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敵軍的電臺用英語廣播了一條新聞，這條新聞被人抄錄下來，送到了加韋爾戰俘營，擺在薩特少校的辦公桌上。薩特看到後，全身的血液頓時凝固了。

對於冷血屠殺日本平民的行為，我方表示無比憤慨。我方要求徹查300名無辜平民被殺的真相。慘案發生一個月後，相關報道才見諸報端，且語焉不詳、閃爍其詞。日本國民知道，這些在戰俘營慘遭屠殺的死難者絕對不是被俘的軍人，而是平民，因為日本軍人絕對不會甘為俘虜、苟且偷生。戰爭爆發前，這些無辜的死難者已在澳大利亞生活了多年，直到那天半夜，慘遭敵方屠戮。他們早已適應了澳大利亞人的生活方式，結交了澳大利亞朋友、戀人，既然如此，何必無故反叛？至今，澳大利亞軍方、羅馬教廷以及國際紅十字會等，均未就屠殺事件發表官方宣告。顯然，敵軍正在阻撓調查。羅馬教廷曾反覆表示，堅決反對迫害軸心國平民的行為。有鑑於此，我方向悉尼的吉爾羅伊大主教和羅馬教廷的宗座代表發出呼籲，請求對此事進行徹查。

一想到大主教和宗座代表要來找麻煩，本已悲痛不堪的薩特愈發心神不寧起來。他為c區那些死去的戰俘感到悲痛，為守備隊犧牲的戰士感到悲痛，特別是沃倫·海頓，他幾乎不大認得這個下屬，但他破壞機槍的英勇之舉卻挽救了守備隊的許多士兵，甚至還挽救了不少戰俘。

令他悲痛的還有一件事：艾博凱爾和他一直沒有提高警惕，他們終日對著守備隊的警衛們訓誡、說教，談論警惕性有多麼重要，然而言傳不如身教，兩人的懈怠和疏忽最終影響了警衛們，讓他們也疏忽懈怠下來。

最令他心痛的是他的兒子大衛，以及所有身為人子的戰俘。艾博凱爾翫忽職守，但他的死已經贖清了罪孽；可薩特還沒有。此時此刻，他根本不需要大主教對他指手畫腳。他早就開始為自己的罪過懺悔，這種愧悔會伴隨他的餘生。

c區改變了往日的模樣。新人源源不斷地被運進來，多數戰俘都十分年輕，還沒被改造成合格計程車兵，便匆匆忙忙地被送到戰場上。這些人對各自的長官心懷怨憤、無比失望，後勤物資的缺乏更是增強了他們的怨念。如今，那些活下來的極端分子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威風。

在總部舉行的軍事聽證會上，薩特原原本本地講述了事情的經過，就像他在廣播劇本中講述故事一般。法律顧問表示，若不是戰俘一心求死，絕對不會造成任何傷亡。因此，法庭並沒有追究艾博凱爾的責任，至於他提前通知戰俘轉移一事，法庭將其解讀為「人性的文明之舉」，將戰俘的越獄行為視作粗魯野蠻的回應。

與此同時，訓練營的迪肯上校也接受了嚴格的訊問。多數問題都針對他在派兵搜捕時，為何只給士兵配備刺刀。但最終，上級只是嚴厲地訓斥了他一番，沒有繼續追究。整場聽證會的目的——至少是主要目的——在於判定三名軍官是否有罪。即便有罪也不至於身陷牢獄，充其量只是責罵幾句或是予以貶職，而這種不痛不癢的處罰只會被國際社會嘲笑。因此，不論是守備隊還是訓練營的長官，都被當庭宣佈無罪。

艾博凱爾上校的墳墓坐落在加韋爾鎮的墓園內，仍然接受著人們的敬仰和祭拜。迪肯上校依舊指揮著訓練營，而薩特不久便被調往悉尼總部的資訊中心。薩特巴不得離開加韋爾鎮。上級已經任命了新的指揮官，為c區指派了新的少校。薩特的名字始終沒有出現在公眾的視野裡，他的身份得到軍方嚴密的保護。他繼續創作著《莫頓一家》，並且把它視為頭等重要的工作。

加韋爾戰俘營再也沒收到過大主教或宗座代表的來信。至於瑞士方面，越獄事件發生後的那個星期天，幾名代表被派到戰俘營。他們跟薩特站在屍體遍佈的c區，忍受著空氣中瀰漫的腐臭，望著一具具屍體從外圍被抬進去，供法醫檢驗。不論是代表們還是薩特，都對這起可怕的事件充滿了同情。

