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瑪麗亞·莫伊斯

何塞·多諾索的名字自他第一部長篇小說《加冕禮》在西班牙再版（1968年）後，就已經被西班牙廣大讀者所熟知了。加上他最新的長篇小說《淫穢的夜鳥》（1970年）問世，其聲名的響亮程度堪與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以及吉列爾莫·卡布雷拉·因方特等人比肩，因此他也就加入到了所謂拉丁美洲小說「爆炸」的行列中了。

但是，雖然何塞·多諾索在西班牙出版了第一部和最新的兩部長篇小說，西班牙的讀者對他作品的瞭解仍然很有限，因此任何對他文學創作的看法都會有片面和武斷之嫌。人們看到的《加冕禮》與《淫穢的夜鳥》之間的天壤之別——無論是文體風格還是思想主題——都不代表何塞·多諾索文學創作的突變，恰恰相反，是漸進演變的結果——緩慢但持久的演變，這一點通過按年月順序閱讀他的作品就可以得到證實。從《加冕禮》的出現到《淫穢的夜鳥》的問世經歷了十三年（《加冕禮》一九五七年初版於智利）；前者是地地道道的傳統結構小說，裡面出現了作者從事創作以來反覆在腦海裡盤旋的主題思想；後者則是一部內容極為豐富、藝術風格令人愕然的作品。在這十三年裡，何塞·多諾索還發表了兩部長篇小說：《沒有界限的地方》（1966年）和《這個星期天》（1966年）；此外，還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查爾斯頓舞》（1960年）。這三部作品（以及在《加冕禮》問世前另一部一九五五年在智利聖地亞哥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說》）至今尚未在西班牙出版。閱讀這些作品毫無疑問會有助於說明——雖說不能預見——《淫穢的夜鳥》後來「爆炸」的原因。

塞依斯·巴拉爾出版社奉獻給西班牙讀者的這本《避暑》會使大家特別感興趣，因為它不僅收入了一些陌生的作品（可能連美洲的讀者都不曾讀過），而且它們是多諾索早期的創作成果。凡是通過閱讀《加冕禮》，尤其是《淫穢的夜鳥》而瞭解多諾索創作的人，如果看到這部短篇小說集一定會感到吃驚，這可能是不無道理的。但是，如果有目的地對何塞·多諾索這些短篇小說和隨後的作品加以仔細研究，我們就會承認二者之間有著緊密而寶貴的聯絡。這恰恰正是本篇序言寫作的目的：在何塞·多諾索複雜的文學天地提供的種種可能與本書有限篇幅的侷限性之間，建立早期作品與其新作的聯絡，目的在於避免早期作品被誤解為與新作品無關；實際上，恰恰相反，應該把早期作品看成是對一條既令人激動又十分複雜的創作道路的研究，以此成為即將完工的《淫穢的夜鳥》之特殊世界的第一塊基石。讀者只能通過作者孜孜以求的創作狀態才能跟蹤他的道路，而正是從本書的短篇小說中，這一狀態就開始隱約可見了，因為何塞·多諾索是一位孜孜以求的作家（不是痴迷），他的作品不是描寫孜孜以求，而是孜孜以求、連續不斷地進行創作。可以說，每位作家都有自己孜孜以求的東西，這很自然會反映到作品中，但何塞·多諾索的情況並非如此，他的作品不是精心製作自己孜孜以求的東西，也不是拿這些東西當情節、做主題或編故事。也許這種情況在早期作品裡偶爾有過，但是在新作裡，由於作者要給他孜孜以求的東西以唯一主角的優先地位，因此遮蔽了人物和故事情節。於是，在《淫穢的夜鳥》裡，這很容易被寫成故事的情節內容，給縈繞在腦際的念頭提供環境，這本身就是孜孜以求的念頭醞釀出來難以擺脫的著迷世界，二者的聯絡是由純文學天地內生生滅滅的想象力造就出來的，其模糊性源於它的本性，成為現實、成為自身規律主導的現實。在最近一些講話中，何塞·多諾索給《淫穢的夜鳥》下了這樣的定義：「這是一部結構複雜賽過迷宮、精神混亂勝過瘋子的小說，裡面的諸多層面，現實、非現實、夢幻、失眠、囈語、幻想、體驗過和即將體驗的生活，統統攙和在一起，交織在一起，搞不清楚現實是什麼，但也不是那種‘社會現實主義’裡的現實——我認為社會現實主義只是幻想文學中的一個小分支——而是想象和創造出另有個性的可能現實。這不是我考慮的問題。我只想看看縈繞在腦海中的念頭、主題思想、緊密相連的或互不相干的記憶有無可能寫成小說。就是把一個精神分裂者的世界寫成小說，把最隨心所欲的一切當成絕對的真實來寫：寫出三十八種或者八十種可能的實體來。」

