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事了。那年夏天，我不顧姑媽要我返回什羅普郡的期望，離開劍橋南下，決定未來在首都發展，於是租下肯辛頓區貝德福德花園街十四號b室這間小公寓。如今回想起來，夏天就屬那年的最美好。在寄宿學校，在劍橋讀大學的時代，我長年生活在人群裡，到了倫敦可以獨來獨往，真是愜意。我喜歡倫敦的公園，還有大英博物館寧靜的閱覽室；興致來了，就在肯辛頓區的街道逛一整個下午，天馬行空想著未來的計劃，走久了便把腳步稍歇，讚歎在英國這個國家，連這樣的大都會區，也看得到爬山虎、常春藤攀爬在雅宅門面上的秀姿。
就在某一次這樣的信步漫遊裡，我與老同窗詹姆斯·奧斯本不期而遇，發現他就住在附近，便邀他下回路過不妨上來小坐。儘管在此之前，我不曾邀誰到過我的住處，我卻有信心他會接受邀請，因為這住所可是精心挑選的。房租雖然不貴，房東太太的裝潢卻十分不俗，散發著維多利亞前朝的悠閒；白天時分，客廳裡陽光充足，陳設著一座年代久遠的長沙發，還有兩張舒適的單人扶手沙發椅、一個古董杯盤櫃，以及一屏橡木書櫥，裡頭滿滿地擺著一套老舊欲碎的百科全書——我相信這些東西正合這位客人的品味。除此之外，剛接下這棟公寓的時候，我就步行到騎士橋買了一套安妮女王風格的茶具、幾包上好的茶和一大罐餅乾。幾天後，奧斯本真的突然在早晨時分來訪，我便能以茶點招待，並且有十足把握——他絕對想不到，在此之前從來沒有別的訪客。
在頭一刻鐘裡，奧斯本在客廳裡四處走動，又讚美我公寓好，又東看看、西摸摸，還不時探頭往窗外望，誇這裡的街景新鮮。看了好一會兒，他終於在長沙發上安坐下來，我們這才開始敘舊——聊我們的近況與昔日校園友人最近發生的事。我記得我們談了一會兒各個工會的活動，話題就轉向了德國哲學，這場辯論漫長而愉快，展現出我們在不同學府裡各自修成的功力。接著奧斯本又起來走動，一邊高談闊論他未來的各種計劃。
「我打算到出版界，沒錯。報社、雜誌社，這類機關。不瞞你說，我想闢個專欄，談論政治、社會議題。當然啦，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決定不從政的話。我說班克斯，你真的還沒想過自己未來要幹什麼嗎？瞧，前程就在那兒。」他指向窗外。「你總有些什麼計劃吧？」
「也算有，」我報以微笑。「是有那麼一兩件在心裡，到時候你自然明白。」
「你葫蘆裡賣什麼藥？別賣關子，就說何妨！不說看我怎麼拷問你。」
我還是沒露半點口風，過了一會兒，我就把話題引開，跟他辯一些哲學、詩歌之類的閒事。約莫中午的時候，奧斯本忽然想起他在皮卡迪利有個午餐約會要趕赴，便收拾起隨身的東西。人走到門邊卻又轉身說：
「對了，老兄，有件事差點忘了。今天晚上我要參加一個宴會。主客是倫納德·艾弗夏，就是那位商場大亨，主人是我家族的某位長輩。現在才講有點倉促，不過，不知道你肯不肯賞光？我可是誠心誠意。老早就想跟你提，不巧都沒談到這上頭。地點是在查林沃思。」
他看我一時沒有答話，靠近一步對我說：
「我邀你是因為我想起來了。我記得你以前總是拿我的‘家世不凡’來審我。少來了，現在可別跟我裝傻撇清。你當年嚴詞拷問起我來可是一點兒也不饒人。‘家世不凡？你給我說清楚一點，是怎麼個不凡法？’好吧，現在機會來了，就讓班克斯老兄自己親眼來看看‘家世不凡’是怎麼回事吧。」他接著還搖了搖頭，彷彿在回想往事。「可不是？以前在學校裡，你可真是怪胎一個喲。」我相信我是到這個節骨眼上，才接受了那晚的邀約——那一晚對我的影響，比我想像的還深遠許多，這點往後自然會說明——奧斯本最後這句話聽來刺耳，我且藏起慍色，送他出門。
