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麼時候第一次聽說草豎琴的？一定是在我們搬到楝樹上去住的那年秋天之前很久；那就是某年初秋；當然是多莉告訴我的，別人誰也不知道該管這叫什麼，草豎琴。
如果你走教堂那條路出城，走幾步就會路過一片明晃晃的山岡，滿是白骨色的石板和褐色的枯掉的鮮花：這就是浸禮會的墓地。我們家的人，姓泰博的還有姓芬威克的，都埋在這裡；我母親躺在我父親旁邊，兩家親戚的墳，總共有二十多座，都圍繞在周圍，就像一棵長在石頭地上的樹，根部這裡一塊那裡一塊突出在地表。山下的那片地上長滿了印度草，這種草會隨著季節改變顏色：秋天的時候去看，九月底的時候，它會變成晚霞般的紅色，暗紅的陰影火光一般拂過，秋風隨意撥弄著乾草葉，吟出人間的音樂，人聲的豎琴。
這片地之外，就是幽暗的河邊樹林。想必是某個九月的日子，我們在樹林裡挖草藥的時候多莉說的：你聽到沒？這就是草豎琴，總是在講故事——它知道山上所有人的故事，所有生活過的人，他們的故事它都知道，等我們死了，它也會講我們的故事。
我父親是個旅行推銷員，我母親死了以後，他把我送去跟他的兩個表姐一起住。韋萊娜和多莉·泰博是姐妹倆，兩位女士都不曾結過婚。在搬去之前，我甚至從來沒能得到允許進過她們家。不知為了什麼說不清道不明的緣故，我父親跟韋萊娜不講話。也許是我爸求韋萊娜借錢給他，韋萊娜不肯借；再不然就是她借了，可我爸沒還錢。反正這緣故肯定跟錢有關係，因為別的事他們都不會這麼往心裡去，尤其韋萊娜，她是城裡最有錢的人。城裡的藥店、服裝百貨店是她的，還有一間加油站，一間雜貨店，一幢辦公樓，統統都是她的，掙到這麼些錢可不容易，她是個性格很難搞的女人。
反正我爸說他永遠不會踏進韋萊娜的家門。他總是講關於兩位泰博小姐很難聽的壞話。他散佈的段子之一到現在還有人信，說韋萊娜是雙性人。他編派多莉·泰博的那些荒唐話，連我媽都聽不下去：我媽說他該知道羞愧，居然忍心嘲弄一個這麼溫柔，一點害人之心都沒有的好人。
我認為我父母兩個人很相愛。從前每當他出門去銷售他那些冷凍乳品的時候，她都要哭一陣子。她嫁給我爸的時候十六歲；沒到三十歲就死了。她去世的那天下午，我爸喊著她的名字，把身上的衣服都撕爛了，光著身子跑出去奔到院子裡。
韋萊娜是葬禮的第二天登門的。我還記得她遠遠走來，越來越近時我感到的驚恐，她很瘦，花白的頭髮彷彿撒了一腦袋胡椒鹽，黑色眉毛顯得很剛毅，面上有顆小痣。她推開前門，徑直走進了我家。自從葬禮結束以來，我爸一直在砸東西，他不是發狠發怒，而是心平氣和地、徹徹底底地砸：他會慢慢踱步走到客廳，拿起一個瓷人兒，對著它沉思片刻，然後朝著牆砸過去。地板上、樓梯上撒滿了碎玻璃和銀餐具，還有我媽媽的一件撕爛的睡袍，掛在樓梯扶手上。
韋萊娜眼光掃過滿地狼藉。「尤金，我有話跟你說，」她的嗓音中氣十足，凜冽高昂，我爸爸回答說：「行啊，你坐，韋萊娜。我想到你可能會來。」
那天下午，多莉的朋友凱瑟琳·克里克來幫我收拾了衣物，爸爸開車送我來到了泰博巷那幢陰影憧憧，氣派很足的大宅前。我臨下車的時候，他伸出雙臂想擁抱我，但我怕他，掙脫了出來。我現在很後悔當初我們沒有擁抱告別。因為幾天後，他開車去莫貝爾港的路上，剎車失靈，從五十英尺高的崖壁跌落，摔進了海灣。我再次見到他的時候，他的眼皮上一邊蓋著一個銀元，願他瞑目。
