麼?」「誰在那兒走路?」「媽媽在哪裡?」我也定能聽懂他所說的德語。假如有人親切地讓我用手觸控他面部的獨一無二的輪廓,假如這個人成為我入睡以前見到的最後一個形象、醒來後見到的第一個形象,那麼這個人所說的德語我肯定也能聽懂。
在卡姆普夫婦那裡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並且記住了自己。那時我大概有一歲左右,因為我已經會坐了。定是來了一位巡迴照相師,就是幾年後我上小學一年級時給我照相的同一個人。定是他天花亂墜地說得我的保姆開心,因為是她把我脫得一絲不掛,讓我坐在一塊白色毛皮上,這白色毛皮想必是卡姆普先生匆忙間扔給她的。定是我曾叫喊著表示抗議,因為有人拿了個鍋蓋給我玩。正當這鍋蓋觸到了我肚子上的皮膚,支架上明亮的燈光和照相機的光圈瞄準了我,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使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現在我自己的外邊,那時我還是個笨拙無能、站立不穩、無所適從的小人兒。用這個鏡頭的光圈觀察我自己,用另一種目光,不完全是我自己的目光,用一種冷漠的、遙遠的、無動於衷的目光觀察我自己。這種目光今後將會同樣冷靜地記錄下我的手的動作、我的眼瞼的顫動、我的房間裡的悶熱和我的思想——記錄下所有的、甚至不成熟、未定型的一切。這種目光、我從我外部觀察一切的那個觀察點將會越來越經常地出現,最終將開始改變我自己,我將變得缺乏自信,不知我是個什麼人,不知我的中心點——其他的一切都圍繞它運轉的中心點——在哪裡?同樣的事物在我每次看來都將是另一種樣子。首先我將迷失在所有這一切之中。我感到恐怖。我將絕望地尋找穩定。最終我將認識到,穩定誠然存在,但離我十分遙遠,而我就像一條溪流,就像新魯達那條不斷改變顏色的小河;而關於我自己,我唯一能說的是,我偶然發現自己是從空間和時間上的一個點流過,我除了是這個點和時間的特性的總和之外,什麼也不是。
從這裡得到的唯一教益是,從不同觀察點看到的世界是各種不同的世界。因此,我能從不同的觀察點看到多少種世界,我就能生活在多少種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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