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上午10點。
載有北川長官等水俁視察團一行19人以及眾多媒體相關人員的日本航空393次航班即將在鹿兒島機場著陸。
《朝日新聞》環境廳記者俱樂部的t姓記者隨行採訪，因此他也在機艙內。
10點過後，抵達機場的北川立刻前往水俁灣填海地區，視察專為處理含有水銀的淤泥而填埋的地塊。午餐後的下午1點50分，北川前往水俁病患者專用設施「明水園」，在森山弘之院長的陪同下與先天性水俁病患者見面。北川撫摸著患者的胳膊，眼中噙著淚花不斷重複著「保重！保重！」。患者們用力拉住北川的上衣和領帶，用不成調的語句向他傾訴。
之後，北川前往水俁市勞動青少年之家，守候在那裡的是「水俁病受害者之會」的1200名成員，大家齊聲高喊：「政府坐下來解決問題！」
患者團體的代表們在這裡向視察團訴說了受害的實情，請求政府儘快採取救助措施。
「我對水俁病有了新的認識，一定會積極致力於問題的解決。」
面對患者的訴求，北川答道。第二天，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
結束了僅僅五個小時的匆忙視察後，下午3點，北川舉行記者見面會。隨行半日的t姓記者也在會場上，記錄了北川記者見面會的情況。
會見中途，縣廳的職員對森官房長低聲說了些什麼，森官房長立刻對北川耳語了幾句。t姓記者當時並未覺得奇怪，現在回想起來那大概是山內局長自殺的訊息從東京傳來的時候。
記者見面會上，有記者提問北川對水俁問題的具體對策是什麼。
「我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心痛不已。我們要將患者的聲音變成奮鬥的動力，我想我們必須採取具體的措施。只是，現在我還沉浸在物哀的情緒中，具體對策在此難以奉告。」
北川回答。
t姓記者邊記著筆記邊在心裡嘀咕，幹嗎說什麼讓人費解的物哀情緒啊，不過這人有時的確會說些奇怪的話，何況直接面對患者，算是他獨特的表達方式吧。
記者見面會結束後，視察團一行乘坐麵包車前往熊本。按計劃，晚上7點北川在熊本與細川知事會談後，7點30分單獨舉行記者見面會。
在移動的麵包車裡，山內局長自殺身亡的訊息在記者中傳開。正式對外公佈局長自殺的訊息，是在抵達熊本之後。
12月5日各報的晚刊和6日的早刊，都出現了醒目的大標題「環境廳局長自殺身亡」。
報紙的版面上能看到「文人氣質官僚，扮演倒霉角色」「拒絕庭外和解的眾矢之的」等字眼。也有的報紙在報道中解釋，由於大藏省和通產省的意見難以調和，拒絕接受庭外和解勸告而使得山內深陷痛苦之中。
然而，為什麼在山內局長自殺前從未有人指出過這一狀況？報道稱山內局長成為「眾矢之的」，那麼，代表輿論批評山內局長的是什麼人？幾乎沒有媒體對環境廳拒絕接受庭外和解勸告的政治背景本身提出過批評。負責人甫一死亡，報紙的社會版首頁便大肆披露當事人進退兩難、痛苦不堪的事實，而這所有的一切都於事無補。假如山內沒有自殺，這個問題不也就是環境廳被當作惡人挨幾句罵而已嗎？
事實上媒體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反省。從守夜那晚起，媒體蜂擁至山內家。電視臺巨大的照明燈對著住宅，攝影記者不斷打著閃光燈。記者們一次次按響門鈴：「請談談您現在的心情。」
守夜那天，政界送來了大量花束。緊靠玄關左側的和室房間中設定了祭壇，掛著山內的照片。照片中的山內，腦袋向右微傾。
守夜中忙於接待來客的知子，總算在忙碌中讓自己保持了平靜，而媒體記者們卻並不善罷甘休。守夜期間，大報社來了兩次電話，希望她談談心情，發表一下感想。知子對這些採訪一概不予理會。
