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  沉  櫻

我只有離開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則，我是很難脫身的。我是一個不馴服的太太，絕不順著他！大概這也算是山東人的脾氣吧！

——沉櫻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見秋天，

當黃葉，或盡脫，或只三三兩兩，

掛在瑟縮的枯枝上索索抖顫——

荒廢的歌壇，曾是鳥兒合唱的地方。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見暮靄，

它在日落後向西方徐徐消退：

黑夜，死的化身，漸漸把它趕開，

嚴靜的安息籠住紛紜的萬類。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見餘燼，

它在青春的寒灰裡奄奄一息，

在慘淡靈床上早晚總要斷魂，

給那滋養過它的烈焰所銷燬。

看見了這些，你的愛就會加強，

因為他轉瞬要辭你溘然長往。

識得他，是因為這首十四行詩。看過很多譯本，只有他這首不論韻腳、用詞還是神韻都與莎士比亞的原作極為貼合。從此記住有這樣一個詩人、翻譯家叫梁宗岱。而後知道他有一位太太，有著極美的名字，叫「沉櫻」。

他們相遇之前，各自有過一段婚姻。梁宗岱早年在老家，因父母包辦娶了同鄉何氏為妻。接受新思想的梁宗岱根本無法忍受這種沒有任何感情基礎的舊式婚姻，所以剛結婚便出了遠門，多年不曾回家。當他在北大教書時，何氏突然找上門來，在學校大鬧一場。可是梁宗岱根本不承認這種包辦婚姻的合法性。結果，何氏直接找到當時任文學院院長的胡適，讓胡適對梁宗岱大為不滿。最後，何氏還將梁宗岱直接告上法庭，從而讓這件事鬧得全校乃至全北京城都沸沸揚揚。而身為文學院院長的胡適直接站到了何氏的一邊，為她辯護，最終梁宗岱敗訴。他憤而辭職，離開北大。

沉櫻早年在復旦大學讀書。在學校時，她參加了復旦劇社。因緣際會，認識了馬彥祥，並與他合演了義大利哥爾多尼的喜劇《女店主》，一段戀情浮出水面。相識相戀不過半年，兩人便結了婚，還生有一女，名為馬倫。這段閃電般的婚姻很快就閃電般結束了。當時上海正值白色恐怖，左翼作家馬彥祥為了避風頭，跟著劇團去北京巡演，誰知遇到團中一位名為白楊的女子，竟移情別戀，這段婚外情一傳開，畢業後專職創作的沉櫻就立即與馬彥祥終止了維持一年半的婚姻。人們把一年多的婚姻稱為「紙婚」，果然如紙，一捅即破。

雖然婚姻失敗，沉櫻的創作卻到達了高潮期。她的小說才華開始在四處的報刊雜誌上小露頭角。她終於讓人知道，這個世上有個叫做沉櫻的人，這個人有著小小的才華。後來經朋友介紹，她認識了剛從法國歸來，在北大擔任教授的梁宗岱。其時，二人對彼此的名字已經很熟悉，因著同在《小說月報》發表文章的緣故，也對彼此有著小小的欽佩和嚮往。

最初，他們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北京，只能靠書信往來，從暢談詩文、翻譯到互訴衷腸。如今回首這一生，文學始終是他們之間不斷的紐帶，即使日後勞燕分飛，遠隔重洋。

後來沉櫻遷居北平，兩人的戀情正式開始。他們都對文學有狂熱的愛，他們都在過去的婚姻中受過傷害。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兩人又都從事翻譯，這本是最完美的結合，他們能夠站在同一高度並肩眺望世界，也能夠相依相偎互相撫平傷口，這一切根本大於愛情。

梁宗岱離婚後，又辭去北大的教職，生活上滑入了低谷。於是就決定去外面呼吸下更自由的空氣。因為同對日本文學的喜愛，兩人決定去日本住上一年。到日本後，他們同居於葉山。

在日本這一年可以算是他們十年生活中最特別的一年。他們四處遊歷之外，一邊學習日語，一邊從事寫作和翻譯，還認識了很多詩人和作家，其中就有草野心平和巴金。從沉櫻《在日本過年》《我們的海》等散文中便可一窺他們的生活。二人居住鄉間，人煙稀少，連鄰居都沒有一個，除了寫作學習之外，兩人最大的消遣便是去海邊散步，和經營「我們的海」。他們在玻璃魚缸裡鋪上「一片平沙，幾點亂石」便成了「我們的海」，而每天的海邊散步便成了對小動物的採集，將採集來的大海小動物放進去，遇到不認識的生物，還會翻書查字典，完全把這當做一件大事來經營。