在此期間，加韋爾鎮發生了幾件無關痛癢的事。一名日本戰俘闖入當地的農場，手裡拿著斧子威逼一名農婦，農婦被迫開槍，將對方打死。令人詫異的是，農場僱用的義大利戰俘反應過於激烈，用同一把斧子毀掉了他居住的宿舍。目前，他被關押在義大利戰俘區的禁閉室裡，薩特很快便淡忘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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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木向一些戰俘發表了自己對奧卡的意見，幾個小時後，他被起訴。他被轉移到悉尼附近的一所監獄，這裡守備森嚴，不時有日本戰俘被送進來，又被帶出去。等待他的，將是一場嚴格的審判。

三天的庭審過程中，青木通過一名翻譯講出了事實的真相。他承認自己謀殺了西里中尉——那名新兵指揮官，但法庭沒有蒐集到可以定罪的證據，因為那群帶著刺刀的新兵在逃走時，都是轉身逃下山去，沒有人看到事情的經過。因此，法官認為，青木之所以認罪，主要是為了求死。最終，法庭將青木判為從犯，並作出十年徒刑的判決。他將在悉尼郊外的一所軍事監獄裡度過漫長的十年。

這便意味著，青木要不斷地遭受心理上的煎熬——c區的死難者將永遠以鬼魂的形象徘徊在他的腦海裡。為了防止他自殺，監獄特別安排了隨身警衛，每次用餐結束，刀叉都會被沒收，每週會派專門的理髮師為他剃鬚，他接觸不到任何鋒利的物品。

青木之所以沒有發瘋，主要得益於一名年輕的戰俘。這個年輕人眼神清亮，身上有種苦行者的氣質，每次可以連續冥想三個小時，一動也不動。年輕人曾被關押在加韋爾西部的一座戰俘營裡，因為經受不住戰友的強烈請求，動手殺死了對方。儘管他的信仰會遭到許多神道教人士的鄙視，但年輕人仍然表示，如果可能的話，他將來想成為一名牧師。

對於青木而言，他能苟活至今純屬巧合，但這樣活下去不但痛苦，而且讓他的心裡充滿了迷茫。無奈之下，他只好向那個年輕人求助，讓他給自己占卜命運。不幸的是，監獄沒收了占卜用的重要工具——帶著神秘符號的牌子，但年輕人依然用各種方式繼續著他的占卜。他會在心裡默數警衛在走廊裡走了多少步，會盯著草場上的鳥兒，觀察它們的飛行高度和飛行方向，有時還會觀察杯子。這場占卜花了好幾天時間。這期間，年輕人不停地計算著，思索著。終於有一天，在放風的時候，年輕人開口了。他表示，經過一番繁複的卜算，他已經得出結論——青木幾番求死不成，都是鬼神的安排。他必須忍受悲痛的煎熬，直到死神主動來找他。這就是命運的安排。

在那段精神恍惚的日子裡，這番預言就像是一道神諭，支撐著青木活了下來。想到自己活著是冥冥中命運的安排，他的心裡終於釋然。這也解釋了為何每每試圖自殺時，他總會遇到意外。

世界大戰結束五個月後，青木獲得了減刑。1946年年中，他被遣送回國。當時，尼維爾·赫爾曼已經安然回國，在家裡待了八個多月。他繼續操持起農務，與父親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和愛麗絲收養了一個孩子，不久後又收養了第二個。兩人是眾人眼裡的模範夫妻，還在加韋爾鎮的網球俱樂部裡結交了許多朋友。後來，尼維爾收購了哈蒙德農場——詹卡洛去過的那個農場，成為當地的議員，又當選為新南威爾士鄉村板球協會的理事。在他們生活的地區，棒球運動已經消失。

年輕的大衛·薩特也安然歸來。之前，他一直被囚禁在新加坡的樟宜，隨後被帶到緬甸，然後又回到樟宜。抵達悉尼碼頭時，他的體重只有被俘時的45％，不過體重並不是大的問題。他返回悉尼後，又在被人稱作「精神病院」的地方接受了四個月的心理治療，直到能夠完全適應外界的生活。1946年末，他離開家鄉前往倫敦，此後成為一名蜚聲海外的小說家——薩特從來沒有取得過這樣的成就——他的幾個女友都是英國著名的畫家或演員。

直到上了歲數，青木才開始覺得奇怪，不知那位算命先生是否為了防止他發瘋，想讓他活下去，才進行了當初那番占卜。然而占卜師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此，等到種種疑惑浮出心底時，青木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