事後我坐了下來，煩悶竟又浮上心頭。事情是這樣子，我心下忽然靈光一閃，明白了奧斯本那句話指的是什麼。其實，整個學生時代裡，我一直聽人說奧斯本如何「家世不凡」。只要提到他，總是會聽到這個說法，我相信，就連我提到他的時候，也會適時地用上幾次。我經常暗自思忖，他這個人儘管長像、舉止跟我們其他人殊無二致，卻與王公貴族、各派權貴有諱莫如深的關係。然而他指控我「嚴詞拷問」他，我可是怎麼想也沒那回事。他的背景確實讓我在十四五歲時納悶不已，不過奧斯本跟我在學生時代並不算親，在記憶裡，我們兩人湊在一塊兒，也就只有那麼一次。
那是一個有霧的秋晨，我們兩人並坐在一家鄉間客棧外的矮牆上。我猜想我們應該上中學五年級了。我們在一場越野賽跑裡，負責指示路線，就等選手破霧而來，經過附近的田野，我們便把正確的方向指出來，前面有條泥濘小徑等著他們。我們看看時間還早，選手還不會到，就隨便聊了起來。我肯定就是這一次，我問奧斯本究竟他家裡有哪些「有頭有臉」的人物。奧斯本儘管言行浮誇，本性倒還算謙虛，只顧左右而言他。我追問再三，他拗不過才說：
「班克斯，你就饒了我行不行。全是胡說八道，哪有什麼有頭有臉的。誰沒認識幾個人嘛，大家總是有爹孃、親戚、世交等等。我不知道這有什麼好讓別人弄得神秘兮兮的。」他忽然發現自己言語唐突了，轉身碰碰我的手臂。「真不好意思，老哥。我這張嘴就是會闖禍。」
這個「失言」似乎讓奧斯本比我還難過。若要說這件事這麼多年來一直留在他心頭，那也未必不可能，因此他邀請我當晚陪他去查林沃思俱樂部，也算是彌補當年失言之過。其實，那個有霧的早晨，雖然他言語的確失當，可是我真的一點都不在意。我那些貧嘴的同學，對於別人的種種不幸，有哪樁不是大家搶著調侃的，偏偏每個人一提到我父母不在，都肅穆哀慼起來，老實說，後來我還真是看不下去呢。其實別人也許覺得奇怪，但我自己對於無父無母這件事——甚至沒有什麼近親在英國（除了什羅普郡那位姑媽以外）——早就不覺得有什麼不便之處。我還常跟同學說，讀我們這種寄宿學校，大家都得學會過沒父沒母的日子，我的情況並沒有特殊到哪裡。總之，如今回顧這段往事，我對奧斯本「家世不凡」的著迷，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我覺得當時自己的人際關係，完全止於聖鄧斯坦中學的圍牆之內。而我一點也不懷疑，有朝一日，我也會為自己建立這樣的人脈，出人頭地。然而，或許我相信從奧斯本那裡可以學到箇中奧妙，學到這種事情的原理。
不過，我剛才說奧斯本離開前說的話讓我聽了刺耳，並不是指他說我多年前嘴上不饒人。其實我不以為然的部分，是他那句脫口而出的評語，說我以前在學校裡，可真是怪胎一個。
事實上，奧斯本那天早上為何如此形容我，我至今依然不解，因為我記得我已加入英國的學校生活，跟大家水乳交融。就算是剛到聖鄧斯坦的頭幾個星期，我也沒做出什麼讓自己出糗的事。就拿我到校的第一天為例，我記得我就發現了許多學生站著交談時，有一套肢體語言——把右手插進背心口袋，說到什麼重點，左肩便如聳肩般上下晃動，作為強調。我清清楚楚記得，就在這到校的頭一天，我已經把這套肢體語言運用得相當純熟，沒有哪個同學察覺什麼異樣或者想趁機取笑我。
我就這樣膽大心細，迅速吸收其他肢體動作、語句轉折、同儕慣常使用的大呼小叫等，至於掌握這個新環境裡更深層的主流道德觀與禮節，自然不在話下。我當然立刻就明白，我最好不要公開暢談自己對於犯罪行為與偵查手段的看法——這個在我住在上海的日子裡是家常便飯。這個部分我做得十分徹底，即便到了我在聖鄧斯坦的第三年，校園裡失竊事件頻傳，全校掀起一陣偵探熱，我還是小心翼翼地不沾任何是非，必要時僅虛應一下。無疑也正是心中還殘留的這種處世態度，讓我在奧斯本來訪的那個早晨，不肯多談自己的「計劃」。