按我的年紀來說，我個頭矮小，好似侏儒，根本沒人注意到我；但現在人們總是對我指指點點，說真叫人難過，這個可憐的小孩，柯林·芬威克！我也儘量顯出很悲催的模樣，因為我知道，這會讓人滿足：城裡每個人都曾請我喝過汽水，或者吃過爆米花什麼的，在學校我也破天荒頭一遭得了高分。所以，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我才平靜下來，注意到了多莉·泰博。
就是那時，我陷入了愛情。
想象一下我這麼一個鬧鬧騰騰，四處打探的十一歲的男孩剛到家時她的心情。她聽到我的腳步聲就開溜，如果實在躲不開我，就會像含羞草合起花瓣似的，縮身躲藏。她是這樣一種人，能偽裝成房間裡的物件，像影子一樣隱身在角落裡。他們現身，必得是種無比纖巧微妙的情形。她總是穿著最安靜不出聲的鞋子，少女式的褶邊長裙，下襬剛碰到腳踝。她比韋萊娜要大，但看起來彷彿跟我一樣，也是韋萊娜收養的。我們都被韋萊娜星的引力牽動著、引導著，分別在大屋的外太空裡，按照各自的軌道運轉著。
閣樓上亂七八糟堆滿了舊東西，這潦草的博物館裡立著些恐怖的假人，都是韋萊娜的商店裡用舊的展示模特。那上面有好多塊地板鬆動，稍微挪起一寸，就可以俯瞰幾乎所有房間。大宅裡到處都塞滿了笨重嚴肅的傢俱，但多莉的房間跟別處不同，裡面只有一床，一椅，一書桌，這房間倒像是給修女住的，只有一點不像，牆壁和一切物件，都漆成匪夷所思的粉色，連地板也是這個顏色。每次我偷窺多莉，她總是在做兩件事：要麼是站在一面鏡子前，舉著花園用的大剪子修剪她那黃白參半、已然稀少的頭髮，要麼就是用鉛筆在一疊克萊斯牌的粗質紙上寫字。她時不時把筆尖用舌頭舔舔溼，有時寫的同時還念出聲：不要碰甜食比如糖果，還有鹽肯定會要了你的命。現在我知道，她是在寫信。但當時她這些通訊來往讓我感到很迷惑。橫豎她只有一個朋友就是凱瑟琳·克里克，她平時誰也不見，也從不出門，只有每週一次例外，她會跟凱瑟琳一起去河邊樹林裡採草藥。多莉把草藥煎成治療浮腫的藥水，然後裝瓶。後來我發現，她的客戶遍佈全州，她的好多信件就是寫給客戶的。
韋萊娜跟多莉的房間隔著一條過道，她的房間佈置得就像間辦公室。有張翻起式的書桌，一排賬本架，還有檔案櫃。晚飯後她常會戴上綠眼罩，坐在書桌前算賬，把賬本一頁一頁翻過去，直到街燈都熄滅。韋萊娜跟許多人打交道，有很多政治交往，但親近的朋友一個也沒有。男人都怕她，她好像又怕女人。幾年前，她曾跟一個滿頭金髮，挺開朗的姑娘很親密，那姑娘叫瑁蒂·勞拉·莫菲，曾短暫在這裡的郵局工作過，最後嫁了個聖路易斯來的烈酒推銷員。這件事讓韋萊娜很是耿耿於懷，她曾公開地說那男人不中用，因此她送給這對新婚夫婦一件大禮，請他們去大峽谷旅遊度蜜月時，大家都吃了一驚。瑁蒂小兩口再也沒回來；他們在大峽谷附近開了個加油站，時不時會給韋萊娜寄幾張他們的生活快照。這些照片既令她安慰，也會令她難過。有些夜晚，她並不開啟賬本，而是雙手支額坐在桌前，他們的照片擺開在眼前。照片收起來後，她會熄滅燈火在房間裡踱步，隨即會發出一聲受痛似的哀叫，彷彿她在黑暗中跌了一跤，摔疼了。
