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站在視窗。這麼說並不準確,應該說他倚靠在窄窄的窗沿上,額頭緊貼著窗玻璃。臥室裡光線暗淡,今天的天氣跟昨天一樣:霧濛濛的,太陽雖竭力想破霧而出卻難以如願。
「你是怎麼過來的?」我問。
他說了句什麼,但我沒有聽懂。
「你說什麼?」
他用手臂把上身稍微撐起來一點,挺直後背,使腦袋不再靠在窗戶玻璃上。「那隻冠鴉不見了,」他說。
「什麼?」
「那隻冠鴉,它飛走了。」
我的視線越過父親的身體,又透過臥室的窗戶,我看到了從廚房正面的窗戶望出去從未看到過的情景:那棵歪脖子白蠟樹的樹枝上如今空空如也。
「看來,它不是在等我。」
「對啊,它當然不是在等你。你這說的是什麼胡話?」
「我原以為它在等我。」他的手臂開始顫抖,腦袋也開始晃動。
「要真是那樣就太好了,」我低聲嘀咕一句。
「你說什麼?」
「自己走,回到床上,」我說。
「我做不到。」
「怎麼做不到?你剛才就是自己走到視窗的,不是嗎?」
慢慢地,他轉過身,可他的右手始終不肯離開窗沿。他望著自己的床,就像一個猶豫不決的跳遠運動員在打量前面的起跳板。一英寸,又一英寸,他一步一挪慢慢地把腳從窗戶旁邊移開。「我做不到的,」走到半途,他說。
「行的,你能做到,」我說。「不要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