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最後一次釣鰻魚是在什麼時候了，但是後來我們釣鰻魚的次數越來越少。不是因為鰻魚失去了神秘感，而可能是因為其他神秘的東西變得更重要了。我們這個封閉的溪邊小世界，越來越難以和後來在我面前展開的其他世界競爭。這是一種可以想見的發展趨勢。我們長大，改變，獲得了自由，離開，蛻變，不再釣鰻魚。經歷了所有那些象徵性的蛻變之後，有些東西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

十幾歲的時候，我帶著朋友們去了溪邊。爸爸待在家裡。我們帶上了啤酒和一把氣槍。釣起一條鰻魚時，我們試著朝它的腦袋射擊。我們輪流開槍，打偏了就再打。我把鰻魚帶回家給爸爸，爸爸見到那些氣槍子彈時氣得咬牙切齒。我認為他覺得我們對他缺乏尊重，但也許更多的是對鰻魚缺乏尊重。

爸爸有時候會親自到溪邊去釣鰻魚，但他去的次數也越來越少了。我從學校畢業後開始工作。週末我會外出。我們漸漸疏遠了，不是因為衝突或者意見不合，而是因為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改變了。曾經裹挾著爸爸來到一個全新地方的那股洪流，如今似乎也裹挾著我從他身邊離開。20歲時，我離開家，來到那股洪流似乎早已為我設定好的目的地：大學。

如果說鰻魚是我們之間的聯結，那麼大學就完全是它的反面，它體現的恰恰是我們之間的所有不同。那是一個陌生的地方，它跟我所熟悉的一切都極為不同。在記憶中，那裡有高樓，人們用一種我聽不懂的抽象語言說話，似乎沒有人在工作，大家都在忙著實現自我。我對它著迷，可能稍微帶著一點不情願。我沉浸在那種環境和文化中，學著模仿所有陌生的社會密碼。我捧著書走來走去，彷彿它們是我的身份證明檔案。當有人問起我來自哪裡時，我會學著做出簡短而保守的答覆。我深深地覺得，在大學的走廊上，瀝青的氣味會暴露出我跟那裡格格不入。

但是每年夏天，我總會回一次家，我們會開車去溪邊釣鰻魚。那時候，我們已經不用釣魚線和捕鰻網兜了，轉而用起了一種更為現代的底釣方法。我們有一種普通的卷軸釣魚竿，它帶有一個大的單鉤和一個很重的沉子。我們把蚯蚓掛到鉤子上讓它落入溪底。爸爸用很重的金屬管做了固定釣魚竿的架子，我們把它們插進地裡，使釣魚竿立在上面，就像桅杆一樣伸向夜空。我們帶了摺疊帳篷椅，在釣魚竿的一端繫了小鈴鐺，當鰻魚咬鉤時會發出響聲。然後我們一直坐到深夜，伴著急流單調的聲音，看著柳樹的影子慢慢拉長，看著蝙蝠們靈活地躲開我們的釣魚竿。我們喝著咖啡，聊我們釣到的和從我們手裡逃脫的鰻魚，不太聊其他的事情。但不管怎樣，我從來都不會對此感到厭煩。

後來我的父母買了一棟小木屋。那是一棟紅色的木房子，很小，也不是特別漂亮，馬桶自帶發酵裝置，有一口井，裡面的水很髒。不過它建在一個小湖邊，完全被森林所包圍，旁邊還有大片的蘆葦叢，有疣鼻天鵝和鳳頭鸊鷉在其間交尾，幾乎每天都有蒼鷺和白鷺飛過湖面。傍晚，太陽就像一個巨大的火球，緩緩沉入對岸的杉樹樹冠之下。爸爸媽媽喜歡這個地方，很多時間都待在那裡。

這棟木屋還附帶一條塑膠小船，每次我回家的時候，我們就去湖裡釣魚，不再去溪邊了。通常我們釣的是白斑狗魚和河鱸。我們划著船四處轉來轉去，研究這個湖的情況，它比我們最初見到時要大。小木屋位於它的東邊，往南是一大片淺淺的蘆葦蕩，黃昏時分我們可以把船停在邊上，躺著傾聽狗魚躍動時濺起來的水聲。湖的北端有一條小溪注入，河鱸們日夜在其間覓食。湖面往西延伸變得狹長，那裡長滿蘆葦和睡蓮，還有一個綠草茵茵的小島。我們猜想最大的狗魚就在那裡。

一天傍晚，我們坐在屋子裡，望向外面的湖水。湖面漲了好幾米，漫到了草地上。突然，水面上露出一些大而有力的尾鰭，就在草地的邊緣。它們翻過來轉過去，彷彿月色中深色的旗子。後來我們意識到，那是丁鱖，我們用之前釣鰻魚的方法來釣它們：在帶卷軸的釣魚竿的頭上系一個鈴鐺。我釣到過一條大約1.5公斤的丁鱖，它的身體是深色的，黏糊糊的，有著幾乎注意不到的小鱗片。我們還釣到過歐鯿，一種懶洋洋的、笨拙的魚，被拉出水面時幾乎完全放棄了掙扎。

