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如果現在這樣還被沖走那可真該死。」

「嗯，不過我們有多久沒聊這個了？」

他轉過頭來看著我。「那你去釣過魚了嗎？」他問。這時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變了。眼白變黃了，有了一種蒼白、灰黃的色調，就像一張變髒變粗糙的舊紙片，圍繞著黑色瞳孔的黃色部分就像籠罩著一層厚厚的霧。我跟他對視了片刻，我肯定做了某種反應，因為他的目光躲閃開了，他把頭重新轉向電視機。我沉默著坐在他身旁，眼睛直直地看著前方，不太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又聊了一會兒，但每一次我看著他時他好像都會有意地避開我的目光。他會把頭轉開去，彷彿對我隱瞞了什麼事情。我想起我小時候，有一次我們坐在餐桌旁。當時正值冬天，外面下著雪，很冷，爸爸戴著一頂上面有一個藍色王冠圖案的黃色帽子。當他把帽子摘下來的時候，額頭的皮膚被染上了帽子的黃色。「我出了黃疸。」爸爸笑著說。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玩笑，我問媽媽黃疸是什麼東西，她說那是一種肝病，會有生命危險。我害怕極了，說不出話來。我以為爸爸要死了，我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的害怕。直到他笑了起來，解釋說他是開玩笑的，只是帽子掉色了，我都不敢相信是這樣的。我意識到如果其他人會得病，甚至會死去，那為什麼我爸爸就不會，為什麼我就不會？

外面天黑了下來，爸爸坐在電視機前越來越疲憊。但我注意到他在努力打起精神。他想再待一會兒。他不願意承認疲憊佔據了他的身體，不願意承認一切都不復原來的樣子了。所以他坐在那裡聽著，用很輕很弱的聲音跟我說話。突然，話說到一半，他的眼睛就閉上了，他睡著了。他坐在那裡，背靠在椅子上，眼睛閉著，一動不動，呼吸又深又重，彷彿他只是突然走開了。我一個人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把目光轉向電視機，等待著，卻不太明白自己到底在等待什麼。

過了一會兒——10秒、20秒，他重新睜開了眼睛，看著我，努力地露出微笑。「我打了一小會兒盹。」他說。

幾周後我去醫院看他，那是過完仲夏節兩天後。現在再沒有什麼秘密了。病復發了，醫生說，這一次腫瘤到了肝上。我們問能做些什麼，那個嚴肅的年輕醫生只是舉起雙手，搖了搖頭。

爸爸應該比我們更加明白。「這一次我過不去了。」他說。我試著說些什麼，卻找不出任何言語。「我希望你們把小木屋留下來。」他說。至少這一點我是可以向他保證的。幾天後他搬進了臨終關懷病房，陷入了神志不清的狀態。

7月3日是一個週四，天氣悶熱。我們坐在那間小小的臨終關懷病房裡，門開著，外面是一塊草地。不遠處，在幾棵樹的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池塘。一隻蒼鷺站在那裡，腦袋轉來轉去，在偵察著這片平靜的水面。

那個夜晚非常難熬。爸爸發出很響的聲音，他哀號著、呻吟著，彷彿在無意識的狀態中，仍能感受到疼痛和不安。媽媽——她睡在同一個房間的一張摺疊床上——幾乎整夜都沒有睡著。

早晨我來的時候，他平靜了一些。我一個人坐在床邊，握著他的手。他的手又溫暖又濡溼，粗糙的手指僵硬得像木塊一樣。他安靜地躺在那裡一動不動，我傾聽著他的呼吸，虛弱且不規律。每一次呼吸之間的那幾秒鐘，漫長得就像永恆一樣。

我第一次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到底是怎樣認出死亡的？我們是如何知道死亡降臨的？

「當心髒停止跳動的時候」，大多數人也許會這麼說。當最後一口氣從身體裡吐出來，一切靜止下來的時候，傳統上我們是這樣看待死亡的那一刻的。心跳和呼吸維繫著生命，我們也用這種方式來劃定生與死之間那道明確的界限。心臟最後一次跳動的那一秒，就是死亡發生的精確時間。死亡的那一刻是可以確定的，就像一支蠟燭被吹滅。

然而死亡並不一定是這個樣子。一個心臟常常不是這一秒還在跳動下一秒鐘就不跳了，它會跳得越來越弱、越來越不規律。它會停止跳動，然後又重新跳動起來。血壓下降，氧合指數下降。與其說生命是在一瞬間被死亡替代的，不如說生命是慢慢滑向死亡的。

在瑞典，死亡的法定含義也跟心跳和呼吸無關。根據瑞典法律，只要大腦表現出某種形式的活動，一個人就活著。界定死亡標準的法律的第一段是這麼說的：「當大腦的所有功能全部並且不可逆轉地喪失之後，一個人就被認為死亡了。」