但是，何塞·多諾索在《淫穢的夜鳥》裡表現他編造故事的強大能力之前，早就牽動了預先展示這一能力的天地了，早期的時間雖然短，但探索的結果卻非常有趣。

一九二四年，何塞·多諾索出生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其家族由醫生和律師組成。他的小學教育從格蘭治英語學校開始，當時他表現極差。在他的同學中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路易斯·阿爾貝託·海萊曼。何塞·多諾索在校刊上發表過一些英語文章。他中學沒能畢業，之後在一些港口城市打工，每份工作幹不過三四個月。二十歲後，他決定離開聖地亞哥，從此浪跡天涯，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他先到達了智利南部麥哲倫海峽省會蓬塔阿雷納斯，過著徹底與世隔絕的生活，當個牧羊人。過了不久，他決定離開，一個村鎮一個村鎮地走下去，走遍了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亞高原，與卡車司機一道工作，最後他來到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當了一陣港口貨物登記員，後來因病不得不回到智利。回國後，他讀完高中課程，考入智利大學教育學院攻讀英語，準備專門研究英國文學。之後，他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助學金，因此得以再度出國。早在中學時代，何塞·多諾索就聲稱並堅信將來會成為作家，可是時光荏苒，他什麼也沒有寫出來。一九四九年何塞·多諾索赴普林斯頓大學學習，美國之行對他精神品格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他師從布萊克謨，攻讀文學評論，結識了艾倫·泰特，上過的課程，參加過大學舉辦的由著名人士托馬斯·曼和羅伯特·卡薩特蘇斯主講的報告會和音樂會。他旁聽繪畫史，併為之著迷，還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資助下創辦了《mss》雜誌，他擔任合作編輯並在該雜誌上發表了他用英文創作的最早的兩篇短篇小說《有毒的蛋糕》和《藍衣女人》。在此期間，每逢週末他都前往紐約參觀博物館。何塞·多諾索在美國時剛好是重新評價亨利·詹姆斯（何塞·多諾索受到他作品的影響）、梅爾維爾以及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創作的時期。埃德蒙·威爾遜在普林斯頓大學做過關於司各特·菲茨傑拉德的報告。

一九五一年，何塞·多諾索返回智利，用他自己的話說，回國引發了一生中最壞的三年遭遇。他終日坐臥不安，感到處處不能適應，不知該做什麼好，找不到可以施展手腳的途徑或者滿意的工作。經過較長時間的環境適應期，他開始在聖地亞哥肯特中學擔任英語教師，後到天主教大學教書。儘管如此，他仍然不能開始文學創作，可年齡已近三十。一九五三年，恩裡克·拉弗卡特在聖地亞哥組織短篇小說朗誦會，青年作家可以在會上介紹自己的作品，每週給觀眾朗誦一部短篇小說。何塞·多諾索那時一篇小說也沒寫，不過，他為了強制自己寫作，要求組織者給他定下一個介紹自己作品的日期。指定的日子臨近了，可他的小說還沒寫。最終在朗誦比賽的前夕，他寫出來一篇題為《「中國」》的短篇小說，後來收入短篇集《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說》中。