閣樓上可以俯瞰廚房的那部分地板我抬不起來，因為上面像垛棉花一樣壓滿了大箱子。當時我最想偷看的就是廚房；廚房等於是大屋裡真正的起居室，因為多莉大半時間都待在這裡跟她的朋友凱瑟琳·克里克聊天。凱瑟琳是個孤兒，從小就被尤利亞·泰博先生借來使喚，她和泰博姐妹倆一起，在農場里長大，那老農場如今早變成了火車貨運站。她管多莉叫多莉心肝兒，但韋萊娜她只稱作「那個人」。她住在後院裡，葵花和一畦一畦豆藤之間的一幢鐵皮頂的銀色小屋裡。她自稱是印第安人，每當聽她說這話，人們常常擠眉弄眼，因為她膚色黝黑，就像非洲的天使。但就我所知，她說的可能是事實：起碼她穿衣服很像印第安人。比如說，她有串綠松石的珠子，臉上搽的胭脂明晃晃好似許願蠟燭照明燈，足以閃瞎你的眼。她的一嘴牙齒沒剩下幾顆，總是用棉球把下顎墊起來，韋萊娜時常說她，見鬼了凱瑟琳，你連句話都說不清，幹嗎不去找克萊克大夫給你腦袋裡裝上些牙齒？確實她講話很難聽懂：唯一一個能把她那含混嘟囔的聲音翻譯出來的是她的朋友多莉。對凱瑟琳來說，多莉能聽懂她就足矣：她們倆形影不離，要說的話都是說給對方聽的。我常把耳朵貼在閣樓的柱子上，聽著她們撩人的語聲如同新樹苗的清香，飄蕩在林中。
要想上閣樓，你得先從放床單的櫥櫃裡頭爬梯子上來，那裡的天花板上有個小門一推就開。有一天我正往上爬，卻見上方小門洞開，側耳聽見上方傳來有人甜蜜地哼著小調的聲音，就像小女孩單獨玩耍時發出的美妙聲音。我本想調頭下去，卻聽那哼唱聲停了下來，有個聲音說道：「凱瑟琳？」
「是柯林，」我邊答話，邊現身。
多莉那雪花般的面容浮現眼前，這次她終於沒有消融不見。「原來你躲這兒來了——我們還猜呢，」她講話的聲音柔軟又像紙巾一樣，有點皺皺的。她的眼睛透著股聰明勁兒，眼光閃閃有神，幾乎透明，亮亮的綠得好像薄荷果凍，透過閣樓上的暮色，這雙眼睛膽怯地凝望著我，終於認定我不會傷害她。「你在這裡玩兒遊戲嗎——在閣樓上？我就跟韋萊娜說你會寂寞。」她彎下腰，在一個桶的深處摸索。「來吧，」她說，「你可以幫我去另外那個桶裡找找看。我要找一個珊瑚城堡，還有一袋珍珠卵石，各種顏色都有的。我想凱瑟琳一定會喜歡，一缸金魚，你也會喜歡吧？給她做生日禮物。我們從前有過一缸熱帶魚——它們是魔鬼魚，互相殘殺，互相吃光了。可我記得買它們回來的時候，我們跑六十英里到了布魯頓。之前我從沒跑過六十英里那麼遠，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再去那麼遠的地方了。啊，找到了，珊瑚城堡在這兒呢。」沒多一會兒我就找到了那袋卵石，它們看起來就像玉米粒兒，或者糖豆兒，於是我把袋子遞給她，邊說，「來塊糖吧。」她說，「啊，太謝謝了，我喜歡吃糖，哪怕是石頭味兒的也行。」
我們成了朋友，多莉，凱瑟琳和我。我十一歲，後來我十六歲。雖然不曾建功立業，那些年過得最是開心。
我從未帶人回家過，從來也不想。有一次我帶一個姑娘去看電影，回家路上她問我能不能進來喝杯水。如果我認為她是真渴了，我一定會答應；但我知道她是裝的，她只不過跟別人一樣，就想進大宅裡頭看看而已，因此我對她說，還是忍著回家再喝吧。她說：「全世界都知道多莉·泰博發痴，你也發痴。」我挺喜歡那姑娘的，但還是推了她一把，她說她哥哥會教訓我，那傢伙果然動了手，至今我嘴角邊上還有他拿可樂瓶子打我留下的疤痕。
我知道：他們說多莉是韋萊娜的包袱，好比十字架壓在她背上，他們還說，泰博巷子裡發生的太多太多事，人們還是不要去想的為好。也許確實如此。但那些年真是美好。
