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那時我和有光在霧重慶有一個溫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棗子嵐埡去參加曲會，有光問我：「今天還要去嗎？」我說：「是呀，有什麼事嗎？」他支吾著：「我沒什麼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總要說「早點回來」，今天話語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對。我有些遲疑，但還是去了。心裡不踏實，只唱了一個曲子就匆匆趕回了家。一切卻是很平靜的樣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飯後，有光輕輕地走到我身邊，拿給我看一封電報：「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來的。
我把電報放在枕頭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親最親的兩個人，頂頂疼愛我們的爸爸、媽媽，都沒有了。爸爸在世時，即使相隔再遠，也總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溫童年幸福的生活。爸爸去了，那無限美好的時光將永遠只能留在夢裡了。
1921年，父親坐在母親的棺木旁，久久凝視著母親年輕美麗蒼白的臉，憑人怎麼勸也不讓蓋棺蓋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現，如今他們又團圓了，媽媽還是那麼漂亮嗎？我的永遠不老的爸爸、媽媽……
我的曾祖父張樹聲清同治年間曾在蘇州任江蘇巡撫，後升任兩廣總督等職。曾祖父生有九個兒子，祖父張雲端是長子，曾任過四川川東道臺。祖父膝下無子，父親是從五房抱過來的。父親四個月時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帶上父親和奶媽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駛在驚濤駭浪中，巨大的聲響傷害了小嬰兒的耳膜，父親從此終生聽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親回到安徽合肥張家老宅。
當時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劉、蒯、張，張家敬陪末坐，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鄉的田大多是張家的，東鄉的田大都是李(即李鴻章)家的。劉家後來到上海辦金融，很開明。張家和劉、李兩家都有姻親。
當地有民謠《十杯酒》，記得其中兩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鴻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張樹聲……
家裡有萬頃良田，每年有十萬擔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親可能是因為很早就離開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衝出了舊式家庭的藩籬，一心鑽進了書堆裡。這個家庭帶給他的最大便利和優越條件是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買書。他痛恨賭博，從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煙，一生滴酒不沾。
父親17歲結婚，媽媽比他大四歲。達理知書溫良賢德的母親不但擔起了管理一個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樣愛護、關心、幫助父親。
辛亥革命後，1913年，父親帶全家搬到上海。那時我22個月，叫名(虛歲)3歲。我們住的是一個石庫門的大房子，七樓七底，還有亭子間，院子很大，可以擺十幾桌酒席，月租金是200兩銀子。如果不是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也許我們還會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喪事辦得場面很大，家裡每天有十幾桌客人，還請了和尚唸經和放焰口。忙亂中，突然有一天發現大門口有一顆炸彈，全家人都嚇壞了，出喪的日子比預定提前了幾天，家裡怕出問題，沒讓我們站在孝子孝孫的隊伍裡，孝棚裡的許多東西也是假的。好在沒出什麼大問題。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蘇州。
在蘇州，我們度過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親對書籍的熱愛和對知識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滿足。當時能訂到或買到的所有報紙他都要看，《申報》、《新聞報》、《蘇州明報》、《吳縣日報》等，以及一些比較出名的小報，如《晶報》、《金鋼鑽報》等。至於家裡的藏書，在蘇州是出了名的，據講不是數一也是數二。家裡專門有兩間很大的房間，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書架，整整齊齊擺滿了書。除了為數不少的善本和線裝書外，父親不薄古人也愛今人，現代和當代出版的書籍，各種名著和一般的文藝作品他都及時買進。尤其是「五四」以後一些最新鮮最富營養的作品，如魯迅先生的作品和許多流派的新書名著他都一本不漏。
大姐元和曾回憶說：「父親最喜歡書，記得小時候在上海，父親去四馬路買書，從第一家書店買的書丟在第二家書店，從第二家買的書丟在第三家書店……這樣一家家下去，最後讓男僕再一家家把書撿回來，住的飯店的房間中到處堆滿了書。」在蘇州的鬧市觀前街上，有兩家規模較大的書店，老闆、夥計都與父親很熟悉，父親一去他們就陪著在書架前挑選。平時書店進了新書就整捆地送到家裡來，父親買書都是記賬的，逢年逢節由管家結賬付錢。當時蘇州的縉紳富戶不少，但像父親這樣富在藏書、樂在讀書的實在不多。