一九五四年恩裡克·拉弗卡特出版了《智利新短篇小說選》，把朗誦會上讀過的作品收入其中，這樣就誕生了在智利被稱為「五一代」的一批作家。《「中國」》的發表以及包括何塞·多諾索在內的這批青年作家獲得的好評，給他以極大的鼓舞，因為他曾經發誓：三十歲前若不寫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就放棄文學創作。就在這同一年（1954），他寫完《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說》，到一九五五年方才出版，是由作者自費出版的，所需的費用由他和一群朋友在作品出版成書之前通過認購取得。一年以後，該書獲得聖地亞哥市短篇小說獎。該書包括以下幾個短篇：《避暑》《「中國」》《同名的人》《精彩的晚會》《金髮碧眼白人》《丹麥貨棧》以及《兩封信》。

十四年過去了，讀者通過時間的流逝拉開距離進行審視時，可能會發現何塞·多諾索也未能免俗地應用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髦的社會現實主義的影響。這個應用在第一個短篇小說中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同名的人》和《精彩的晚會》裡，或許就是出於這一原因，那兩篇小說成為智利那個時代最有影響的作品。何塞·多諾索在這些早期作品裡提出的主題思想就是他後來長期堅持的東西，他後來日益深入到這些主題思想中去了。首先就是老年人那封閉、令人不安、無法進入的世界，它與童年神秘的個人天地有相對應之處。其次，是女傭的重要性，她們絕對不是為了確定社會階級差別的口實，而是一種釋放痴迷激情的存在（不單是性愛，因為在何塞·多諾索作品中出現的女傭都攜帶著把主人公拖入一個神秘而無法探知的世界中的魅力）。最後是身份的變換，或曰天地變換，在論述何塞·多諾索的作品時，談及《沒有界限的地方》中一個名叫馬努埃拉的人物時，說她喜歡「女扮男裝」，是個恬不知恥到荒淫離奇程度的角色，她是妓院的常客，那裡瀰漫著令人窒息的幻影般的氣氛，同時又是野蠻真實的氣氛（很有布努埃爾，甚至很有巴列因克蘭的風格），到了故事的四十頁我們發現馬努埃拉竟然是個男子！塞維羅·薩爾杜伊是用這樣的詞彙評論「男扮女裝」的：「何塞·多諾索小說中人物的‘男扮女裝’是作品裡最好的隱喻：馬努埃拉讓我們看到的不是‘女裝裡面’藏著一個男子、不是一張化妝好的面具——如果摘下來就露出一張毫無生氣、滿是鬍鬚的粗臉；而是‘男扮女裝’這個事實本身。鑑於化妝的事實、清晰的偽裝痕跡，大家都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馬努埃拉是個愛跳舞的大忙人，是個裝腔作勢的男子，是個反覆無常的人。」塞維羅·薩爾杜伊的這一評價相當準確。但是，男扮女裝這個說法（評論界在談及何塞·多諾索的作品時經常使用）卻是片面和有限的，因為何塞·多諾索展示出來的變化不單單是化裝或是面具的變化，不是一種突變，而是不同現實層面的疊加，沒有任何層面因為別的層面的重壓而消失，恰恰相反，各個層面都在同一水平混合、交織在一起。因此，馬努埃拉除去是個為了生活在偽裝的現實中而放棄性別和自身現實的假女人之外，或許還是作者為他計劃的多樣現實的犧牲品，但他並不拘泥於僅僅身處其中一個現實中，而是同時佔有全部現實的層面。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作品超出了男扮女裝的範疇，是個變化的世界，更確切地說，是精神分裂的世界：現實與非現實佔據著同一層面。多諾索把這個朦朧神秘的天地具體化作老人、小孩等人物。與貢布羅維奇一樣，在何塞·多諾索的作品裡，少年屬於無政府的年齡段，同時還是混亂的年齡段，少年的個性剛剛形成就陷入混亂中；而老年則變成另外一種混亂：陷入解體的人格之中；使得潛意識的變化、形態、衝動以及縈繞在腦海的念頭，在與現實生活同一水平的文學層面上得以展現。

