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斯特被死神緊緊抓住，

他看見頭皮下的頭蓋骨；

地底下的無胸生物

沒有嘴唇，齜牙一笑，向後退去。

——t.s.艾略特《不朽的私語》

我草草瀏覽著眼前這些ct片子，診斷結果顯而易見：肺上佈滿了數不清的腫瘤，脊柱變形，一整片肺葉被侵蝕。這是癌症，而且已經擴散得很厲害了。我是一名神經外科住院醫生，這是我接受培訓的最後一年。過去六年來，我已經看過幾十套這樣的片子，每次都懷著微茫的希望，想幫患者找到某種可能有效的療法。但眼前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身上穿的不是防輻射的工作服，也不是手術服或白大褂。我穿著一身病服，和一根輸液杆「血脈相連」。護士把電腦留在我病房裡了。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著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內科醫生，現在就守在我身邊。我一個斷層一個斷層地又看了一遍：肺窗、骨窗、肝窗，從上到下，從左到右，再從前到後，這是培訓的「標準動作」，好像我能有什麼意外發現，能改變診斷結果。

我和露西一起躺在病床上。

她輕聲開了口，像是在唸臺詞：「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是別的病？」

「沒有。」我說。

我們緊緊擁抱著彼此，就像年輕的情侶。過去這一年，我倆都懷疑過我得了癌症，但一直拒絕相信，甚至都沒聊過這件事。

大概六個月前，我的體重開始下降，背上疼痛難忍。早上穿褲子的時候，皮帶先是緊了一個扣，接著緊了兩個。我去找我的初級保健醫生，也是我在斯坦福的老同學。她的哥哥是在神經外科住院醫生崗位上猝死的，就因為沒在意一些病毒感染的徵兆，所以她特別關注我的健康狀況，像我媽似的。不過，等我到了她的診室，卻發現裡面坐著另一個醫生。我同學休產假去了，真的要做媽媽了。

我穿了一件薄薄的藍色體檢服，躺在冰冷的檢查臺上，向這位新醫生描述我的症狀。「當然，」我說，「如果這是醫生資格考試中的問題，三十五歲，體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初發性背痛，那明顯該選c——癌症。但也說不定只是我工作太拼命了。我也不知道。想做個核磁共振確定一下。」

「我覺得還是先照x光吧。」她說。背痛要做的核磁共振價格不菲，而且最近全國上下都在不斷強調，為了節省醫療成本，不要做這種不必要的檢查。但醫學掃描的價值，要看你找的是什麼：x光基本上是查不出癌症的。不過，很多醫生還是覺得，這麼早就做核磁共振簡直有愧醫者之心。她說：「x光是沒有那麼敏感，但也是個合理的開始。」

「那我們做個屈伸x光，看看更現實的診斷是不是狹部脊椎滑脫？」

牆上有面鏡子，我能看到她正在谷歌上搜尋我說的術語。

「一種椎弓骨折，發病率大概是5%，年輕人背痛經常是這個原因。」

「好，那我就約你說的那個x光。」

「謝謝。」我說。

為什麼我穿著白大褂，就說話自帶權威，穿著體檢服，就這麼溫良恭儉讓了？說實在的，在背痛這件事上，我可比她在行。接受神經外科醫生培訓時，有一半內容都涉及脊椎的病。不過，也許真的更有可能是脊柱炎。年輕成年人得這種病的機率是挺高的。而三十多歲脊柱就生了癌？這種機率簡直不會超過萬分之一。就算這機率再高一百倍，還是高不過脊椎滑脫。搞不好我真的是在自己嚇自己。

x光檢查的結果沒啥問題。我們把所有症狀都歸咎於工作太累和身體機能老化。約好了下次治療的日程安排後，我回去處理了當天的最後一個病例。體重下降得沒那麼厲害了，後背的疼痛也可以忍受了。每天適量來點布洛芬止痛，也能撐過去了。還有，這種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的艱難日子也快要到頭了。我馬上就要從醫學生變成神經外科教授了：十年無情殘酷的訓練都過來了，我下定決心，要把接下來的十五個月熬過去，圓滿結束住院醫生的生涯。我已經贏得了前輩的尊重，獲得了極負盛名的全國性醫學獎項，幾所著名大學紛紛向我丟擲橄欖枝。最近，我在斯坦福的課程主管找我談了一次，他說：「保羅，我覺得，你不管申請什麼工作，肯定都是最優秀的候選人。我就跟你說一聲，我們準備找個人加入教職團隊，像你這樣的。當然，在這兒不能給你什麼承諾。不過你應該考慮考慮。」