父親的藏書我們可以自由翻看，他從不限制，書籍給我們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快樂。但鐘鳴鼎食、詩書傳家的生活並沒有使父親滿足，他想讓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觸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識和文化的力量，使她們擺脫舊的陳腐的道德觀念的束縛，成為身心健康的對社會有用的人。父親開始辦了一個幼兒園，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系列規劃，但因力所不及的種種原因，真正辦成並堅持了十七年的只有樂益女中。為樂益，父親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財產。餘心正先生在《啟蒙先賢張冀牖》一文中曾經寫道：
自古以來，教育成家，在質不在量，更不在規模之大小，學生程度之高低。張老先生仰慕「樂土吳中，開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後舉家來蘇，築小小園林，從辦幼兒園、小學開始，再辦平林男中、樂益女中。接著兩次辦起高中部，皆因時局變遷，當局掣肘而匆匆下馬。他原想學馬相伯老人辦一個「蘇州復旦」的心願，亦因世事茫茫，終成虛話。
……
然而，學校之尊嚴，維護不易。老先生捐出祖產巨資，讓出宅園二十餘畝，建校舍四十餘間，應有的教學裝置，無不具備。他有十個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養一個留學生計，有三萬元亦能全部出國留學了，但他連這筆錢也省下來，用於學校。為的什麼？為的堅決不拿別人一文錢，無論是當局的津貼、教會的贊助、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謝絕；惟如此，方始做得我行我素，獨立自主。可是，他又決非一錢如命，迥異於一般私立學校之以「創收」為目的，每年撥出十分之一的名額，招收免費生，以便貧家女兒入學。比例之高，江浙一帶罕見。老先生對莘莘學子如此厚愛，對諸親好友卻慳吝異常，凡有告貸，均以「閉門羹」卻之。
父親對我們四個女孩子尤其鍾愛，他為我們起的名字不沾俗豔的花草氣：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後來有人在文章中說，張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帶兩條腿，暗寓長大以後都要離開家。我想，父親從小給了我們最大限度的自由發展個性、愛好的機會，讓我們受到了儘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一定是希望我們不同於那個時代一般的被禁錮在家裡的女子，希望我們能邁開健康有力的雙腿，走向社會。
父親在家裡從不擺架子耍威風，甚至對傭人也沒有訓斥過，只有一次門房楊三賭錢，父親敲了他的「栗子」(用指頭敲腦門兒)，因為父親最最恨賭錢。我們四姊妹中，大姐元和文靜端莊，是典型的大家閨秀；三妹兆和忠厚老實、聰明膽小，但有時也非常頑皮，因為是家裡的第三個女孩子，沒有人嬌慣她，她也習慣了在做了錯事後挨罰時老老實實的，不哭也不求饒，處罰決定都是母親作出的，大多是罰坐板凳或關在房間裡不讓出來；四妹充和聰慧乖覺，規規矩矩，加上從小過繼給了二祖母當孫女，很少和我們在一起，印象中她從不「惹事生非」。我是家裡男女孩子加起來的頭號頑皮大王，從小體弱多病，仗著父母的疼愛「無法無天」，有時還欺負好脾氣的父親。父親年紀輕輕就有些禿頂，沒有幾根頭髮卻很歡喜篦頭，一有空就靠在沙發上說「小二毛，來篦頭」。我站在沙發後面很不情願地篦，篦著篦著他就睡著了。我拿梳子在他腦袋上邊戳邊說：「煩死了，煩死了，老要篦頭。」他只好睜開眼睛躲著梳子，「哎，哎，哎，做什麼，做什麼戳我」。我順勢扔了梳子，父親並不真生氣，自己把頭髮理好找話逗我開心：「小二毛，正在看什麼書？」
父親在這種時候常給我講故事，他講的故事不但有趣味還有文采，讓人一輩子也忘不了。比如近八十年前講的一則成都詩婢家的小故事：那個注四書五經的鄭玄(鄭康成)，家裡盡為詩婢、書婢。有一天一個丫頭跪在院中，另一丫頭看見問：「胡為乎泥中(為什麼滾一身泥巴)？」跪著的丫頭答道：「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傾訴)，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發怒)。」家中丫環玩笑時皆用《詩經》中語，可見文采通過細微言行所倡導的家風是什麼了。這樣的小故事還有幾則，我給孫女慶慶講過，可惜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記得住也不一定感興趣。重孫小安迪五歲正是可以聽這樣的故事的年齡，可他在加拿大，不可能有人給他講，每次回來的時間太短，玩還不夠呢。
我是急性子，說話快，走路快，做什麼事都快。我看書一目十行，父親更快，一目十二行。我做過試驗，和父親同看書，我還有幾行沒看完他已經翻頁了。父親愛看書不但影響了我們，連家裡的傭人、保姆做的時間長了都染上了書卷氣。他們從識字開始，到看書甚至評論故事情節和書中人物。我還能記起他們常說的有《再生緣》和《天雨花》。
父親從小喜愛崑曲，年輕時就對曲譜版本進行研究。我11歲左右，1921年前，崑曲傳習所尚未成立，爸爸就帶我們到全浙會館(蘇州養由巷)看崑曲。全是曲友演戲。有教育局長潘震霄的戲，其他的戲全不記得了。我爸爸帶去的曲譜好多好多，比我們的個子還高。他要我們看戲時對照看劇本。我們只顧看戲，怎麼也對不上臺詞，看戲又看劇本我們認為是苦差事。父親請了專門的老師在他的書房裡教我們姐妹識譜拍曲，讓我們看書看戲。我淘氣得要命，只看戲不看書。大姐頂規矩，認認真真學，後來又參加曲社，拜名師，習身段，生旦兩角都擅長，以至終身姻緣、愛好、事業都因崑曲而起。父親的愛好多種多樣，尤其對新出現的東西，從不放過。當時照相機是極新鮮的東西，我們家裡有近二十臺，小孩子可以隨便玩，我們幾姊妹都沒有興趣，五弟寰和喜歡擺弄，父親和蔡元培先生的這張照片就是他照的。留聲機家裡有大大小小十幾臺，各種唱片不計其數，架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地板上，有些受潮都翹起來了。百代公司出品的家庭小型電影放映機一問世，父親就買了一臺，這在當時是再「新潮」不過的事了。
我們在蘇州的家裡，爸爸和大大各有一間書房，中間隔著一個芭蕉院，有時可以看到他們隔窗說話，那永不落葉的芭蕉像一條綠色的綢帶連著爸爸大大的心，書房平時沒有人去，我曾偷偷鑽到母親的書房看過，記得最清楚的是母親的書桌上有一個銅鎮尺，上面刻著七個字「願作鴛鴦不羨仙」，這一定是爸爸媽媽的共同心願。
距父親去世整整六十年了，父親的言談舉止在我心裡依然那麼鮮明、親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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