冬天的下午，我放學回到家，凱瑟琳就鬧騰著開啟一罐蜜餞，多莉把一大壺咖啡放到爐火上煮起來，然後把一盤餅乾推進烤爐，而烤爐一開啟，一股熱乎乎的香草味兒就四散開來，因為多莉只愛吃甜食，她總是時不時地烤個磅蛋糕、葡萄乾麵包、餅乾或者糖糕什麼的，她一點蔬菜都不肯吃，她唯一肯吃的肉就是雞的腦子，那東西只有豆粒大小，還沒品出味來就沒了。廚房裡點著燒木材的爐子，還有個敞開式的壁爐，暖和得就像奶牛的舌頭。冬天的寒冷最多隻能將它那零度的冰藍氣息呼在窗戶上，蒙上一層霜。如果有巫師要送我禮物，就請他送我一個瓶子，裡面裝滿那個廚房裡的話音，有哈哈的笑聲，火苗的絮語，烤爐散發出黃油和糖混合的香氣——雖然凱瑟琳身上的氣息就像是春天的母牛。那裡不像廚房，倒更像個舒適的店堂；地板上鋪著地毯，有搖椅，牆上掛著一排小貓的圖畫，多莉對此很是狂熱。有棵天竺葵，一年到頭開花，還有凱瑟琳的金魚缸，擺在鋪著油布的桌子上，金魚甩著尾巴在珊瑚城堡中穿梭來去。有時候我們玩拼圖，每人分一部分碎片開始拼，如果凱瑟琳覺得你會趕在她前面拼完，她就藏起幾塊拼圖。不然，她們就幫我做功課。她們不幫則已，越幫越忙。對於自然的一切多莉都非常淵博；她擁有神秘的智慧，像蜜蜂懂得哪裡能找到最芬芳的花蜜：她能準確預報明天的風暴，預測無花果樹結果的情況，帶你去採蘑菇和野花蜜，找到珍珠雞藏雞蛋的窩。她只要環視四周，就能感知看到的一切。可是對付我的功課，多莉就跟凱瑟琳一樣完全無知。「哥倫布到來之前美洲一定就叫美洲。這才講得通啊。不然他怎麼知道這裡是美洲呢？」然後凱瑟琳就說：「對！亞美利加是個古老的印第安詞兒。」她們倆中，凱瑟琳最糟糕：她認死理，絕不肯承認錯誤。如果你沒照她的說法原樣寫下來，她就會發神經，要麼潑倒咖啡，要麼出點別的岔子。可是自從她有次說到林肯以後，我就再也不聽她的了。她說林肯有黑人和印第安血統，只有一丁點兒白人血統。連我都知道這不是真的。但我欠凱瑟琳很大的情分，要不是多虧了她，鬼知道我能不能長到正常人的身高！我十四歲的時候，身高比畢迪·斯肯納高不到哪兒去，而那傢伙，人們常說，曾有馬戲團請他去工作呢。凱瑟琳說，小心肝兒別急，你就是需要抻抻手腳而已。她幫我抻胳膊壓腿拉長脖子，彷彿我的腦袋是個蘋果，牢牢長在樹枝上拽不下來。但是果然，兩年之內，她把我抻得從四英尺九寸，直躥到了五英尺七寸高。我有食品儲藏室門上由麵包刀切的印記為證，真是如此。直到如今，一切都已過去，爐中只剩冷風，寒冬侵佔了廚房，這些成長的刀痕仍在，見證著一切。
儘管來買多莉藥的人大多收到了良好的療效，偶爾也會有信來說，親愛的泰博小姐，我們不再需要治療浮腫的藥物了，因為可憐的貝拉表姐（或者別的什麼人）上週去世了，願她的靈魂安息。這時廚房就變成了哀悼的場所；我的兩位朋友雙手合掌，低垂著頭，難過地追憶有關這位逝者的往事，然後凱瑟琳就會說，好了，多莉心肝兒，我們已經盡力了，上帝另有安排。還有韋萊娜也會讓廚房變得陰鬱，因為她時不時會制定一條新規矩，或是強調執行某條舊規矩：要如何，不許如何，停止這樣，開始那樣，彷彿我們都是些鐘錶，她要隨時監督，保證我們跑的時間跟她的一致；若我們跑快了十分鐘，或者慢了一個鐘頭，她就會像布穀鳥那樣，咕咕叫起來。那個人啊！凱瑟琳就說，多莉就說安靜！現在安靜！彷彿她並非要讓凱瑟琳閉嘴，而是阻止自己內心的聲音叛逃出來。我想，韋萊娜內心裡也希望到廚房來，加入其中，但她就像是個孤獨的男人，跟一屋子的女人和孩子住在一起，她唯一跟我們交流的方式就是通過這種惡聲惡氣的吼叫：多莉，把小貓扔出去，你想害我哮喘加重嗎？是誰沒關浴室的水龍頭？誰把我的傘弄壞了？她的壞脾氣就像一股暗黃的酸霧，瀰漫在大宅裡。那個人。安靜，現在安靜。