然而儘管我想辦法藏得滴水不漏，但是在印象中，我在學生時代還是至少有兩件事顯示我放鬆了警戒，讓別人瞥見我心中的大志。就算在當時，我也無法解釋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做，到了今天當然就更不可能這麼做了。
較早的那次，發生在我十四歲生日那天。我當時的兩個好友，羅伯特·索頓-布朗與拉塞爾·斯坦頓，帶我到鎮上的茶點鋪，享用烤餅與奶油蛋糕。那是個下雨的週六午後，店裡座無虛席。於是每過一會兒，就會有滿身雨水的鎮民走進店裡，四處看看，然後對我們投以不滿的眼光，彷彿認為我們應該立刻把桌位讓給他們。還好老闆娘喬丹太太向來對我們照顧有加，在我生日那天下午，我們更覺得有十足的權利佔用店裡最好的桌位，就在飄窗旁邊，窗外還有小鎮的廣場可以欣賞。那天我們聊什麼，我大半忘了；不過等東西吃完，我的兩個同伴相互使了幾個眼色，索頓-布朗把手伸進背包裡，拿出一個包裝成禮物的包裹給我。
我動手撕開包裝，才發現這個包裹不知道裹了幾層，每當我揭去一層，卻發現裡頭還有另一層，我的朋友就會哈哈大笑。這一切都顯示，包裹拆到最後，裡頭的東西恐怕是要開我玩笑的。最後，從包裹裡頭冒出來的，是一隻覆著皮革的盒子，我把小巧的扣片開啟，掀起盒蓋，裡頭是一把放大鏡。
此時它就在我手上。它的模樣這麼多年來並沒有什麼改變；在那天下午之前，那把放大鏡早已歷盡滄桑。我記得我當時就看出這點，還發現它的放大效果絕佳，而且出奇地沉重，還有，那象牙鏡柄有一邊完全剝落。有一點則是後來才發現的——上頭的鐫文要拿另一把放大鏡才看得清楚——它是一八八七年於蘇黎世製造的。
收到這件禮物，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歡天喜地。我抓起放大鏡，把桌上成堆的包裝紙掃到一邊——我猜我正在興頭上，也不管包裝紙有沒有掉到地上——立刻用它來端詳桌布上的奶油漬。我聚精會神地看，只是隱約聽到我兩個朋友捧腹狂笑——這個禮物顯然就是要調侃我一番。等我抬頭，總算感覺到有點尷尬，他們也不好意思地靜了下來。這時候索頓-布朗擠出個戲謔的表情說：
「我們覺得，既然你立志要做偵探，你會需要這種東西。」
到了這個節骨眼，我靈機一動，虛應了一下，假裝他們這個玩笑開得戲而不謔。不過，我猜想我那兩個朋友覺得自己的玩笑開得莫名其妙，於是茶點鋪裡的氣氛再也無法恢復先前那般融洽。
如我所說，此刻那把放大鏡就在我眼前。調查「曼納林案」時我用到它；最近在「特雷弗·理察森事件」裡，我又用到了它。放大鏡也許不是通俗懸疑故事裡必要的裝備，不過它用於蒐集某一類證據時依然好用，因此我猜想這件羅伯特·索頓-布朗與拉塞爾·斯坦頓送我的生日禮物，我大概還會隨身攜帶好一陣子。注視著它，我心頭有個想法：假如我的朋友本意就是要嘲弄我，如今看來，他們嘲弄的是他們自己。只可惜我不可能確定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更無法確定，我心中暗許的志向，在我重重隱藏之下，他們如何窺得一斑。斯坦頓謊報年齡志願參軍，在第三次伊普爾戰役裡陣亡。索頓-布朗據說在兩年前死於肺結核。總之，兩人在我到聖鄧斯坦的第五年離開了學校，等我聽到他們的死訊，我們早已失聯多時。我還記得索頓-布朗離開學校時我有多失望——他是我來英國以後，唯一真正的朋友；在聖鄧斯坦後來的日子裡，我非常想念他。