等北川石松等政界官員匆忙的弔唁結束後，家裡終於恢復了寧靜。媒體的攻勢似乎也暫告一個段落。山內的老朋友們在設定祭壇的和室內圍著山內的遺體，開始回憶往事。知子也坐下，傾聽大家的談話。在寧靜的氣氛中，知子也斷斷續續地談起丈夫的事情。
丈夫準備上二樓時，我為什麼要對他說「加油」……為什麼沒有說一句「好好休息」呢……我真的後悔莫及。他已經為我們這個家在拼命工作，一聲不吭地拼命加油……對這樣的丈夫，最後對他說的居然還是加油……
知子將自己的悔恨都在這些斷續的話語中表達了出來。
某週刊原封不動地刊登了知子說的話。那篇報道的標題為「本雜誌獨家報道來自遺孀的告白」。記者好像是穿著喪服冒充友人混入守夜席中的。該週刊無記名的報道，在「獨家告白」之後還介紹了告別儀式上友人伊藤正孝引用的山內的詩《遙遠的窗戶》，最後頗不自然地以「願山內先生安息」作為結束。
媒體對自殺身亡之後的山內表現得較為寬容。他們搖身一變，對山內用上了同情的言辭。
生活態度嚴謹、熱愛家人、具有文人氣質
擁有文學青年氣質的官僚自殺因過於善良而陷入困境
過於厚道的男人
非典型官僚的水俁病擔當局長之死
他是一位對任何事都十分盡心盡責的人，他想必累壞了。彼此忙於工作，最近難得見上一面。山內局長除了本局的職責，還負責水俁、地球環境等繁重的工作。將水俁問題和局長自殺聯絡在一起加以各種推測是毫無意義的。甚至山內夫人都不瞭解真相。我們這些政府官員永遠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
環境廳企劃調整局地球環境部長加藤三郎
突如其來的噩耗讓人難以置信。上個月7日，在同期生聚會的午餐時見到他，他依然那麼精神。他是同期生聚會的萬年召集人，是一個善解人意、踏踏實實的人。他酷愛學習，著書立說，年輕時寫過小說，是個充滿浪漫情懷的人。
厚生省保險局長黑木武弘
環境廳事務次官安原正在記者見面會上說了下面一番話：
最近，他作為企劃調整局長每天忙於公務，處於連續工作到深夜的狀態。局長家住町田，從町田來上班需要坐大巴，深夜沒有大巴，工作到很晚時，他住在酒店的事情好像也有過很多次。
不僅是安原，環境廳內部的職員都認為，山內自殺的原因不僅是水俁病問題，各種繁忙的工作壓在身上，過度疲勞使他產生了自殺的衝動。至少，那些相關人員的發言，能讓人感到他們想讓周圍的人相信這一點。
他確實疲憊不堪。無論是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長年為福祉、環境事業打拼無疑令他疲憊到極限。全球變暖問題、石垣島白保的機場建設問題、長良川河口堰問題……堆積如山。然而，他們所說的悼念的言辭，用羅列一大堆問題的方式，似乎在力圖掩蓋事件的本質。
環境廳只提到了山內留給家人的遺書，而隱瞞了留給安原和森的遺書。
前面提到的t姓記者談到隱瞞遺書的理由時說：
「我想可以有多種解釋，一行潦草的小字不足以稱作遺書，可能怕產生誤解。有了遺書，就成了有預謀的自殺行為。那樣的話，無法獲得公務災害認定，也難以敘位敘勳。如果定為一時精神錯亂造成死亡，無論是對本人還是對家屬都比較有利，應該是這麼考慮的吧。」
t姓記者在說了上述這些話後，又提到了一種可能性：
「水俁的負責局長，留下道歉的遺言後自殺，這會讓環境廳受到更加嚴厲的指責，甚至可能會因被挖出廳內的各種矛盾而受批。也有可能是基於這種考慮而隱瞞了遺書。」
趕到山內家的環境廳官員，見到知子拿出的遺書而落淚，究竟是什麼理由讓他隱瞞了遺書存在的事實？是出於一個官僚對公開遺書後環境廳處境的擔心嗎？
還有一個疑問。
留給安原次官的遺言：我無法表達我的萬分歉意。這裡的「歉意」究竟想要表達什麼？
安原說他不明白遺書所表達的意思。