每週一次，多半是星期六，我們去河邊樹林，一去就是一整天。為準備這趟出行凱瑟琳會炸一隻雞，煮一打惡魔蛋。多莉會帶上一個巧克力夾心蛋糕，還有好多牛軋糖。這樣武裝起來之後，我們再背上三個空布袋，動身走那條經過墓地，穿過一片印度草地的教堂路。剛進到林中，就有一棵雙生的楝樹，其實是兩棵樹，但它們的樹枝緊緊擁抱在一起，你完全可以從一棵樹上走到另外一棵。事實上有間樹屋像橋樑一樣，把兩棵樹連在了一起，樹屋寬敞結實，簡直是樹屋的活樣板，就像竹筏漂在綠葉的大海上。最早建樹屋的那些小男孩，若還活在人世，想必也都已經是老人了。當初多莉第一次發現的時候，樹屋就應該有十五到二十年了，又過了二十五年之後她才指給我看。要上樹屋很簡單，就像爬樓梯那樣，樹皮有疙瘩可以擱腳，還有很結實的藤當抓手；哪怕是腰肥臀重，一直嚷嚷關節痛的凱瑟琳都能輕鬆上去。但凱瑟琳對樹屋沒什麼熱情，她不知道這是條船，多莉知道，是她告訴我的，坐在上面就是揚帆遠航，沿著每個夢的雲霧繚繞的海岸線航行。記住我的話吧，凱瑟琳說，這些木板太老了，這些釘子都滑了，跟小蟲子似的，會一掰兩半，栽下去摔破我們的腦袋，別打量我不知道。
我們把東西都存在樹屋裡，然後每人背一個布袋分別進樹林，袋裡要裝滿草藥、樹葉和奇怪的樹根。連凱瑟琳在內，誰都不知道這藥方裡有什麼成分，這是屬於多莉一個人的秘密。她從來不許我們偷看她的袋子裡採了些什麼藥材，她把布袋緊緊捉在手裡，彷彿裡面抓了個藍頭髮的娃娃、著了魔的王子。她的故事是這樣說的：「很久以前，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韋萊娜還沒換乳牙，凱瑟琳還沒有籬笆高）有好多好多吉卜賽人，就像黑莓地裡的鳥那麼多——不像現在，可能每年只能碰到一兩個落了單的偶爾路過。他們春天來——突然就出現了，如同山茱萸一夜綻開滿樹的粉紅花兒。他們在大路上來去，在樹林裡遊蕩。但我們的男人討厭見到他們。爸爸，就是你叔伯祖尤利亞說，要是看到有吉卜賽人到我們家地界，他就開槍打死他們。所以每次看到吉卜賽人從溪裡打水或是從我們家地裡偷撿冬天的山核桃，我都不說出來。有天傍晚，那是四月裡，下著雨，母牛仙鈴兒新生了只小牛犢，我去牛棚看望，發現牛棚裡有三個吉卜賽女人，兩個年老，一個年輕，那個年輕的光著身子躺在一堆玉米殼子上翻滾著。她們見我既不害怕，又不打算跑去告訴別人，其中一個老婦人就問我能否拿盞燈來，於是我回屋去拿了根蠟燭，等我回來，發現那個派我出去的老婦人倒提著一個哭嚎不止、渾身通紅的小娃娃，另外那個老婦在給仙鈴兒擠奶。我幫著她們用溫牛奶給小娃娃洗了澡，用一條大圍巾包起來。然後其中一個老婦拉住我的手說：現在我要給你件禮物，教你首歌謠。這歌謠說的是常青樹的皮、蜻蜓蕨——還有咱們到樹林裡來採的所有其他這些藥材：煎到黑又純，就能治浮腫。到早晨她們就不見了；我到田裡還有大路上去找她們；一點蹤跡都沒留下，就只剩我腦子裡記下的這首歌謠。」
