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身去紐約之前，我偷偷去看了幾次醫生，排除了一些年輕人常見的癌症。（睪丸癌？不是。黑色素瘤？不是。白血病？不是。）神經外科一如既往地忙碌。週四晚上到週五早上我一直連軸轉，在手術室整整待了三十六個小時，處理一系列非常複雜的病例：巨大的動脈瘤、顱內動脈搭橋、動靜脈畸形。主治醫生進來的時候我滿懷感激地默默舒了口氣，至少能靠在牆上鬆動鬆動背部的筋骨了。唯一能去照個胸片的時間是離開醫院後回家的路上，還有去飛機場之前。我心想，如果我得了癌症，那這就是最後一次見那些朋友了；如果沒得，那更沒理由取消這次行程了。

我急匆匆地回家拿了行李。露西開車送我去了機場，告訴我她安排了婚姻諮詢師。

在登機口，我給她發了一條簡訊：「真希望有你和我一起。」

幾分鐘後，她回了簡訊：「我愛你。你回來的時候，我會在這裡。」

飛行途中，我的背部感覺非常僵硬。等我終於來到紐約中央車站，趕火車去北部我朋友家時，全身都已經痛得不行了。過去幾個月，我有過不同程度的背部痙攣，從可以忽略的小疼痛，到痛得我咬著牙說不出話來，再到痛得蜷縮在地上尖叫。這次的痛比較接近最痛的那種。我躺在候車室一張硬邦邦的長椅上，感覺背部肌肉全都扭曲了。我開始深呼吸，試圖控制疼痛，反正現在布洛芬也救不了我了。然後每感覺到一塊肌肉抽搐，我就背出它的名字，好把眼淚忍回去：豎脊肌、菱形肌、背闊肌、梨狀肌……

車站保安走到我身邊：「先生，您不能躺在這兒。」

「抱歉，」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吐出幾個字，「後……背……抽……痛。」

「你還是不能躺在這兒。」

真的很抱歉，但我得了癌症，要死了。

這些話都到嘴邊了，但萬一我沒得呢？也許那些經常背痛的人就是這樣的遭遇。我算是很瞭解背痛了：解剖學原理、生理學原理，還有病人們用來描述不同痛感的不同詞彙。但我從不知道背痛的感覺，也許就是這樣的，也許。又或許，我不想給自己添黴運，也許我就是不想把「癌症」這兩個字說出口。

我努力站起來，蹣跚著走向月臺。

到朋友家已經要臨近黃昏了。這裡在曼哈頓以北八十多公里，是哈得孫河附近的冷泉小鎮。多年來交往的十幾個最親密的朋友全都出來迎接我，他們熱情的歡呼中夾雜著快樂的小孩子們吵吵嚷嚷的聲音。我跟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擁抱，不過很快就聊到讓我臉色陰沉的事了。

「露西沒來？」

「工作上突然有急事，」我說，「快出發了才通知的。」

「哎呀，真掃興！」

「話說，能不能讓我把行李放下休息一下？」

我本來希望能遠離手術室幾天，睡眠充足，好好休息，多多放鬆，簡單地說，就是過過正常的生活，能讓我的症狀得到緩解，背痛和疲累都能控制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但一兩天之後，很顯然沒有任何緩解。

早飯時間我通常都在呼呼大睡，午飯時才搖搖晃晃地走到餐桌前，盯著盤子裡滿滿的豆燜肉和蟹腿，卻完全沒有胃口。到吃晚飯的時候，我已經筋疲力盡，準備繼續睡覺了。有時候我會給孩子們讀點故事，但他們一般都在我身上和周圍玩耍，一邊跳，一邊大叫。（「孩子們，我覺得保羅叔叔需要休息。你們到那邊去玩好嗎？」）我想起十五年前，請了一天假去做夏令營輔導員，坐在北加州的湖岸邊，開心的孩子們在玩複雜的奪旗遊戲，把我當作障礙物。而我讀著一本名為《死亡與哲學》的書。過去，每每想起這很不搭的一幕，都會發笑：一個二十歲的小夥子，在湖光山色、鳥鳴綠樹、四歲孩子嬉鬧的一片祥和之中，卻埋頭於一本關於死亡的黑暗之書。而此時此刻，我才感到命運冥冥中的交會：只是太浩湖換成哈得孫河；陌生的孩子變成朋友的小孩；那本讓我和周圍一派生機勃勃分離開來的死亡之書，變成我自己行將就木的身體。

第三天晚上，我跟男主人麥克聊了聊，說要提前結束旅程，第二天就回家。

「你看上去不是很好，」他說，「沒事吧？」

「要不我們拿瓶蘇格蘭威士忌，然後坐下來聊？」我說。

在他家的壁爐前，我說：「麥克，我覺得我得了癌症，而且還不是那種良性的。」

那是我第一次把這話說出口。

「好吧，」他說，「這應該不是什麼精心策劃的惡作劇吧？」

「不是。」

他頓了頓：「我也不知道該問你什麼。」

「嗯，可能首先我需要說明，我的癌症還沒有確診。我只是自己比較確定，很多症狀都指向癌症。我明天回家就去檢查清楚。希望是我錯了。」

麥克提出幫我把行李郵寄回家，這樣我就不用受累一路拎著了。第二天一早，他開車送我去機場。六小時後，我回到舊金山。剛下飛機，手機就響了。是我的初級保健醫生，打電話告訴我胸片結果：我的肺部有模糊的陰影，就像曝光時間太長似的。醫生說，她不確定這到底意味著什麼。

她應該知道的。

我知道。

露西到機場接我。但一直等回了家，我才把壞訊息告訴她。我們坐在沙發上。我開口對她一說，她就知道了。她把頭靠在我肩上，我們之間的距離都消失了。

「我需要你。」我輕聲低語。

「我永遠不會離開你。」她說。

我們給一個好朋友打了電話，請他收治我。他是醫院的神經外科主治醫生。我拿到了所有病人都必須戴的塑膠手環，穿上熟悉的淺藍色病號服，走過那些我都叫得出名字的護士，住進了一間病房——多年來，我在這裡見過成百上千個病人。正是在這間病房裡，我坐在病人身邊，解釋我最終的診斷和複雜的手術；正是在這間病房裡，我祝賀病人痊癒，見證他們迴歸正常生活的幸福；正是在這間病房裡，我宣佈病人死亡。我曾在椅子上坐過，我曾在水槽裡洗過手，我曾在通知板上寫下過潦草的說明，我曾把日曆翻到新的一頁。甚至，在完全筋疲力盡時，我還曾經渴望過，可以躺在這床上好好睡一覺。

現在，我就躺在這床上，很清醒。

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護士在門口探進頭來。

「醫生馬上就到。」

於是乎，我想象中的未來，就要實現的未來，那麼多年奮鬥即將迎來的人生巔峰，都隨著這句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