「談到‘歉意’和留給森先生的‘添麻煩’這兩個詞的意思，我想說政府機關的工作確實很難做。尤其是山內先生懷揣良心，為福祉行政殫精竭慮。這個有良心的人，在僵化作風盛行的機關工作會四處碰壁，苦不堪言。用做人的良心對待工作，在機關裡只會幹得頭破血流。你必須用國家的邏輯行事，在一定程度上必須變得冷酷無情。機關是這種人才能生存下來的世界，環境廳也一樣。儘管這是常理，山內卻為此痛苦。作為一個純粹的人而痛苦不堪，他苦苦思索，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困難在哪裡。」
t姓記者是這麼看待山內的。
山內為水俁病患者苦苦尋找救助途徑，最終他想到適用於公害健康損害補助制度，為此奔波於各省廳之間，探尋實施的可能性。據說11月底，山內去安原家拜訪也是為了商量這件事。然而，也許對於安原來說，為尋找救助對策的山內的行動是在給自己添麻煩。
「安原覺得，只要按法律和先例、判例，以快刀斬亂麻之勢加以推進即可，沒必要優柔寡斷，他覺得山內的做法過於固執。面對這樣的安原，山內作為部下可能感到自己力不從心，因此在名片背後寫下了道歉的話。
「這次的視察，原本也是11月1日北川和川本商量後突然決定下來的。北川即便在自民黨內也不屬於保守派的主流，他不懂官僚的思維邏輯。他以為堅持‘我就想去，有什麼不對嗎’就行了。作為政治家，我覺得這種態度是正確的。但是，作為官僚，不帶點見面禮去是行不通的，這是幹事務工作的人理所當然的想法。山內和他手下的事務官員們好像也因此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包袱，變得坐臥不寧。
「想要救助灰色地帶的患者們，可以給他們送些見面禮，可是，既然處於訴訟階段，那就無法付諸行動，無論是大藏省還是其他省都會這麼說。山內為此奔波於各省廳，但他並沒有籌集到任何見面禮便迎來了12月3日。應該就是這樣。」
t姓記者解釋事情的原委。
某週刊推測，12月3日深夜的會議上，北川斥責山內沒有籌集到見面禮，並說了不用同行去水俁的話。北川否認了這一說法。該會議上具體商議了什麼不得而知，然而，有一點十分明確，即無論怎麼商議，除了北川前往水俁這件事之外，本次的水俁視察不會有任何收穫，也沒有救助對策。
從結果上而言，沒有任何具體對策，這是誰都明白的事實。無論是前往水俁視察的北川，還是接受視察的熊本縣一方，都十分清楚。
在山內留下的檔案中，有一份傳真。
發件人是「熊本縣公害部公害對策科」，上面印著的日期和時間是「90年12月3日18時38分」。這是北川視察的兩天前。這份熊本縣公害對策科發給環境廳山內的傳真，抬頭上寫著「知事記者見面會發言用」（平成2年12月5日，北川環境廳長官來熊）（案）。
問：關於保健福祉方面的對策，進行了怎樣的對話？
縣政府針對對健康有所擔心的居民，迄今採取了特別醫療等方面的對策，針對在水俁病認定申請中被駁回後依然因擔心健康問題而提起訴訟或再次提出認定申請的居民，為儘快解決水俁病問題，我們考慮需要進一步採取保健福祉對策，迄今我們一有機會便向國家提出了這方面的請求（和縣議會一起向國家提交申請和申訴）。
今天，就這方面的問題再次向長官提出請求。
與北川長官進行了坦率的意見交換，結果上達成了需要採取相應對策的一致意見。有可能的話，儘快從明年開始實施新的對策，對此也達成了一致意見。
關於具體內容，今後將有國家和縣政府的具體負責人進行探討。
這是細川護熙與北川懇談結束後的講話稿。
事實上，彷彿在實際對話之前便看到了「一致意見」那樣，為了進行「坦率的意見交換」，北川在一片吵嚷聲中做出了前往水俁的決定。
其結果，誕生了北川作為環境廳長官11年後再次視察水俁的實績；同時，以細川知事為首的熊本縣一方，留下了促成省廳前來視察的成果；對於患者，沒有出現任何具體的對應措施；而在此期間，環境廳的一個官僚走上了自殺身亡之路。
山內高中時代的友人伊藤正孝指出，拿不出具體的救助對策，讓長官前去水俁視察是一件危險的事。環境廳事務官員的人是這麼考慮的。當著患者的面，如果善賣人情的北川一不小心說出「救助」二字，那也就意味著偏離了由環境廳自己提供的「國家見解」。如何才能阻止北川前往水俁？環境廳的本意和山內的「歉意」一詞實際上是聯絡在一起的。伊藤正孝是《朝日新聞》編輯委員，他作為新聞記者參與了對本事件的調查採訪。