法律這樣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方便從靠呼吸機維繫生命的腦死亡者身上獲取器官用於移植，但這種定義也賦予了生命某種價值。這意味著生命不僅僅是一種生物學功能，還是一種跟意識相關聯的事物。就算不是跟清醒的意識相關聯，至少也是跟理論上感知事物的能力相關聯，比如感覺和做夢。

這種能力似乎也不完全依賴於心跳和呼吸。2016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對4位病人的死亡瞬間進行了研究。在所有維持生命的措施被停用之後，他們用電極儀器測量大腦的活動。其中3位病人的大腦活動在心臟停止跳動前就停止了，他們中有一位的大腦活動在10分鐘前就停止了。但第四位病人情況卻相反，直到最後一次心跳結束10分鐘後，儀器顯示大腦仍在活動。他的腦袋裡在發生什麼？腦電圖曲線上那些閃爍的波峰意味著什麼？是影像、感覺，還是夢境？

美國重症監護醫生拉克米爾·查拉（lakhmirchawla）在另一項研究中，甚至測量到死亡那一刻大腦的活躍度增強了。從7位病人身上，查拉可以測到心臟停止跳動那一刻電極儀器閃爍了半分鐘到3分鐘。陷入深度昏迷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大腦活動突然達到一個接近有完全意識的人的水平。在2009年寫了這份報告後，拉克米爾·查拉又對100多位瀕死病人進行了同樣的觀察，雖然他的結論具有爭議，但它似乎為人們常說的瀕死體驗提供了某種支援。也許人類身上有一些精神狀態是我們不知道的，只要無人能從死後世界為我們講述這些狀態，我們就永遠無法完全理解它們。這些精神狀態也許完全獨立於我們通常用來衡量生命的東西——心跳和呼吸，也完全獨立於時間本身。這至少是阿爾維德·卡爾松（arvidcarlsson）提出的一種推斷，他於2000年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也許我們會在死亡那一刻體驗到一種完全與時間分離的狀態。

「那是什麼呢？」他說，「那就是永恆，對不對？」

爸爸的腦袋沒有接上電極儀器，我不知道在那個暖和的早晨，他的身體裡是不是仍然有某種意識、感覺或者夢想。我也不知道我在那裡到底坐了多久，漸漸地我對時間失去了所有概念。但是我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一點，這時我突然意識到，我已經有一會兒沒有聽到他的呼吸了。我大聲喊護士，她迅速走進來，抓起他的手腕感覺他的脈搏。我看著她，我的手仍然握著他的另一隻手。她也朝我看了看，默默地點了點頭。

第二天，我們坐在自家房子的前面，聽著不到一公里外教堂傳來的鐘聲。我們坐在蘋果樹旁的草地上，身後是溫室，裡面的西紅柿剛剛開始變紅。那裡正是我們拉下電閘把蚯蚓從地裡引出來的地方，是我們給小船上油漆的地方，是有一天爸爸向我講解如何設定鰻魚陷阱的地方。教堂的鐘聲沉悶而緩慢，聽起來彷彿是從極遠的地方傳來的。

幾周後，我們舉行完葬禮，去了那棟小木屋。又是一個悶熱的夏日。草乾乾的，很久沒有修剪了。魚鷹飛過刺眼的陽光下水平如鏡的湖面。我站在湖邊，手裡拿著一根釣魚竿，眼睛盯著那個起起伏伏的浮標。有人在叫我，我把釣魚竿放到草地上，讓浮標仍然漂在水上。幾分鐘後當我回來時，我看見水面下有什麼東西正把整根釣魚竿往湖裡拖。釣魚竿飛快地在草地上滑行，釣魚線直直地伸進水裡。我在最後一秒鐘一把拽住釣魚竿，立刻感到來自那條魚在上下拉扯掙扎著的力量。我正在想這感覺很熟悉，它就往睡蓮那邊游去了。突然它又掉轉方向朝岸邊游來。我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釣魚線就消失在了湖邊的大石頭間。它在那裡不可避免地被纏住了。

有那麼一瞬間，時間靜止了。緊繃的釣魚線、微弱的掙扎。我將釣魚線捲起來，釣魚竿彎得像一根蘆葦一樣。我往旁邊走了幾步，想找到一個新的角度，我拉拽著釣魚線，尼龍繩發出鳴叫。我心想，只有兩種方法可以擺脫這一困境，但這兩種方法都有輸家。我暗自咒罵，最後跪了下來，手裡拿著釣魚線，低頭往那混濁的湖水裡望去。

我知道那是一條鰻魚，因為我看見它了。它緩緩地在黑暗中扭動，向我游來。它很大，是灰白色的，有著紐扣般的黑色眼睛。它看著我，彷彿在確認我也在看著它。我放掉了釣魚線，看見它在抵達水面的那一瞬間從鉤子上掙脫下來，轉身再次滑入那個隱秘的世界。

有那麼一會兒，我跪在湖邊沒有起身。四周一片安靜，湖水閃閃發亮。太陽如同一道白光照在水面上。水面下的一切彷彿都隱藏在一面鏡子背後。這是一個藏在水下的秘密，現在它是我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