他們的生活不僅僅有這些小小的甜蜜和寧靜，各自的創作還都有了新的進步，梁宗岱很重要的一本譯詩集《一切的峰頂》便是在日本這一年完成的。就像幾十年後的女歌者所唱：

我最快樂那一年

是你陪我經歷一切

什麼都生動又強烈

有真正在活著的感覺

我們最快樂的那一年

像濃縮了最精華的時間

短暫卻永遠是火焰

在情緒冰涼時暖和心田

也許遺憾和年輕

總綁在一起

不容許一點委屈

等放手才懂惋惜

靜下心來發現過去大半是甜蜜回憶

第二年，他們離開日本。梁宗岱受聘於天津南開大學，執教英文系。在天津，沉櫻與梁宗岱正式舉行了婚禮。婚後的沉櫻閒居家中，生活只有讀書、家務，偶有所作，便是於1936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一個女作家》。

到達南開，他們二人算是正式結束了從前波折無定的生活。在南開，有穩定的薪水，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而且經常有各界名人往來。他們二人很多一輩子的朋友都是在此時相熟的。這樣的環境顯然讓梁宗岱和沉櫻都樂而安之。

就在「七七事變」發生的前兩天，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梁思薇出生。日本的鐵蹄踏進天津，連學校也不放過，他們炸平了南開的多棟校舍和教學樓，將南開40年的基業毀於一旦。

彼時，梁宗岱去了南方。沉櫻抱著剛出生的孩子和梁宗岱的弟弟梁宗巨躲進租界才倖免於難。後來，梁宗岱想法設法混過日軍檢查，終於將他們帶出天津，一同來到上海。

失了生活來源，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他們最後決定回到廣東新會，梁宗岱的老家。奈何廣州也被襲擊，萬般無奈，只好來到廣西百色。沉櫻在百色謀到了教職，梁宗岱便一個人來到了桂林，進行劇本創作，以此激勵人們團結抗戰。梁宗岱幼時起便好鬥、善辯，性格任俠、熱血，即使浸淫詩書多年也未能改變。抗戰開始他屢次想去參軍，雖然未能成行，卻也未能讓他停止抗日的念頭。

我如果愛你——

絕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愛你——

絕不學痴情的鳥兒，

為綠蔭重複單調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來清涼的慰藉；

也不止像險峰，

增加你的高度，襯托你的威儀。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這些都還不夠！

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為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彼時，西南聯大遷往昆明，正在招聘老師，因與胡適等人結怨已深，梁宗岱拒絕了邀請，反而接受了要遷往重慶的復旦大學的邀請，跟隨復旦大學撤退到重慶北碚。從此，他們開始了數年顛沛流離的生活。

他們最先住在重慶郊外北溫泉的「琴廬」，在此遇見了他們的好鄰居——女作家趙清閣。幸得與趙清閣成為鄰居，沉櫻的寫作才能終沒被庸常的生活淹沒。如今她的散文代表作《春的聲音》、《我們的海》都是被趙清閣逼著寫出來的。

隨後，他們與趙清閣合租了一幢二層樓房，沉櫻梁宗岱住一層，趙清閣一人住二層。最後為了方便梁宗岱上課，他們又搬到復旦的宿舍，與眾多復旦學人往來，結下了一生的友誼。

梁宗岱在復旦大學是個非常受歡迎的著名教授，他的課座無虛席不說，旁聽的同學也極多。「梁宗岱時常穿英國式西裝短褲和長及膝頭的白襪，瀟灑地慢慢走向教室。而他飼養的一隻山羊，像狗一樣，溫順地跟在他後面，亦步亦趨，一直跟著他走進課堂，便自己轉身回去。」後來他的學生這般回憶說。

比起梁宗岱的意氣風發，沉櫻的生活就單調許多。在重慶這些年，能得到的書極少，沉櫻反覆翻看的不過就是本英文《伊索寓言》和一些美國作家的作品。又因為家務所累，她寫作極少，翻譯一事也只存著個「希望將美的英文變成美的中文」的念想。但是，沉櫻心裡是不甘的，她不甘就這麼頂著「梁夫人」的稱呼，一路庸常下去。可是，沉櫻追求創作的想法一旦出現，家中的很多事便不能一一週全，問題也就不斷出現。夫妻二人又都是硬脾氣的人，所以經常發生口角，感情也慢慢出現了裂痕。就像一句古老的詩：「我的少年是託付給你的，然而我們終究因太過相像而分離。」也許就算沒有其他人，他們也只剩一條路可以走。