我們彼此招呼著、答應著，像白天放風的夜貓子一樣，整個上午都分頭在林中不同的地方忙碌著。到下午時，我們的袋子都塞滿了剝下來的樹皮、挖來的嫩草根，這時我們就重新爬上老楝樹那綠葉織就的大網裡，把吃食擺出來。廣口罐裡有甘甜的溪水，若是天氣寒冷，暖瓶裡會有一壺熱咖啡，抓一卷樹葉來擦乾淨我們沾滿雞油和奶糖的手指。然後，我們用花朵兒算命，懶洋洋地說些閒話，彷彿乘著竹筏，在大樹上，整個下午漂流而過；我們跟灑滿銀色陽光的樹葉一樣，彷彿長在樹上，就像北美夜鷹，在這裡安了家。
大約每年一次，我會去到泰博巷的大宅，在院子裡走一圈。有一天我在那邊的草叢裡看到一口翻倒的舊鐵盆，像從天而降的黑隕鐵：多莉——多莉，彎腰俯身在鐵盆上方，把我們袋子裡採來的那些藥材倒進沸水裡，用一根去了頭的掃帚棍攪啊攪，藥水濃褐好像嚼過的菸葉吐出來的顏色。她獨自一個人動手熬製藥材，我和凱瑟琳就像女巫的學徒，站在旁邊看著。之後我們一起幫她裝瓶。這種藥水會冒煙，能把普通的瓶塞都爆掉，所以我的具體工作就是用衛生紙捲成瓶塞。一般每星期有六瓶的銷量，每瓶賣兩美元。多莉說，這錢屬於我們三個人，錢來得容易，我們花得也快。我們總是郵購雜誌上做廣告的東西：學習木刻，帕奇思：老少咸宜的遊戲，人人都會吹巴祖卡管。有一次我們郵購了一本學法語的書，是我的主意，如果我們學會講法語，就擁有了一種秘密語言，韋萊娜也罷，別的人也罷，都聽不懂。多莉很樂意嘗試，可只學到「passezmoi一把勺子」，她就學不下去了，而凱瑟琳，自打學會「jesuisfatigue」以後，就再也沒翻開過書本：她說學會這句就夠她用了。
韋萊娜經常說，萬一有人中毒就麻煩了，但除此之外，她對這浮腫藥水沒什麼興趣。後來有一年，我們算賬後發現，我們掙的錢數已經到了該交所得稅的數額。這時韋萊娜開始問問題了：好比錢是隻野貓，那她就是個訓練有素的獵人，躡手躡腳追著它的蹤跡，目光如炬觀察著沿途每一根彎折的樹枝。她要求瞭解這藥水裡面有什麼成分。多莉有點受寵若驚，賠著笑，卻仍擺手道，無非是這樣那樣，沒什麼特別。
看來韋萊娜是打算讓此事就此過去，但圍坐桌前吃晚飯的時候，她卻常常若有所思地將目光停留在多莉身上，還有一次，正當我們圍著大鐵鍋，聚在院子裡的時候，我一抬頭髮現韋萊娜正從視窗目不轉睛地死盯著我們看。我猜那時她的計劃已經成型，但她一直等到夏天才採取行動。
每年兩次，一月和八月，韋萊娜都要去聖路易斯或者芝加哥採購。那年夏天，就是我剛滿十六歲的那個夏天，她去了芝加哥，兩星期後回來，還帶回了一個叫莫里斯·裡茨博士的人。自然，大家都很好奇，這莫里斯·裡茨博士是何許人也？他打著花領結，穿著花裡胡哨的時髦西裝，嘴唇泛藍，一雙小眼睛忽閃忽閃目光游移不定，總之看起來就像個鬼鬼祟祟的小耗子。我們聽說他住著羅拉大酒店最好的房間，在菲爾咖啡館吃牛排大餐。他趾高氣揚地走在大街上，衝每個過路人點頭致意，腦袋油光鋥亮。但他從不跟人深交，除了韋萊娜沒人跟他來往，韋萊娜從來沒帶他回家來，也不曾提起他的名字，直到有一天，凱瑟琳終於鼓起勇氣問她，「韋萊娜小姐，這個怪模怪樣的莫里斯·裡茨博士是什麼人？」韋萊娜嘴邊刷白，咬牙答道：「唔，某些我認識的人比他模樣怪得多了。」
