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完婚，張允和周有光就一起去日本留學。後來因為允和懷孕，又匆匆回來了。1934年4月30日，他們的兒子曉平在上海出生。正好是他們結婚一週年的紀念日。第二年，女兒小禾也出生了。兒子用的是周耀平的「平」字，女兒用張允和「和」的同音字。

當時在上海，周有光一面在大學教書，一面又在銀行工作，張允和在上海光華實驗中學教書。因為寫文章是她的興趣，她又有著天然的才氣，就兼了個為報紙編副刊的差。新婚的生活順遂圓滿，又得一兒一女。不久，他們舉家搬回了蘇州。

新婚的生活在他們兩人的回憶中都是美好的，可以從他們的文章略見端倪：

「抗戰前有一段時間，我們在蘇州租到一所很好的房子，蘇州一個大家造了房子，他們的孩子都在外國，房子沒有人住，就租給我們。那個地方叫烏鵲橋弄，大門外面有一片田，農民種玫瑰花，我們大門一開，一大片玫瑰花，又香又好看。玫瑰花幹什麼的呢？放到茶裡面，叫花茶，玫瑰花茶。種花的農民叫花農，花農有錢。蘇州的生活還是比較好。打仗以後，蘇州就不行了。水鄉的蘇州也沒有了，城裡原來是一條一條的水。不僅是蘇州、杭州，江南城裡都是以水路為幹線，以陸路為支線。我們家是後門在水上，前門在岸上，因此有許多橋，蘇州有兩百多座橋。……」

只是，無法自定旅程的人生常常如風捲的浮雲，變幻莫測，然而舊式的讀書人自有嶙峋骨，斷不會因時代的風雲而讓自己墮下去的。

抗戰開始了，十年間，他們全家輾轉在蕪湖、合肥、官亭、圩子、漢口、重慶、成都、宜賓、江安、南溪、西安等地避難。然而盡嘗顛沛流離還不算，父親去世，愛女夭折，兒子被流彈打中，彷彿命運將世上最難的題統統交給了他們。

一個人的千迴百轉，只是愛，只有兩個人共同經歷千迴百轉，才是愛情。在經歷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後，抗戰終於結束，他們的生活也漸漸安定，所有的傷痛也漸漸平復，重要的是，他們始終攜手相依。

1946年底，在新華銀行工作的周有光被派駐美國，張允和便隨他一同前往美國。工作結束後，他們沒有立刻回國，而是開始了他們的「環球航行」，從美國出發，再到英國，然後是法國、義大利、埃及、緬甸，最後到香港。直到上海解放後的第八天，他們才乘輪船回到了祖國。

「我活在愛的光裡，我活在你的光裡。」

解放後，周有光在復旦大學和上海經濟研究所擔任教授，張允和在上海一所高中當歷史教師。後來因她寫了一篇關於修改歷史教材的長論被輾轉送到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就聘她過去做編輯。

但是直率固執的性格讓她無法適應這份工作。「三反五反」運動開始後,她被莫名其妙打成老虎。整天就是寫檢查,不吃不喝不睡,患上了齒槽骨萎縮,一口好牙全掉光了。從此「快嘴張允和」變成了「掩口葫蘆」。

既然工作無以為繼，她就下崗回家，做了46年的家庭婦女。1955年，周有光被邀請參加國家擬訂漢語拼音方案及文字簡化等工作，張允和就隨周有光來到北京定居。

張允和後來回憶說:「‘塞翁失馬’,時間越長我越體會到這是一種幸運,如果我沒有及早下崗,如果‘文革’時我還在工作,那我必死無疑,不是自殺就是被整死。」

好巧不巧的是，當他們來到北京才發現「文字改革委員會」和「人民教育出版社」是在同一個院子。舊地重回，那些受過的委屈也一起回來了。她吵著要走但是沒走成，沒想到這次「塞翁失馬」,卻讓她結識了一生中最後一位老師,也是她最尊重的恩師——俞平伯。也算是因緣際會，1956年，張允和與俞平伯共同創辦了北京崑曲研習社。從此，她潛心研究崑曲藝術，記崑曲日記，編崑曲燈謎，還不時登臺表演。自幼熱愛的崑曲藝術成了她一生的事業。