思薇在回憶父母在一起的情形時，說：「小時候，我經常聽到父母親吵架。即便沒有甘少蘇，兩個人也未必合得來。母親看不慣父親那種愛吹噓的性格，有時不免說他，兩人就會吵嘴。兩人在一起時，吵吵鬧鬧不停，一旦分處兩地，卻頻繁地書信往來。應該說，兩個人是有真感情的，父親對母親的為人也很尊重。母親只是不喜歡父親愛吹牛這一點。甘少蘇自然會順著父親，還可能會捧著他。他們當然就吵不起來。父親當時是不在乎我們三姐弟的，說沒有孩子可以再生，後來結果就沒有孩子。」

後來，沉櫻說起與他分開的緣由：「和他分開，其原因，既簡單，又複雜。他很有錢，是一個有雙重性格的人。我只有離開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則，我是很難脫身的。我是一個不馴服的太太，決不順著他！大概這也算山東人的脾氣吧……」

沉櫻是一個能在文學藝術上與他攜手共進的人，他們志趣相投，品位相近，卻又一樣的倔強，誰也不肯為誰犧牲自己的理想與追求。但是甘少蘇不同，只有小學三年級文化水平，一生飄零孤苦的她，雖不懂他的世界，他的文學，但她懂得服軟，懂得從低微處仰視他，成全他，「時時處處為他鼓掌喝彩」。對於梁宗岱來說，這樣的女人更適合。

而回頭檢閱女作家的一生，會發現：和梁宗岱輾轉流離這些年，對沉櫻來說，她的創作是一塊不毛之地，幾乎沒有收穫。但她又是這麼剛烈倔強的一個人，不允許自己淹沒在人群裡，活得不夠豐盛。

「在走和留之間，日子搖曳，

沉入透明的愛。

此刻，環形的下午是片海灣

世界在靜止中擺動。

一切都清晰可見，一切都難以捕捉，

一切都近在眼前，一切都無法觸控。

紙，書，筆，玻璃杯，

在自己名字的陰影裡棲息。

時間在我的廟宇震顫，重複著

永恆不變的血的音節。

光將冷漠的牆，

變成幽靈般的反光劇場。

我發覺自己處於眼睛的中央，

用茫然的凝視望著自己。

瞬間在瀰漫，一動不動，

我留，我走：我是一個停頓。」

他們到重慶幾年後，梁宗岱的父親病逝，他回去奔喪並處理家族產業。父親離世的傷痛固然深沉，卻也給梁宗岱的人生轉折埋下了伏筆。本來安頓好的家中產業繼承之事，卻所託非人，為了不讓父親一生的血汗流於一空，梁宗岱辭去了復旦大學的教職，回到百色親自管理家中產業。

因為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和兄弟友人一起去看了場粵劇。本是無限看低粵劇的人，卻在正花甘少蘇亮相時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在看了甘少蘇多場演出之後，他為她的演技徹底折服，不禁好奇她的人生，而就是這種禁不住的好奇，改變了三個人的一生。

自此，他開始傾聽她的遭遇，關心的她的生活，每晚都出現在她的戲臺下。他們的交往漸漸密切，她飽經風霜的心靈又有了暖，有了希望。而他也因為她的存在而詩意汩汩，熱血沸騰。

只是，天真熱情的人往往是感情先行，從不計較事情的後果。梁宗岱就是這樣的人。他生就一副俠義心腸，少時好鬥，有「翻天郎」之美稱，故性子暴烈，反而不像讀書人。正是這種任俠的性格讓他在聽聞甘少蘇的悽苦遭遇時，按耐不住地血氣上湧，同時又對她的遭遇倍感同情與惋惜。他自告奮勇救她脫離苦海，不但為其砸下重金，還上演了一場「全武行」。當時，《廣西日報》還寫了「梁宗岱教授為一個女伶大演全武行」這樣的報道。

從此，這個俠義詩人便陷入了激烈的生活漩渦中，只是事情鬧到這種地步，可謂進退維谷，他本意是為了「她的藝術前途」，卻做得太過了。一種逾了度的感情註定要讓人吞下更多不得不吞的苦果。而且，在重慶，他是有沉櫻和兩個孩子的。

這般轟動的情事，即使遠在重慶，沉櫻也是有耳聞的。她沒在人前表現出什麼，也不想等他的託詞和解釋，徑自帶著兩個孩子投奔了自己的妹妹。杜拉斯說：愛是愛消失的過程。昨日愛篤情深的，今天勞燕各自飛，只剩下曾經相愛這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