真是丟人現眼，人們說，看看韋萊娜跟這個芝加哥來的小猶太人勾勾搭搭的樣子。那傢伙比她小二十歲。坊間傳說他們在城那頭一家舊罐裝廠不知道搞什麼花樣。事情發展到後來，人們發現他們確實在搞什麼，但跟桌球房那幫人說的不是一回事。幾乎每天下午，都能看到韋萊娜和莫里斯·裡茨博士一起朝著罐裝廠那邊走，那地方一片斷瓦殘垣，窗破門頹。足有十來年沒人近前，只有小孩會躲到裡面去抽菸，或者一起脫光光玩些見不得人的事。到了九月初，看到《信使報》上一則公告，我們才知道韋萊娜買下了那座舊罐裝廠，但公告沒說她打算用來做什麼。那之後不久，韋萊娜吩咐凱瑟琳殺兩隻雞，因為莫里斯·裡茨博士星期天晚上要來吃飯。
我住在那裡的這些年裡，唯一一個受邀來到泰博巷大宅裡吃飯的客人就是這個莫里斯·裡茨博士。所以，出於種種原因，這事挺隆重。凱瑟琳和多莉大掃除了一番：地毯拍打除塵，把閣樓上的瓷器搬了出來，每個房間都散發出地板蠟和檸檬地板油的清香。晚餐準備了炸雞、火腿、英國蠶豆、甜山芋、麵包卷、香蕉布丁，還有兩種蛋糕和商店裡現買的水果冰淇淋。星期天中午，韋萊娜進來視察，餐桌正中擺著一大束桃紅色的玫瑰，周圍擺開來許多華麗的銀器餐具，看起來活像要舉辦一場二十人的餐會；其實只有兩個餐位。韋萊娜走上前去，又擺了兩個餐位，多莉見狀，弱弱地說，這個，要是柯林願意在桌上吃飯當然沒問題，但她要跟凱瑟琳一起待在廚房裡。韋萊娜把臉一沉，態度很堅決：「別跟我耍花樣，多莉。這事很重要。莫里斯是特地要來見你的。還有，你最好把頭抬高點，你垂頭喪氣的，看得我眼暈。」
多莉嚇得要死：她躲在房間裡，客人到了之後很久還是不出來，最後只好派我去叫她。她躺在粉紅色的床上，腦門上貼著一塊溼毛巾，凱瑟琳就坐在她身邊，打扮得整齊漂亮，兩頰抹得緋紅好似棒棒糖，下巴里塞的棉花比任何時候都多。她說：「親愛的，你得起來——這漂亮裙子會皺掉的。」那條棉布印花裙子是韋萊娜從芝加哥帶回來的。多莉坐起身，把裙子抹抹平整，立刻又躺了回去：「要是韋萊娜知道我多難過，」她無助地說。於是我回去告訴韋萊娜說多莉病了。韋萊娜說她要去看看，然後大步走開，把我一個人剩在大廳裡，跟莫里斯·裡茨博士在一起。
唉，這人真可恨。「這麼說你十六歲了，」他說著，無禮地眨了眨一隻眼睛，又眨另外一隻。「你就整天這麼閒逛嗎？下次老太太去芝加哥的時候叫她帶上你。那邊好玩的多著呢，有的逛呢。」他打個響指，彷彿隨著輕佻的樂音腳下搖擺著，銳利的尖頭皮鞋鋥亮晃眼，這傢伙可能是個跳踢踏舞的，或者拿姿作態賣汽水的服務員，唯一不同的是他拎著公文包，表示他從事的是更重要的工作。我很懷疑他到底是哪門子的博士，說真的，我差一點就要問出口時，韋萊娜攙著多莉的胳膊，引著她進來了。
無論大廳的陰影，還是傢俱掛毯等等，都未能隱藏她的身影，她低垂雙眼，只伸出一隻手，裡茨博士牢牢握住，使勁搖，差點把她拖倒。「哎喲，泰博小姐，見到您可太榮幸了！」他說完，正正領結。
我們坐下來就餐，凱瑟琳進來上那道炸雞。她先給韋萊娜盛，然後給多莉，輪到博士時他說，「說句實話，雞肉我唯一愛吃的就是腦子，我猜雞腦子你沒留在廚房裡吧，阿嬤？」
凱瑟琳眼睛使勁望下瞅著自己的鼻子，都快成鬥眼了，她滿嘴塞滿了棉花，嘟囔道：「腦子都在多莉盤裡了。」
「這南方口音真難懂哪，我的老天，」他當真是沒聽明白。
「她說腦子在我盤子裡，」多莉說，她臉紅得跟凱瑟琳抹的胭脂似的。「請容我給您遞過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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