日子就這樣流水般淌過，不快也不慢，無風也無浪。1959年國慶節，他們的孫女出生，取名周和慶，既有「舉國同慶」之意，又是對失去的女兒小禾的暗自紀念。

1993年，他們的重孫出生，取名周安迪，小名安安。

四代人，四個名字：周曉平、周安迪、周有光、周和慶，連在一起正是「平安有慶」，所以張允和寫家書的信末常常會落上「祝平安有慶」。這四個字寄託了她心中對家人的祝福和希望。

「人得多情人不老

多情到老情更好」

一個人和自己相處了幾十年的人能相伴得這樣好，不僅僅靠智慧，更是一種難得的幸運。遭遇過喪女之慟，抗戰時又差點失去了兒子，在批鬥最緊的時期，她也好幾次頻臨絕境。雖然張允和的人生是四姐妹裡最坎坷的，但她卻有著七十年舉案齊眉的幸福陪伴。

周有光說：「別人都說我們結婚七十多年來沒有吵架，所以我們的親戚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此事。其實我們也有吵架，不過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的，也沒有鬧幾個小時的，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的確，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10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是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又喝茶，又‘舉杯齊眉’。有朋友來家裡特別是記者，看到我們‘舉杯齊眉’，都覺得有趣得不得了。這就對家庭和諧起到作用。」

他們兩人生活中逸事多多，因為他們心中存著愛和希望，對彼此，也是對生活。

周有光93歲、張允和89歲時，他們兩人補拍過一次婚紗照，周有光在照片上題了一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張允和則在旁邊題上「多情到老情更好」，這兩句話寫盡了他們多情的一生。

張允和有一個著名的「三不原則」，即不拿別人的過失責備自己，不拿自己的過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與老伴的「三不原則」相唱和，周有光有個三「自」政策，即「自食其力、自得其樂、自鳴得意」。

1999年，90歲的張允和先後出版了《多情人不老》、《最後的閨秀》和《張家舊事》三本書，一時掀起文化圈內人士熱議的浪潮，各類讀者也對張家和他們的愛情津津樂道。她曾自豪地說：「我現在比周有光還有光！」也許真的像張允和說的，她是屬於大器晚成的人，要「晚」到90歲時才能「成」。

「總有一天，我要在別的世界的晨光裡對你唱道：‘我以前在地球的光裡，在人的愛裡，已經見過你。’」

1906年1月13日：他出生；

1909年7月25日，她出生；

1925年相識，她16歲，他19歲。

1928年相戀，她19歲，他22歲。

1933年4月30日結婚，她24歲，他27歲。

1934年4月30日兒子出生，她25歲，他28歲。

1959年孫女出生，她50歲，他53歲。

1993年重孫出生，她84歲，他87歲。

2002年7月，她93歲，他97歲。

2002年8月，張允和心臟病發，安然離世。

棺材中的她身著她最喜歡的紫衣，盤了二十多年的發依然一絲不亂，閉目安睡，神色平和。她的骨灰撒在西郊永定河畔雁翅鎮觀澗台山中，在那裡還種了一棵小小的楓樹。因為她曾說過最喜歡由綠葉變成紅花的楓葉。

張允和走後，周有光在她的遺著《浪花集》出版後記中這樣寫道：「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後來我忽然想起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麼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只有服從自然規律！原來，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現在，她走了，把多情帶入另一個世界；他還在，每天喝茶、讀書、散步，還要不斷地推出新著，正如他在《百歲新稿》的「自序」中所言：「希望《百歲新稿》不是我最後一本書。」如今他以109歲的高齡堅定駐守在這片土地上，保持自己清醒的目光和聲音，和她在的時候一模一樣。

願天下其他的讀書人能像他們一樣：心無二心，意無二意，明始明終，了己了人；願其他的有情人也能像他們一樣：長相廝守，不負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