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汗有一本地圖冊，上面畫了帝國和鄰近王國的所有城市，以及它們的每一幢屋宇、每一條街道，還有城牆、河流、橋樑、港口與山崖。他知道，從馬可·波羅的講述中不可能得到關於這些地方的報告，再說那也是他自己所熟悉的：比如中國的首府大都，三座四方城一座套著一座，每座城都有四座廟宇和四座城門，依照季節輪流開啟；爪哇島上發怒的犀牛如何用足以致人於死地的獨角攻擊，馬阿巴爾沿岸的居民怎樣下到海底採珍珠。

忽必烈問馬可：「回到西方後，你還會把講給我的故事再講給你們那裡的人聽嗎？」

「我講啊講，」馬可回答，「但是聽的人只記著他希望聽到的東西。你以慈悲側耳傾聽我描述的是一個世界，在我回家後第二天在搬運工和貢多拉船伕中流傳的卻是另外一個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熱那亞海盜的俘虜，跟一位傳奇小說作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將是另外一個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聲音，而是耳朵。」

「有時候，我覺得你的聲音來自遠處，而我自己是一個浮華且難以居留的現實的囚徒，所有人類共存的形態都已經到了週期的極端處，無法想象他們會取怎樣的新的形態。我從你的聲音裡聽到了使城市得以存活的無形理由，也許通過這些理由，它們還會在死亡之後再復活。」

可汗有一本地圖冊，上面畫了整個地球全圖，每個大陸的分圖，以及最遙遠國度的邊界，船隻航海的路線，各大海洋的海岸線，最著名的都市和最富饒的港口的詳圖。他在馬可眼前翻閱，以便考察他的見識。旅行家看到一座城市三面臨海，坐落在狹長的海灣上，而且是一個死海，他認出來，那就是君士坦丁堡；他記得耶路撒冷在高低不一相互對峙的兩座山間；他毫不遲疑地指出哪裡是撒馬爾罕和它的花園。

至於其他城市，他只能依靠口頭轉述的描繪，或憑藉少得可憐的線索猜測：例如哈里發的彩虹色珍珠是格拉納達，北方整齊的港口是呂貝克，盛產黑色檀木和白色象牙的是廷巴克圖，上百萬居民每天帶著長麵包回家的是巴黎。地圖上用彩色微縮畫描繪的形式怪異的居住地，那裡只有露出樹尖的棕櫚樹，隱藏在沙漠褶皺裡的一片綠洲，只能是內夫塔；城堡建在流沙上，牛群在海潮浸過的鹹澀草場上放牧的地方，只會讓人記起聖米歇爾山；不是樓閣建在城牆裡面，而是城市建在樓閣裡面的，只能是烏爾比諾。

地圖冊裡還有一些城市，無論是馬可還是地理學家都不知道是否存在，建在何處，但作為可能存在的城市的形式又必不可缺：庫司科城輻射形式的多扇面佈局反映出它完好的貿易秩序，青翠的墨西哥位於蒙特蘇馬宮俯視的湖畔，諾夫哥洛德到處是球根狀圓頂，拉薩的白色屋頂聳立在雲霧繚繞的世界屋脊之上。對於這類城市，馬可都能叫出一個名字，其實是什麼名字並不重要，並能指出一條去往那裡的路線。誰都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名字就會有多少種變化；每個地方都是可以從另外的地方抵達的，可以取道不同的路線或航線，可以騎馬、乘車、划船或飛行。

「我覺得你靠看地圖比親自前去更能瞭解城市。」皇帝一邊合上地圖冊，一邊對馬可說著。

波羅則答道：「人在旅行時會發現城市差異正在消失，每座城市都與其他城市相像，它們彼此調換形態、秩序和距離，形態不定的塵埃入侵各個大陸。而你的地圖卻儲存了它們的差異：它們千差萬別的風格組合，就像其名字的字母組合那樣各不相同。」

可汗有一本地圖冊，上面收集了所有城市的地圖：那些在堅實的基礎上築造城牆的城市，那些城牆坍塌並且被黃沙吞噬掉的城市，那些現在只是野兔出沒，但有朝一日將出現的城市。

馬可·波羅一頁頁翻閱，認出了傑里科、吳爾、迦太基，指出了斯卡曼德羅河口，當年阿凱亞人在這裡耐心等待了十年，直到尤利西斯製造的木馬被拉進城門，圍城計程車兵才乘船返回。不過，說到特洛伊，人們賦予它的是君士坦丁堡的形態，並且預見到穆罕默德會長達數月地圍城，還會像狡猾的尤利西斯一樣，繞過佩拉和加拉塔，趁夜色把船隻從博斯普魯斯海峽逆流拉到金角灣。這兩座城市混合起來，形成了第三座城市，它可能是舊金山，它輕巧的長橋跨越金門灣，有軌電車從海灣一直穿過所有街道上行，經過三百年的圍城，使黃色、黑色和紅色人種與倖存的白色人種混合在一起，在一個比可汗的帝國更遼闊的國家裡，建成一千年後的太平洋上的大都市。

地圖冊具有這樣一種品質：它能披露尚未形成、尚無名稱的城市的形態。這裡有一座像阿姆斯特丹的城市，朝北的半圓形，一條條呈同心圓狀分佈的運河，吸引著一些王子、皇帝和豪門紳士；這裡有一座城市，樣子像約克，建於荒野高地，圍有城牆，築有許多高塔；這裡還有一座城市，樣子像新阿姆斯特丹又名紐約（新約克），橢圓形島嶼位於兩條河之間，密密麻麻擠滿玻璃的和鋼鐵的高樓大廈，除百老匯以外，所有街道都像運河一樣筆直。

形式的清單是永無窮盡的：只要每種形式還沒有找到自己的一座城市，新的城市就會不斷產生。一旦各種形式窮盡了它們的變化，城市的末日就開始了。地圖冊的最後幾頁撒滿了一些無始無終的網路，像洛杉磯形狀的城市，像京都和大阪形狀的城市，不成形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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