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點兒怕見大耳朵全，也知道自己的這點兒怕挺可笑。無數次對自己說，其實根本不欠他的，你這怕完全沒有必要。可我就是有點兒怕，就是覺得有點兒欠他，簡直是，沒出息極了。

奶奶去世後，他是村裡第一個也是唯一找我辦事的人。那天我正在單位忙著，叔叔來了電話。一接通，叔叔就說，你全伯找你有事，叫他跟你說。這電話應該是在一個熱鬧處打的，能聽見人來人往的響動，熟稔的福田莊土話斷斷續續地夾雜在大耳朵全刺刺啦啦的聲音裡。

他說，萍啊，就是你磨盤哥，他得了瞎巴病——就是癌症，福田莊的人管這種令人絕望得要命的病叫瞎巴病——去市裡看過了，說不中，得去象城。萍，你得找人呀。短暫的空白後，一個女人的聲音尖厲地響起，萍啊，我跟你說——是全娘。可她迅疾哭了起來，往下再也說不成。在電話這邊，我的眼淚也瞬間流了下來，無聲的。

然後又是大耳朵全說，萍，你給找找醫生。我們這貿貿然去，兩眼一抹黑的，沒辦法。再然後就是叔叔的聲音，說，萍，就這吧，你找人啊，我聽信兒。

淚水很快乾了。我得找人。找人是可以的，也就是一兩個電話的事。可是找到人之後呢？

但不管怎樣還是得找人。我就讓豫新找。豫新在出差，那也得讓他找。很快便找好了，讓找一個周主任，把手機號給了我。我打了電話過去，周主任很客氣，讓病人趕快來。我再告訴叔叔，叔叔又告訴他們，他們第二天就來了，卻沒有住成院。沒有病床。周主任讓他們先做檢查，在象城等個一兩天。他們打電話給我說，不想等床位，想直接住院做手術。

到了醫院，就得聽醫生的。我說。

磨盤他來回跑，身子骨受不住。

不是讓等個一兩天嗎？就近先找個地方住下，等著吧。

我沒有請他們來我家。甚至沒有去醫院看他們。是不想去，也是不敢去。對此我心如明鏡：只要一去醫院，只要看到磨盤哥的樣子和全孃的眼淚，我很可能就會請他們來我家住，也很可能會給他們錢。這簡直是一定的——就像父親在時那樣。父親如果在，一定會去醫院看他們，一定會請他們來家裡住，也一定會多多少少給他們塞一些錢。

我沒有。

你不是父親。我對自己說。

奶奶也不在了。我對自己說。

這事跟你沒有任何關係。我對自己說。

你不能開這個頭兒。父親開了一個漫長的頭兒，到他死了才算結束。你不能再開這個頭兒，絕不能。我對自己說。

我說，今天事情特別多，我就不過去看你們了。

不要來，你忙吧，不要來。大耳朵全說。

兩天之後有了床位，周主任找我，說病人家屬留的電話號碼少寫了一位數，他聯絡不上，讓我問一下情況。咋那麼粗心，咋能少寫一位，唉。周主任的口氣裡夾帶著責怪，這讓我莫名的不舒服，彷彿我是當事人。就笑著回㨃道，不能怪他們少寫，只能怪數字太多。周主任哈哈笑道，你還怪幽默呢。

掛了電話，又給叔叔打，叔叔說他們還是在當天就回了予城。說是要在市裡看到底，誰知道他們咋想的。這事就這。你別管了。

我長長地默默地出了一口氣。我就知道會是這樣。他們咋想的，我當然知道。他們一定會嫌象城的賓館貴，捨不得。他們一定會算住一天多少錢，住兩天多少錢。他們一定會在路費和食宿費之間來回計較。而比起象城，予城的花銷就便宜得多，也離村裡近，方便得多。可這些你們早該知道的呀，為什麼還要來象城，還要這麼折騰我？我真想朝他們發火。可是，不能。他們已經那麼難了，我不能讓他們來體恤我這裡承受的人情。

過了幾天，豫新出差回來，我讓他請周主任吃了一頓飯——這就是我為他們所做的。我沒有力所能及，也根本不想力所能及。以此為界，除了叔叔一家外，對福田莊的其他人的其他事，我杜絕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可能性。這樣做時，我儘量讓自己理直氣壯。可事情就是這樣，誰心虛誰知道。這份愧疚無法抹去，儘管我至今也不清楚自己愧疚的根源究竟是什麼。這份愧疚一直或輕或重地拉扯著我，如同無形的累贅。這麼多年我一直企圖能於一合適之時合適之機把這份累贅卸貨，當然最好能連同失眠症一起卸貨，卻一直沒能得逞。

現在看來，寶水村似乎是個合適之地。心理學不是有一個什麼詞叫移情嘛，我在寶水村做的這些分外之事，在本質上好像就是對福田莊的彌補性移情。這份移情固然是葉公好龍，是隔靴搔癢，甚或是李代桃僵，可只要有得移，就總歸是還有情。

有情就好。不做一個沒心肝的人就好。

翌日叔叔便傳來了訊息，說是看到了拍片結果，只是有點兒骨裂，不嚴重。咱有了這證據，再加上你七娘那頭兒去說和，這事差不多就妥了。就放寬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