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場日本戰俘暴動事件，發生在新南威爾士州中西部地區的考拉鎮——在小鎮邊緣的一所戰俘營裡。當時我九歲，父親正在海外服役，不在我身邊。家門口缺少他的把守，無法依靠他抵禦暴亂，即使在悉尼郊區似乎也會感到，這是異常恐怖的事情：一場源自腹地的入侵。事件的動機令人不解，超出了我們的文化視域與想象的邊界。據我們判斷，種種動機之中，應該包含這樣一種企圖：向婦女、兒童以及男人，按照這個順序，施加難以言說的傷害。

為了挫敗這歹毒的陰謀，民眾自發地武裝起來。我的一位姑婆住在離考拉鎮不遠的一個鎮子裡，因為男人們不在家，她每晚都傍著斧頭入睡。農夫不得不暫離農舍時，會把步槍留給妻子，以此保衛家庭，保護自己。

漸漸地，越獄戰俘的動機顯露得愈發清晰，通過結尾處致謝部分提到的專家、書籍以及文獻，可以蒐集到相關證據，拼湊起一幅更為精確的畫面。

但事實上，我並沒有嚴格再現1944年8月4日至5日，考拉鎮暴動中發生的諸般事件。我不想冒犯那些在當晚、之前以及之後幾天中倖存下來的人，而最重要的原因在於，我想試著儘可能精確地去解讀那場災難的雙方所處的文化環境。這並非一部「隱去真名的紀實作品」——那種作品的每個角色，都反映著現實中的人，有的依然在世，有的已然去世。但我的角色在設計上，並不追求對美德、罪行、愚昧、狂熱或英勇之舉的反映，儘管在考拉鎮暴動事件的真實「角色」身上，這些都有著明顯的體現。無論如何，我們掌握的細節都不足以充實所有角色。小說家要做的是，組合並放大這些細節——寫小說的部分任務就在於此。誠可為此致歉，卻是在所難免。

以澳大利亞鄉鎮邊緣的一座戰俘營為背景，我想試著書寫的是一個相似的故事，或者說，一個受1944年考拉鎮事件啟發的故事。我將類似的事件納入一個名為加韋爾的虛構所在，為此，我要向考拉鎮的民眾，向那晚暴亂中死難者的靈魂請求原諒。我的故事就像考拉鎮事件的兄弟或姐妹——兩者因dna而緊密相連，在諸多層面相似，但採用了不同的名字，在一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徵。

例如，在加韋爾戰俘營的暴動事件中，滿月扮演了應有的角色，正如在考拉鎮事件中一樣。不論在真實還是虛構的小鎮裡，那個高潮迭起的夜晚都異常寒冷。不過愛麗絲·赫爾曼確是虛構人物，僅僅存在於本故事的敘事範圍之內。詹卡洛·莫里薩諾也是如此。（但我們知道，兩人間的情感關係的確曾在那個時代發生。）現實中，考拉鎮義大利戰俘區的指揮官是e.v.蒂姆斯少校，一位小說家。然而虛構人物薩特少校，那個撰寫著鼓舞人心的電臺節目劇本，掌管加韋爾戰俘營c區的指揮官，絕非用來影射e.v.蒂姆斯的生活、行為、動機，或他的所思所想。指揮官艾博凱爾上校這個角色，也絕非用來描繪現實中指揮官的性情或他生活中的事件。考拉鎮戰俘營裡的確有個韓國告密者，但並不是本故事中的鄭恩屋。有名日本戰俘曾試圖向守備隊示警，但不是本故事中那個叫作本恩的人。

即便如此，我卻希望這個故事具有真實的一面，在動機的想象方面、角色的行為方面——在感受上，能夠切實再現那個時代發生過什麼。小說往往試圖用謊言，用杜撰來表達真實。通過虛構的加韋爾戰俘營，我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考拉鎮現象，闡釋意念的強大力量，詮釋這場越獄事件揭示的、我們所表現出的迥異觀念。

以上「免責宣告」常見於小說之中，因而，指責小說家「只對現實世界和虛構世界中最好的部分負責」可謂恰如其分。如果真的如此，我希望這部小說的讀者能夠感受到，他們得到了兩個世界中最好的部分。不管經過如何冒昧的改動，這都是一個絕好的故事，我只塑造了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由1944年8月發生的事塑造——這些事發生在那個遠離戰爭前線，遠離世界主流話語的小鎮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