「怎麼解釋‘歉意’一詞？直接理解的話，應該是山內接到了安原次官的命令，但根本無法完成，只能以死謝罪。
「將道歉和水俁病訴訟案聯絡起來考慮的話，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來自環境廳長官北川打算和患者對話一事。雖然做不到直接干涉，山內始終在想方設法阻止這場對話，我想大概就是如此。」
實際上，北川原定11月6、7日兩天出席第二次世界氣候大會，由於受到國會審議《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法案》的影響未能成行。廳內事務方面的官員千方百計想把北川送出國門，他們以視察水俁的日程衝突為由試圖說服北川。
在直至12月10日例行的國會之前，如果將日程填滿的話，之前批評拒絕庭外和解勸告的輿情大概也會緩解。
事務人員方面，打算安排北川訪問英、美兩國，制訂協商今後全球變暖防止對策的計劃，並進入日程。然而，11月28日，英國首相突然辭職，北川的訪英計劃未能付諸實施。
「所有計劃都失敗了，北川先生擅自決定前往水俁，因此展開了各種嘗試性的行動。而這些行動落到了事務方面的人員身上，山內君就是其中的一員吧。所有的嘗試都失敗了，所以由他承擔責任。我是這麼理解的。」
伊藤說。
山內沒能阻止北川視察水俁。為此，在12月3日的深夜會議上，在北川離席後，安原批評了山內，這也不是沒有可能。如果事務方面的一把手局長同行的話，善賣人情的北川一旦在患者面前放言「救助」，那麼，這有可能被理解為環境廳的正式宣言。所以，也有可能安原對山內說了「你不要去」的話。不過，這畢竟只是推測。
12月8日，在中野區寶仙寺舉行的告別儀式上，伊藤作為友人代表發表悼詞，他表達了自己的憤怒：
「山內君，現在我十分憤怒。比起悲傷，我更多的是憤怒。是誰將如此光彩奪目的你推下了無底深淵？職場上難道再沒有給予你更多支援的人了嗎？同時，我也對你感到憤怒。難道就沒有在官僚這條路上走下去的其他途徑嗎？」
職場上沒有支援山內的人，環境廳這一政府機關複雜的構成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t姓記者如是說：
「他無疑是個優秀人才，在官僚中很稀有。其他人只熱衷於仕途，只考慮自己出身省廳的利益。」
環境廳在成立之初，是由來自各省廳的人馬組成的。換言之，科長以上稱作幹部的職位，在那一刻已經全都被其他省廳出身的官員所佔據（之後，於1991年7月9日，在環境廳成立的第20個年頭終於誕生了兩位環境廳土生土長的科長）。
從其他省廳調任的幹部，想的更多的是返回自己出身廳後的仕途，而非真心想在環境行政方面有所作為。
「總而言之，在環境廳工作，沒有人替你操心以後的事。從大藏省調來環境廳的人，換句話說就是掉隊了，都是次官競爭通道上的失敗者。真的都是些不幹活的人。山內也沒有朋友，什麼工作都是親力親為，他還親自找資料，自己倒咖啡呢。」
t姓記者進而說道，
「一般官僚受好評的要素可以分為三個點。第一點是面對自民黨。是否被自民黨幹部看好。第二點是面對其他省廳。也就是說會不會搞關係，能不能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第三點是面對媒體。將來從次官進入政界，需要仰仗媒體用筆桿為你抬轎，所以必須和記者們建立親密的關係。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山內在這幾方面都不擅長。在廳內，從上到下沒人覺得他是個有能力的局長。就在山內上任企劃調整局長時，自民黨環境部會上，有個議員當著山內本人的面無情地數落‘這種無能的傢伙，不堪重任’。從這層意義上來說，對他的評價真的很低。」