三十六歲的我已經走上了人生巔峰。眼前就是一片遼闊的「應許之地」，從基列到傑利科，一直延伸到浩瀚的地中海。海上有一艘漂亮的遊艇，週末的時候，我、露西，還有假想中的孩子們，駕船出海，共享天倫。可以預見，等工作強度降低，生活稍微輕鬆些，我的背痛也會減輕。可以預見，我終於能像此前許諾的那樣，做個好丈夫了。

接著，幾個星期以後，我開始感覺到間歇性發作的嚴重胸痛。是不是工作的時候撞到什麼，肋骨骨折了？偶爾我會在夜裡驚醒，大汗淋漓，床單都被浸溼了。體重又開始迅速下降，而且速度更快了，從一百七十五磅急劇跌落到一百四十五磅，還不停地咳嗽。我對自己的病情已經不做他想了。一個週六的午後，露西和我躺在舊金山多洛雷斯公園的陽光下，等著見她的妹妹。她看了一眼我的手機螢幕，上面是醫學資料庫的搜尋結果：「三十到四十歲人群癌症發病率」。

「啊？」她說，「我沒想到你真的在擔心這個。」

我沒有回答，也不知道該說什麼。

「你想跟我聊聊嗎？」她問道。

她生氣，是因為她也有過這樣的擔心；她生氣，是因為我都沒跟她提過隻言片語；她生氣，是因為我向她許諾的生活是一回事，給她的，又是另一回事。

「求求你告訴我，為什麼不願意對我說真心話？」她問道。

我關掉手機。「咱們去買點冰激凌吧。」我說。

*

我們本來安排下週去度假的，到紐約去找幾個大學的老朋友。也許一起好好睡一覺，再喝上幾杯雞尾酒，能幫我們倆恢復一下感情，讓婚姻的「高壓鍋」降降壓。

但露西別有計劃。「我不跟你一起去紐約。」出發幾天前，她宣佈。她要搬出去住一個星期，想趁這個時間思考一下我們的婚姻狀況。她這番話說得很平靜，卻讓我更加頭昏腦漲了。

「你說什麼？」我說，「不行。」

「我很愛你，所以才感到很困惑，」她說，「但我擔心，我倆想從這段關係中得到的東西不一樣。我們倆好像沒那麼心意相通了。我不想無意中發現你擔心的事情。我跟你說我自己覺得很孤單，你好像也不當一回事。我得做點不一樣的事。」

「一切都會好的，」我說，「都是因為我在做住院醫生。」

事情真的這麼糟糕了嗎？在全世界最為嚴格和高要求的醫學專家門下接受神經外科的訓練，的確讓我們的婚姻亮起了紅燈。多少個夜晚，我很晚才回家，露西已經睡了，而我筋疲力盡地倒在客廳的地上。多少個清晨，天還沒亮我就離家去上班了，她卻還沒睡醒。但現在我倆的事業都正處在高峰期，大多數大學都希望我倆一起去：我進神經外科，露西進內科。這人生之路最艱難的一段我們都熬過來了。這事兒我們不是討論過很多次了嗎？她難道不知道現在鬧情緒是最不明智的嗎？她難道不知道，我住院醫師的生涯只剩最後一年了？她難道不知道我愛她？她難道不知道我們馬上就要共同奔赴理想的生活了嗎？

「如果只是因為住院醫師，我沒問題，」她說，「我們都走到這一步了。但問題是，如果不僅僅是因為住院醫師呢？你真的覺得，等你成了神經外科主治醫師和教授，一切就會好起來嗎？」

我提出不去紐約了，大家都用開放的心態，去看看幾個月前露西提議的婚姻諮詢師。但她堅持說，她需要時間，要一個人待著。當時，我頭腦裡那種混亂迷惑的嗡嗡聲已經消失了，只剩下冰冷堅硬的現實。行，我對自己說，要是她決定離開，那我就認為這段關係應該結束了。如果最後真的診斷出癌症，我也不會告訴她。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去過自己選擇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