在《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說》裡，上面勾畫出來的主題已經嶄露頭角，雖說當時趕不上後來作品的水平，除了因為這是第一部作品之外，前面也說過了，有些小說的處理服從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文學時尚。何塞·多諾索的文學天地比別的作家都要小，他還不能衝破這樣一些規則的限制：它們建立在概述簡單、語言樸素的基礎上，之所以簡單樸素是因為他害怕任何巴洛克風格或語言再造的因素；他的文學天地不接受必須探察社會底層的要求（再說這也與何塞·多諾索的個人世界無關），也不接受文學敘事必須侷限於再造客觀現實的要求，從而以「社會現實主義」的名義奴化文學創作；幸運的是何塞·多諾索對這個「主義」貢獻甚少，他有時逃避這個「主義」，有時與之共處。

在《避暑》這篇小說裡，何塞·多諾索已經開始表現可以稱之為「縈繞腦海的念頭」：孜孜以求地探求一些天地與另外一些天地的相互聯絡，通過一個孩子在避暑期間的體驗來表現。這個孩子名叫勞爾，是作品的主人公，他的童年生活是在三個層面上展現出來的。這個孩子活動於與海梅聯絡產生的神秘、封閉的天地裡；海梅也是個孩子，在感情上征服和吸引著勞爾；他拉著勞爾去一個陌生的地方，那是與勞爾家中形成的日常生活完全隔絕的神秘世界。此外，在《避暑》裡出現了另外一個也是何塞·多諾索整個文學創作中特有的主題：女傭們的天地。何塞·多諾索筆下的主人公們總是在女傭那裡找到新天地。女傭可以提供他們在家中得不到的盟友，或者提供性愛的啟蒙（《這個星期天》的主人公就是通過家中女傭獲得性啟蒙的），這樣的啟蒙有可能變成花痴（《加冕禮》），一直到毫不掩飾的仇恨（例如《加冕禮》中羅薩里奧與埃利薩太太的關係）。可能恰恰是這篇《避暑》的故事在這部小說集裡最能清晰地看到各個不同天地之間的相互聯絡。

何塞·多諾索賦予本書的獻詞以特殊的含義：「獻給特雷莎·貝爾加拉，她不識字。」據何塞·多諾索本人告訴我們：「那時我在不知不覺中就對自己承諾，選擇一個主題。特雷莎曾經是我父母的女傭，是她把我帶大的（她至今還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她是我全部的女傭之母，是我所有老女僕的媽媽（《淫穢的夜鳥》的序曲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她就是書中的女傭貝塔·蓬塞。這個女人在一個有文化的家庭、律師之家幹活，但是她不識字，她是我生活和創作中最神秘、最迷人的存在。在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中國」》裡，她就出現了。」

確實，老年人在何塞·多諾索的全部文學創作中是經常出現的主題。在《精彩的晚會》裡，我們已經遇上了老年人的出場，作者給他們的出場打上一種控制力的標記，主人公無法躲避這種控制力，他變成了這種力量的犧牲品，因為這種力量有時具有魔鬼般的威力。同樣，在墨西哥風情的《金髮碧眼白人》裡是一位老太婆讓一個小夥子睜眼看到新世界。但更具有作者創作特色的還是前面說到過的《精彩的晚會》。其中，主人公四十歲，是個辦事員，膽小怕事，毫無特點可言，與其母的關係，與《加冕禮》的主人公堂安德列斯與其祖母埃利薩太太之間的關係有某些相似之處。雖然《精彩的晚會》裡的母親遠不能與荒淫離奇的埃利薩太太相提並論，她對兒子的影響也打不開一個建立在瘋狂和墮落基礎上的現實世界，但是卻在一種令人窒息和喪失勇氣的氛圍內，造成了一種附庸關係。貝塔·蓬塞和家中的老太婆們的關係距離《淫穢的夜鳥》尚遠，但是她們從此就開始露面了。何塞·多諾索對這個經常存在的主題給出了一個自己的解釋：「我要說的是我的童年如同馬查多對塞維利亞一處院落的記憶一樣，但我的童年是對聖地亞哥三處院落的記憶。我父親是個醫學博士，跟我們全家一道佔據了三處院落的半邊，他行醫，差不多是醫院的神甫；我的三位曾姑奶佔據了另外半邊。這三位老太太都是遺孀，三位都臥床，三位都有自己的女僕侍從，只有三人中年紀較輕（七十歲）的曾姑奶每年去歐洲一次，為了治病去泡薇姿溫泉，然後回聖地亞哥，重新臥床。我的童年記憶有：一群風燭殘年的老人，沒完沒了的窮親戚為了繼承遺產來討好三位曾姑奶，散發著火盆氣味的風乾磚頭，還有柳條烘乾架上晾曬的衣裳。那時候我得了麻疹，外面下著雨，有人唱著歌餵我肉湯。一切都井井有條。這些是我童年的記憶，不是對孩子們的記憶，而是對我身邊一大群老人的記憶。如今我不認為這是我對老年感興趣的原由。還有別的理由：我認為是出於老年人的頭腦混亂，是法律管不著的地方。我不拿它當成社會或情感問題，而是一套脫離它自行運轉的法律，它是在那個封閉世界裡運轉的。」

