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當電影導演以後的事了。

我在日本劇場觀看稻垣浩先生描寫弱智兒童的影片《被遺忘的孩子們》。其中有這麼一個鏡頭，場景是學校的教室，孩子們都在聽課，可是隻有一個學生，課桌遠離大家的行列，單獨坐在一旁自顧自地玩。

我看著看著就產生了莫名的憂鬱，同時不由得心慌意亂，再也坐不下去了。

我好像在哪裡見過那孩子。

他是誰呢？

我突然想起來：

那是我呀！

想到這兒，我立刻站起來去了走廊，坐到那裡的沙發上。

我想這可能是腦供血不足的徵兆，便躺了下來。劇場的女員工頗為擔心地走到我跟前，問：「您怎麼啦？」

「啊，沒什麼。」我回答了一句便想坐起身，但一陣噁心，簡直要吐出來。

結果，她叫了輛車把我送回家。

那麼，那時候我為什麼情緒不好呢？原因是一看《被遺忘的孩子們》，我就想起了那些不願回憶的、令人不快的事。

我在森村小學上一年級時，覺得學校這種地方對我來說純粹是監獄。在教室裡，我只感到痛苦和難受，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一直透過玻璃窗注視著陪我來上學的家人，看著他在走廊上來回踱步。

回想過去，我還沒到弱智兒童那種程度，但智力發育很晚卻是無可否認的。老師說的東西我根本不懂，只好自己玩自己的，結果老師把我的桌椅挪到遠離大家的地方，把我當作需要特殊對待的學生看待。

上課的老師常常望著我這邊，說：「這個，黑澤君大概不懂吧？」或者是：「這對黑澤君來說是很難回答的啦。」

每當此時，我看到別的孩子都望著我嘿嘿竊笑，心裡便非常難受。然而更傷心的是正如老師所說，我的確不懂老師講的究竟是什麼。

早晨的朝會上，老師一喊立正口令，一會兒工夫我準撲通一聲跌倒。好像是一聽到喊立正我就緊張，以致暈倒。就這樣被抬到醫務室去，放在病床上，然後護士走來俯身瞧著我。

我記得有這麼一件事——

下雨天，我們在室內做拋球遊戲。球朝我飛來，可是我卻接不住。大概同學們覺得很有趣，所以拼命地拿球砸我，常常砸得我很疼，讓人心裡不痛快。於是，我把砸到身上的球拾起來，扔到室外雨地裡。

「幹什麼！」老師大聲怒斥我。

現在我當然懂得老師發火的原因，可那時還不明白。我把砸得自己心煩的球拾起來扔出去，這有什麼不對？

就這樣，在小學一年級到二年級這段時期，我簡直就像在地獄受罪一般。

現在看來，只按老規矩行事，把智力發展較遲的孩子送進學校，簡直是罪惡行徑。

因為孩子們的智力發展參差不齊，有五歲時就像七歲那麼聰明的孩子，便有雖然七歲卻只有五歲智力水平的孩子。智力的發展有快有慢，一年有一年的水平，那種僵死的規定完全是錯誤的。

寫到這裡我很激動，因為我七歲的時候就是那麼呆頭呆腦。學校生活使我深感痛苦，所以為了這樣的孩子，我不由得把這段生活寫了下來。

據我的記憶，彷彿忽然刮來一陣風一般，吹散了讓我的腦子處於迷茫狀態的霧。我的智力清醒過來，是在我家搬到小石川，我轉校上了黑田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記得，從此以後，我就像泛焦那樣，和從前截然不同了。

攝影技術專用名詞，即畫面內一定範圍內景物全部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