但我們沒有釣到過哪怕一條鰻魚。後來這越來越成了一個謎。

「這裡肯定有鰻魚。」爸爸說。一切跡象也都表明，爸爸說的是對的。這個湖很淺，湖底有很多淤泥，有大量植物和石頭供鰻魚躲藏其間，湖裡還有很多小魚。對要游進來的鰻魚來說，那條注入湖中的小溪也完全不會構成障礙，而且它跟我們以前一直釣鰻魚的那條是連通的，彼此之間只相距30多公里。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沒釣到過一條鰻魚，」爸爸說，「這裡肯定是有鰻魚的。」

可我們連鰻魚的影子都沒見過。彷彿是為了提醒我們它們曾經對我們的意義，鰻魚在隱秘處躲了起來。漸漸地，我們開始懷疑它們是不是真的存在了。

爸爸病了，是在他56歲那年的初夏。對自己生病了這件事，他已經知道一段時間了。他身上疼，後來他去了診所，診所又把他送去了醫院。他們給他拍了x光片，做了檢查，最後確定了問題所在：是一個很大的惡性腫瘤。他為什麼會得病？醫生向他解釋說，鋪設瀝青的工作與他得的這種癌症之間存在明顯的關聯。瀝青炙熱的蒸氣最終侵入他的內臟——不再是之前那種抽象意義上的，而是真真切切地留在了他的體內。

初秋時他接受了手術，那是一個很複雜的大手術，直到入冬很久後，他才出院回到家裡。他在一間大病房裡躺了好幾個月，床邊是輸液架，不能吃東西，甚至連鼻菸也不能吸。我們去看他，安安靜靜地站在那裡，看著他艱難地從床上起來，身體靠在助步車上，試著在走廊上來回走動。他臉色蒼白，病號服下的身體變得消瘦。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虛弱。

也是在那裡，有一天在醫院的自助餐廳裡，當時爸爸因為注射了嗎啡躺在病房裡昏睡，媽媽將一件我早就應該想到的事情告訴了我。我的祖父，那個我一直管他叫爺爺的人，並不是我爸爸的父親。他的親生父親是另一個人，一個我們大家都不認識的人，連我爸爸也不認識。祖母在20歲左右遇到了這個男人。她懷了孕，生下一個孩子，這個男人對她和兒子都不願負責。關於他，我們只知道這麼多。我們還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是我爸爸的中間名。

我之前為什麼沒有想到這一點？這件事怎麼就逃過了我的注意？我知道爸爸剛生下來那幾年住在祖母的父母家。我知道祖母在城裡的橡膠廠工作時，爸爸是由他的姨媽們照顧的。我聽人說起過祖母的母親是什麼時候去世的，當時爸爸才幾歲大。我也聽人說起過他們是什麼時候從農民工棚搬進自己的房子的。因為某種原因，我並沒有意識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爸爸7歲的時候，祖母才遇到了這個後來我們稱之為祖父的人。他們在一起還沒多久，爸爸第一天放學後傷心欲絕地跑回家。班裡所有孩子都知道他的父親是誰，可是爸爸自己卻不知道。他什麼都說不出，也許那是他第一次明白出身是如何影響我們的，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不知道自己身世的人，在某種程度上總是會失去方向。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來自哪裡，我們也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離家和回家遵循的是同樣的路線。

爸爸第一天上學之後不久，祖母和祖父就訂婚了。幾周後他們就結了婚，迅速而簡單，只有祖母的妹妹們見證了婚禮。

那個我後來喊他爺爺的人從一開始就將爸爸視如己出，似乎爸爸在那時做了一個決定。他的身世是一個謎，謎底由他自己來選擇。他度過了最初沒有父親的7年，現在突然有了一個父親。對那個此前逃避自己的責任沒有現身的人，他絲毫不感興趣。他之所以沒跟我們講起過這件事，是因為他不希望我們對此有所懷疑。我們的祖父是一個善良體面的人，跟那個沒有現身的人相比，他是真實存在的。爸爸決定，他的出生地——由此也是我們的出生地——是在祖父的家裡，在小溪上游的那個莊園裡。從本質上說，確實是這麼回事。就連現在，當爸爸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時候，他也沒有說起過這件事，我們也從來不問。

手術後，在病床上躺了大約半年後，爸爸的生命又延續了4年。那是緩慢恢復的4年，後來腫瘤復發了。每一次都更為兇險。先是第一次復發，秋天又經歷了一次手術——有併發症、疼痛，住了幾個月的院。然後是第二次復發，這一次一切掙扎都無濟於事了。

當時爸爸60歲了。一天傍晚，我在他家跟他一起看電視。他半躺在一張黑色的扶手椅上，身體往後靠，腳擱在前面的一張凳子上。他很疲憊，但心情不錯。我們並不知道腫瘤已經復發了，我們對那個再一次潛伏在他身體裡的東西一無所知。至少我不知道。

「房前的水位還那麼高嗎？」他說。

「不，已經退下去了。現在剛剛漫過那個棧橋了。」

「棧橋還在那裡嗎？沒有動？」

「沒有，看著很穩。我們已經把它加固過了。現在要想把它沖掉可沒那麼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