《查爾斯頓舞》是何塞·多諾索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一九六年問世，也就是說在《避暑及其他短篇小說》出版後的第五年。第一本書的創作是一氣呵成的；第二本書的創作寫於不同的年代。再說，在兩本書之間的五年裡，何塞·多諾索還創作了《加冕禮》。《查爾斯頓舞》中的短篇小說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是這樣的：《小工》《安娜·瑪麗亞》《查爾斯頓舞》《閉門》《兜風》以及《桑特利塞斯》。

前三部作品還可以看作寫實主義的嘗試，儘管裡面塞滿了作者以往的主題思想。在這三部作品中我們看到了少年世界的衝突（在《安娜·瑪麗亞》裡是童年世界的衝突），是與成年天地以及第三類人的代表（這裡不是指女傭，但具有同樣意義）之間的衝突。同樣，在《小工》裡，是個男子，一個酒鬼征服了家中的孩子們。《安娜·瑪麗亞》裡，是一位老人與一個三歲孩子建立起友誼（作者用溫柔、細膩的筆觸展現的一老一小的交往，使得這篇小說成為書中最美的作品之一）。在《查爾斯頓舞》裡，小說講的是一個在酒吧跳舞跳到死的醉鬼。

多諾索的最後三部短篇作品《閉門》《兜風》《桑特利塞斯》已經徹底遠離了寫實主義，我認為它們是何塞·多諾索最有特色的作品，也是最完美的佳作。在這三部作品裡，現實以這樣的規則為準，這些規則來自一個主人公痴迷的念頭所創造的世界；這個現實產生了一片由內部法規建構的文學天地，而法規的連貫性不能用我們從外部世界審視的標準加以衡量。

何塞·多諾索的最後三部短篇寫於《加冕禮》之後。他於一九五五年開始寫《加冕禮》，一九五七年結束，地點在智利黑島。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寫出《查爾斯頓舞》，地點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回國後在《埃爾西亞》雜誌社工作了五年。一九六四年他前往美國參加《加冕禮》的首發式。這時，他已經動筆起草《淫穢的夜鳥》了（開始寫這部長篇小說的時間是一九六二年）。但是，一九六五年在墨西哥居住期間，他放下了《淫穢的夜鳥》，去寫《沒有界限的地方》，該作品於一九六六年問世。一九六七年他應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室的邀請任教，但此前在墨西哥庫埃納瓦卡市創作《這個星期天》。他在美國逗留到一九六七年底，隨後前往歐洲。起初住在葡萄牙，數月後轉到西班牙。一九六九年夏天，他終於完成了《淫穢的夜鳥》——創作這部作品用去了八年的時間——這部長篇小說使作者成為拉丁美洲小說的領軍人物。

在這樣一部非常複雜的長篇小說問世之後（其模糊性貫徹始終，作者提出的各種現實層面攙混在一個精神分裂的世界裡，那裡住滿了老朽的人，充斥著痴迷的念頭、象徵物、荒誕離奇的角色以及展示種種恐怖、野蠻現象和潛意識表達脆弱性的怪物），何塞·多諾索這部短篇小說集的出版就有了特別的重要性。這些短篇小說都是多諾索早期的創作，那時就已經展露出他整個文學世界的草圖。

（本文為一九七一年本書初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