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在英國領事館與麥克唐納先生的會面，我並沒有處理得宜，今晚回想起來只讓我充滿挫折感。事實上他早已成竹在胸，而我卻還沒準備好。一次又一次，我讓他引導我走尋假目標，浪費精力於爭論一些他最初就決定透露給我的情報。甚至可以說，四周前在匯中飯店的那晚，我第一次提出要跟「黃蛇」會面的想法，那時我反倒把他看得更透徹。我襲其不備，至少讓他明明白白地透露了他在上海真正扮演的角色。然而今天早上，我甚至沒法逼他脫去那身假稱自己只是一個禮賓司官員的蹩腳偽裝。
我想我低估了他。我只想到要上他的辦公室，責備他為何我要求安排的事情進度如此緩慢，我以為這樣就好了。到現在我才看清他如何設下陷阱，我才明白自己一旦急躁，他就可以輕易佔到上風。我那樣表現自己的不悅，實屬不智；不過這連續幾天的繁重工作也確實讓我疲憊不堪。當然，我上樓找麥克唐納時，跟那個工部局代表格雷森不期而遇，這件事也有關係。事實上，我覺得這件事影響之大更甚於其他事情，讓我在那個早上失控，害我接下來跟麥克唐納討論的時候，心思卻系在別處。
他們請我到領事館二樓的小休息室，讓我等了好幾分鐘，秘書才來通知我麥克唐納先生準備好了，於是我走過鋪著大理石地磚的樓梯口，到了電梯門邊，格雷森這時卻急急忙忙從樓梯跑下來喚住我。
「早安，班克斯先生！實在抱歉，也許我來得不是時候。」
「早安，格雷森先生。老實說，是不理想。我才要上樓看我們的朋友麥克唐納先生。」
「既然如此，我就不耽誤您的時間。我只是碰巧在這裡，而我又聽說您剛好也在這裡。」他開心的笑聲在大樓裡迴盪。
「真高興再見到您，只是現在……」
「只要一下子就好了，先生。容我直言，您最近實在很難找。」
「好吧，格雷森先生，如果能儘快的話。」
「很快，很快。是這樣子，先生，我明白現在提有點言之過早，不過這種事總是要提早著手進行才好。萬一這麼重大的活動安排上有了閃失，萬一辦得寒酸了或是辦差了……」
「格雷森先生……」
「對不起。我只是懇請您考慮關於歡迎儀式的一些細節。我們已經說好拿極司菲爾公園做會場。我們會搭個有舞臺的大帳篷，並且裝設擴音系統……對不起，我會盡量講重點。班克斯先生，我真的想跟您討論您在整個儀式的過程裡扮演的角色。我們覺得整個儀式應該從簡。我的設想是，也許您可以簡單談一下您是怎麼破案的。是哪些關鍵線索讓您好不容易找到令尊令堂等等這類事情。幾句話就好了，底下的人會想聽的。再來，您演講完了，我想他們可能會想上臺來。」
「他們？格雷森先生？」
「令尊令堂呀，先生。我的主意是不妨讓他們站到臺上，向群眾揮手，接受群眾歡呼，然後退場。不過，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拙見。我想說您一定有更高明的建議……」
「沒有，沒有，格雷森先生」——我忽然覺得一股倦意襲上身來——「您說的都很好，很好。現在如果沒別的事，我真的得……」
「只剩一件，先生。有件小事，不過卻可以帶來極大的效果，假如配合得恰到好處的話。我的想法是令尊令堂走上講臺的那一刻，管樂隊就開始演奏。也許可以演奏《希望與榮耀的土地》這類曲目。我有些同事並不喜歡這個想法，可是在我看來……」
「格雷森先生，您的想法聽起來真不錯。而且我也很榮幸您對我能破案有絕對的信心。不過實在很不好意思，我讓麥克唐納先生等太久了。」
「當然。那麼謝謝您花這麼多寶貴的時間跟我說話。」
我按了電梯鈕，等候時格雷森依舊在我身後徘徊。我已經轉身背對著他，面向電梯的門，卻聽到他說：
「只剩一件事我想請教，班克斯先生。典禮那天令尊令堂的住處，不知道您有沒有什麼高見？是這樣，我們得確定往返會場的途中，他們可以儘量不要受到群眾的干擾。」
我記不得我回答了什麼。也許電梯門這時候正好開啟，我恰好逮住機會，隨口禮貌地應聲話便告退了。不過正是最後這個問題，在會見麥克唐納的時候從頭到尾縈繞在我的心頭，也可能是這個問題，如我所說，更甚於其他因素，讓我無法把當時面對的事情想清楚。而今晚，當白天的事務都過去了，我發現這個問題又浮上心頭。
我並非沒想過我父母究竟要安置在何處。只不過這點對我而言，總是顯得言之過早——甚至是「空歡喜一場」——案情還雜亂如麻，尚待釐清，何必在這時就做成功的假想。我想，在過去這幾個星期裡，只有那麼一次，我好好思考了這個問題，那就是我巧遇老同窗安東尼·摩根的那天晚上。
當時我到此地還沒多久——第三夜或第四夜吧。之前好一陣子我就已經聽說摩根住在上海，不過由於我在聖鄧斯坦跟他從來沒有特別的交情——除了我們一直是同班同學——所以我沒有特別花工夫找他碰面。不過第三天早上，我接到他打來的電話。我聽得出他有點不高興我沒找他，談到最後，我答應當晚到法租界一家旅館跟他見面。