我想到的第二件類似情況，發生在幾年之後——在六年級下學期——不過這事我反而記得沒那麼詳細。說真的，這件事的前情與後續，我忘得一乾二淨。我只是有個印象：我走進教室——「舊隱修院」第十五教室——一道道陽光正好從狹窄的修道院窗戶瀉下，照亮了懸浮在空中的灰塵。老師雖然還沒到，不過我一定到得比其他人稍遲，因為我記得同學已經三五成群坐在書桌、長椅、窗臺等處。我走近五六個同學圍成的一群，他們忽然全都轉過頭來看我，我當下明白他們正在談我。我還來不及說什麼，其中一位叫做羅傑·布倫瑟斯特的同學指著我說：
「他想當福爾摩斯，未免矮了點吧。」
有幾個同學笑了出來，笑聲裡倒沒什麼惡意，這就是我所能記得的一切了。我再也沒聽到有人談到我想成為「福爾摩斯」的壯志，但過後不久，卻覺得心頭有根拔不掉的芒刺，擔心我的秘密已經曝光，成為我不在場時的話題。
順帶一提，在我進聖鄧斯坦之前，周遭的情勢就已經讓我覺得，我得小心避免碰觸到我做偵探的志向這個話題。因為我到英國的頭幾個星期裡，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姑媽什羅普郡的木屋附近，在那片公有的綠地上閒逛，在潮溼的蕨叢之間排演秋良跟我在上海一起編造出來的偵探故事。如今只剩我一人，我自然也得扮演他的戲份；此外，由於我感覺到從木屋可以看見我的一舉一動，因此我懷著戒心把劇情動作縮小，臺詞則咕噥在嘴裡，壓著嗓子念——這跟過去我與秋良奔放不羈的慣用方式完全不同。
如此小心翼翼，終究還是徒勞。一天早晨，我在我閣樓的小房間裡，無意間聽到樓下客廳裡姑媽跟客人在說話。原本我並不在意，可是他們忽然把聲音壓低，讓我心生好奇，不由自主地躡起腳步，溜到樓梯轉角處，靠在扶欄上。
「他一去就是好幾個鐘頭，」我聽到她這樣說，「才這麼大的孩子，就這樣整天自己一個，不理別人，簡直有問題。他好歹也該看開了。」
「其實也難為他了，不是嗎？」客人說，「才多大，就經歷了那些事。」
「他這樣悶著也沒有好處，」我姑媽說，「他不愁吃、不愁穿，退一步想想，還算好命的了。這麼久，也該看開了。我是說，不要再這樣鑽牛角尖。」
從那天起，我就不再去那塊公有的綠地閒逛了，而且漸漸在各方面把「鑽牛角尖」的樣子收藏起來。不過，當時我只是個小毛頭，夜闌人靜躺在閣樓的房間裡，聽著地板吱吱作響——那是姑媽在木屋裡走動，給時鐘上發條，還有餵貓——我常常就在腦子裡又把所有的戲碼排練一番，就像秋良跟我從前做的那樣。
還是回頭談談奧斯本光臨我肯辛頓寓所的那個夏日吧。我不希望讓人以為我念念不忘他說我是「怪胎」，這事只怕沒一會兒就被我拋諸腦後了。其實，奧斯本走後一會兒，我自己也跟著出門，心情還算不錯，沒多久就到了聖詹姆斯公園，在花壇間溜達，心中愈來愈期待當晚的聚會。
回想起那個下午，我的印象是，照理說我該覺得有點緊張才對，可是我一點也不，正是這種愚昧的傲慢，帶著我度過了早年的倫敦歲月。我自然明白那天晚上我將見到的場面，那層次絕不是我在大學裡見識過的；此外，也可能碰到我還不熟悉的應對禮節。不過，我覺得以我向來的精明，總有辦法化解這類難題，大體上可以讓自己舉止合宜。我在公園閒逛時，心中關注的是別的事。當奧斯本提及某些「家世不凡」的客人時，我立刻假想其中至少包括幾位當時頂尖的偵探。我猜想那天下午，我花了許多時間練習要怎麼把自己介紹給馬特洛克·斯蒂文森，或者甚至是喬維爾教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練習，要怎麼在謙虛中帶著幾分自重，陳述自己的雄心壯志；我想像其中會有人憐惜我這個後生晚輩，提供我種種建議，堅持要我將來若有什麼不懂的一定要去問他。
