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剛開始宣揚言論自由，緊跟著就出現了無節制的濫用。

某一雜誌為了迎合讀者的好奇心，到處搜尋醜聞線索，然後誇大事實，恬不知恥地大寫特寫庸俗不堪的報道。

有一天，我在電車裡看到這種雜誌的廣告，簡直目瞪口呆。那上面用大字標題寫著：是誰奪去了××的貞操？

乍看起來，這似乎在為××女士鳴不平，實際則是把××當作玩物恣意戲耍。還有，這種恬不知恥的廣告詞句說明，這些傢伙早已算計好，××乾的是靠人緣維持的職業，不敢得罪他們。足見這幫人用心惡毒。

我不認識那位女士，只知道她的名字和職業。想到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大寫特寫這類報道，再考慮到她的立場，我覺得彷彿自己受辱一樣，難以沉默下去。

這樣的事是不能允許的！

我認為，這不是言論自由，而是言論暴力。

我想，現在就得把這種傾向徹底消滅。如果再對這種言論暴力忍氣吞聲，而不勇敢地站出來與之戰鬥，那是不行的。

這就是《醜聞》這部影片的基本精神。

然而目前的現實情況如何呢？不僅我的杞人憂天已成現實，而且整個社會對此也早已屢見不鮮。總而言之，面對這種傾向，《醜聞》這部影片完全是螳臂當車，但我並不灰心。我滿懷希望地期待著，有朝一日，毫不含糊地同那些流氓言論、禽獸言論、暴力言論堅決鬥爭的人物一定會出現。

我想再拍攝一部和這些魑魅魍魎作鬥爭的影片。

《醜聞》之力甚微，所以我要拍更強有力的《醜聞》。

回想起來，《醜聞》這部影片未免天真得過頭。

在我寫劇本的過程中，有一個次要人物比主人公更加生動活躍，內容大有被其牽著走的趨勢。

這個人物就是蛭田這位寡廉鮮恥的律師。他主動要求在法庭上為同言論暴力進行正面鬥爭的主人公辯護，這就違反了我自己原來的意志。因為電影中的人物是有生命的，作者在有些地方是不自由的。也可以這樣說，如果作者像操縱木偶那樣完全自由地驅遣人物，作品也不會有任何魅力。

從蛭田這個人物出現開始，我這支寫劇本的鉛筆就像有生命一樣活動起來，寫出了連我自己都感到不舒服的蛭田其人的言行。

我寫了不少劇本，然而這種感覺還是頭一次。

我簡直不考慮蛭田的境遇，信筆寫了下去。這樣，就必然把主人公拋在一邊，把蛭田這個人推到前面來。我也感覺到這樣不行，可是仍然無能為力。

那是《醜聞》這部作品上映半年左右的事。

我到澀谷去看電影，看完後乘井之頭線電車往回走，在火車上我幾乎情不自禁地大聲喊出來。

車到井之頭線的神泉站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來，我見過蛭田這個人物。

那是在火車剛通過的神泉站的道口附近，在一家名叫駒形屋的酒館裡，我曾和蛭田並肩而坐，一起喝酒。

我不禁茫然。連自己也感到奇怪，為什麼一直沒有想起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