我在燈光昏暗的旅館會客廳看到他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畢業以後我就再沒見過他的人，看他變得蒼老肥胖讓我吃了一驚。不過我們親切寒暄時，我儘量不在說話的聲音裡洩漏這個看法。
「真奇怪，」他說，拍拍我的背，「好像才沒多久。不過從某些方面看來，卻又恍如隔世。」
「確實如此。」
「你知道嗎，」他繼續說，「前一陣子，我收到了丹麥佬埃默裡克的信。記得他吧？丹麥佬埃默裡克！多少年沒他訊息了！看起來，他現在是住在維也納。老埃。你記得他吧？」
「當然記得，」我說，儘管我心中只能喚起某個男孩的模糊印象，「老埃這傢伙！」
接下來約莫半個鐘頭，摩根的嘴巴幾乎沒闔過。牛津畢業後，他直接到香港，然後十一年前在怡和洋行謀得一職便搬到上海。後來他擱下自己的故事，提起別的事：
「自從這裡不太平了，你不會相信，我為司機的事傷透了腦筋。原來當班的在日本人轟炸的時候炸死了。再找了一個，竟然是個混混。不時就說幫派裡有事就跑掉，每次要出門都找不到人。有一次他到美國人的俱樂部接我，滿身都是血，別人的血。連句抱歉也沒說，中國人都是這樣。我受夠了。可是接下來的兩個，根本不會開車。有一個還撞上黃包車，把車伕撞成重傷。我現在僱的這個也好不到哪裡去，所以讓我們先禱告我們能平安到達。」
我完全不明白他指的是什麼，因為我記得那天晚上我並沒有說要跟他去別的地方。不過我並不想挑他話裡的毛病，他馬上又轉到別的事上頭，告訴我旅館所受的物資短缺之苦。他透露說，我們見面的那個大廳原先燈光沒那麼暗：戰爭讓閘北區的工廠沒法送燈泡過來，旅館裡有些地方，客人還得摸黑。他還指著廳裡另一頭為舞客演奏的樂隊裡，至少有三位樂師只是在裝模作樣。
「他們其實是門房。真正的樂師有的早已逃離上海，有的被戰鬥波及而喪命。儘管如此，他們裝得還滿不賴的，對不對？」
經他一挑出來，我看了看，裝得實在一點都不像。有一位滿臉寫著無聊，連琴弓都沒靠在小提琴上；有一位只是茫茫然握著豎笛，張著嘴巴，瞪著周遭正牌的樂師，心裡不知道在想什麼。等我誇他知道這麼多內幕訊息，他才告訴我，其實他在那裡已經住了一個月，因為他在虹橋區的寓所太靠近戰區，住不安穩。我為他必須放棄住所表達了同情之意，他的情緒忽然一變，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憂傷的神情，讓我想起昔日同班那個抑鬱孤單的男孩。
「那裡也算不上家就是了，」他說，眼睛看著手上的雞尾酒，「裡頭只有我，還有來來去去的用人。老實說，不過是個又破又窄的屋子。怕被戰火波及——那只是個藉口，讓我有個好理由把它丟開。這個又破又窄的屋子。傢俱全是中國式的。坐哪裡都不舒服。養過一隻畫眉，可是後來死了。我住這裡比較好。離交際場所近多了。」他接著看看錶，把飲料喝光，又說，「哪，別讓他們等。車子就在外頭。」
摩根的態度裡有個微妙的地方——他催得理所當然，讓人不知道要怎麼拒絕。再說，那時候我才來不久，習慣讓不同活動的東道主接來帶去。因此我跟著摩根走出屋子，不久就跟他並排坐在他的汽車後座，駛過法租界熱鬧的夜生活區。
才開車，司機就以毫髮之差，閃過迎面駛來的電車，我以為這又要讓摩根嘮叨找不到好司機的問題。可是他現在忙著想心事，靜靜凝視車窗外飛過的霓虹燈和中文招牌。路上我問了他一個問題，想套出他要帶我去的地方：「你不覺得我們會遲到？」他看了看錶，漫不經心地回答：「他們都等這麼久了，不會介意再多等幾分鐘的。」接著他又補上一句，「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之後車子又走了一陣子，我們幾乎沒有交談。車子一度轉向一條小街，兩側的人行道上擠滿窩在一起的身影。在街燈下，我看到他們或坐或蹲或睡倒在地，相互擠靠在一起，街心只留下足以通行車輛的空間。這些人老少都有——我看到嬰兒在母親懷裡睡覺——他們的財產全放在身邊：破爛的布包、鳥籠，有的還有推車，上頭堆滿了家當。這樣的景象我已經看慣了，不過那天晚上我看得心裡很沮喪。那些臉孔大半是中國人，不過到了街尾，我看到成群的歐洲小孩——我猜是俄國人。
「從運河北岸來的難民。」摩根面無表情地說，然後面向他處。他自己也算是半個難民，對於情況更悽慘的同類，竟然一點也未能感同身受。有一次我們甚至輾過一個像是睡在地上的身形，我緊張地回頭張望，我的夥伴隨口說了一聲：「別擔心。可能只是件舊行李罷了。」
我們又沉默了幾分鐘，他笑了一聲，嚇了我一跳。「同窗歲月，」他說，「全湧上心頭。那段日子還不賴，我想。」
我瞄了他一眼，發現他已淚水盈眶。接著他說：
「你知道嗎，我們倆該團結起來。兩隻可憐的孤鳥。就這麼說定了。你和我，我們該團結在一起。真不懂那時候怎麼不呢？早團結在一起，我們就不會淪落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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