當晚自然是令我大失所望——儘管現在回顧起來，卻因為不相干的理由，使得那晚別具意義。我當時尚不知情的是，在英國，偵探通常不參與社交聚會。倒不是沒人邀請；我自己最近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時髦的社交圈子向來想要把當時出名的偵探拉進自己的圈子裡，只不過這些偵探常常也是誠懇而離群索居的個人，他們投入工作，一點也不想跟別人交往，更別提參加什麼上流社會的社交活動了。
如我所說，那天晚上到達查林沃思俱樂部時，我並不瞭解這點。我有樣學樣跟著奧斯本向制服體面的門房愉快地打個招呼。可是才走進二樓擁擠的廳堂，沒幾分鐘我就大失所望。我不知道事情發生的確切情況如何——因為我沒時間確定在場的是哪些人物——只不過我憑直覺恍然悟到自己下午的興奮期待真是愚蠢之至。忽然間，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會以為馬特洛克·斯蒂文森或者喬維爾教授會在這裡，跟眼前這些金融要人或政界高官生張熟魏地交際。說真的，整個下午我想得天花亂墜，而實際情況竟是如此，其間的巨大落差讓我在詫異之餘手足無措，至少一時之間無法回神，結果有半個多鐘頭，即使我心中不願，卻也不敢離開奧斯本身邊。
我敢說，就是這種不愉快的心理因素讓我如今憶起當晚的許多景象，都顯得有點誇大或者不自然。例如，現在回想起那個房間，我就覺得好暗；儘管牆上有壁燈，桌上有燭火，頭頂上還有一盞大吊燈——卻無一揮得去籠罩全室的昏暗。地毯則是過厚，大家走動時不得不拖著步伐，而環顧室內各處，一些頭髮泛白、穿著黑色上裝的人全都這麼做，有些還把肩膀向前傾，彷彿頂著強風走路。託著銀盤的侍者也一樣得向前傾個角度才能跟客人交談。在場的女士沒有幾位，卻又出奇地內斂，幾乎一眨眼就溶化在黑色晚禮服的森林裡，失去蹤影。
我剛才說了，我很確定這些印象並不準確，不過那個晚上在我心裡留下的就是這幅光景。我記得我像個木頭人似的，彆扭地站在奧斯本身邊，反覆啜著杯中的飲料，奧斯本客氣地與客人交談，一個換過一個，客人們大都長我們足足三十歲有餘。有那麼一兩次我想加入交談，不過我的聲音很顯然稚氣未脫，更何況他們談論的人或事，我都一無所知。
後來，我愈想愈氣——氣我自己，氣奧斯本，氣這一切。我覺得我有十足資格鄙視身邊的這些人；他們大部分都貪婪而自私自利，心中沒有半點理想抱負或是對大眾的責任感。仗著胸口的怒火，我終於離開奧斯本身邊，在昏暗中到房裡的別處走走。
我來到一處微弱光環籠罩的角落，光源是一盞小壁燈。這裡人沒那麼擠，我發現有位年約七旬的銀髮先生背對著房間抽菸。我看了一會兒才明白，他凝視著一面鏡子，那時他也察覺了我在看他。我正想走開，他卻向鏡中的我說：
「玩得愉快嗎？」
「還不錯，」我報以淺笑，「託您的福。這場面可不小。」
「有點混亂哦？」
我遲疑了一下，又笑了笑。「也許有一點吧。是有那麼點兒，先生。」
銀髮先生轉過身來，仔細把我打量一番。接著才說：「這裡頭誰是誰，我略有所知，你想知道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假如其中有哪位你特別想認識，我可以代為引見。你覺得如何？」
「果真如此，晚輩真是感激不盡。」
「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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