他為什麼沒能當上厚生省事務次官？他以第二名的成績通過高階公務員考試，理應在競爭次官的起點上將其他人遠遠甩在了身後。這樣的山內，為什麼會被委派到環境廳工作？
在昭和34年入省的人中間，據說對於厚生省次官的職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競爭：山內豐德和黑木武弘。黑木也出身於東京大學法學部，入省當年分配至兒童家庭局企劃科。1973年，山內在厚生省擔任大臣秘書官事務員時，黑木調任環境廳，乾的也是秘書官事務員的工作。當時的環境廳長官是三木武夫。據說記者們對黑木的評價是「為人低調，精明能幹」。從當時的職位上也能判斷，厚生省幹部對兩人的評價，山內顯然高於黑木。
但是，1977年起對兩人的評價發生了逆轉。是年8月，山內出任社會局設施科長，同一時期，黑木出任保險局國民健康保險科長。
昭和20年代b/b，日本整體處在擺脫戰後貧困的年代，厚生省的主要工作是制定貧民對策。因此，當時省內圍繞這一對策展開工作的主要部門——社會局受到極大關注。社會局長被認為是最右翼的職位，自該時期至昭和30年代，擔任事務次官這一職位的人物大多擔任過社會局長。
隨著時代的變遷，進入昭和40年代後，整個國家已經脫離了貧困，厚生省事業的中心也從貧民對策進而轉移到完善醫療、健康保險、年金等方面。因此，昭和40年代以後，擔任次官的人物幾乎都擔任過保險局長。如此一來便出現了這種狀況：沒有擔任過保險局、年金局、藥物局等科長職務的人，之後也無法坐上統領整個省的職位。在這一傾向徹底成為定局的昭和50年代，山內被分配到了地基開始下沉的社會局，黑木則被分配到了前途無量的保險局。
然而，這一分配正是山內自己所希望的。他主動選擇了厚生省中並不重要的部門——負責殘疾人以及貧困家庭救助工作的社會局，而沒有首選被視為晉升通道的保險局和年金局。也許說這就是他當初堅持入省救助弱者的初心，哪怕放棄成為厚生省事務次官也不為過吧。在這一階段，黑木無疑已經確信自己將來必成事務次官。之後，黑木歷經大臣官房審議官（負責醫療保險），保險醫療局以及其他重要局的科長、部長等職，1990年6月，就任第一局長——保險局長。
厚生省記者俱樂部出身的某記者說，山內確實聰明過人，「能吏」一詞用在他身上可謂名副其實。他在秘書官等輔佐上司的職位上幹得十分出色。但是，他太善解人意了，偶爾和關係不錯的記者一起去酒館熱鬧一下，他也總是時刻關注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是否喝得開心，是否有人覺得無趣，並想方設法讓大家盡興。山內這種性格的人，當他處於領導別人的地位時，由於待人過於真誠，反而會影響決斷力，發言也會變得優柔寡斷。
記者說，在1977年的時點上，山內的真誠成了他逆轉的原因。保險局需要和醫師廝殺，年金局需要與以國會為舞臺的政治家短兵相接，這種膽量和決斷力，要乾脆利落。當時，那些省幹部判斷山內不適合保險局和年金局的工作。山內自己的志向和省幹部的判斷在不同的意圖下不謀而合。1986年，山內調入環境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十年前就已決定下來了。
也許，換位思考的真誠品格以及對福祉事業的理想追求並不是厚生省所需要的。山內自己所說的從事福祉事業的人不可或缺的「對人的熱情」這一資質，或許是他作為官僚獲得好評的最大障礙。這在他調入的環境廳也如出一轍。
山內在公害科工作時的上司橋本道夫如此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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