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1日，山內回到厚生省兩個月後，環境廳以預算39億7000萬日元、編制502名職員的規模正式成立。雖然是個小家庭，但這是揹負著國民期待所邁出的第一步b/b。500多名職員，分別來自12個省廳——厚生省282人、農林省61人、通產省26人等。圍繞局長、官房長官等職位應由來自哪個省廳的人擔任這一問題，自然發生了爭執。最終制定了一個規則，即位列前三的事務次官、企劃調整局長、官房長，由厚生省和大藏省輪流擔任，水質保護局長由農林省擔任，審議官由通產省擔任，事態因此得以平息b/b。可以說，和團結一致、對付公害相比，如何將環境行政朝著對自己的出身省廳有利的方向發展，才是官員們最關心的。就在如此複雜的背景下，環境廳開始運作。1971年便是這樣的年份。
從誕生時的這一狀況來看，環境廳的起步距離「一帆風順」相去甚遠。而且，起步伊始，身上的包袱就不在少數，其中之一便是水俁病。
為代代木的新辦公樓掛上「環境廳」標牌的第一任環境廳長官山中貞則，隨之被來自「水俁病告發會」團體的30人團團圍住，申訴狀遞到了眼前。這是一宗象徵環境廳命途多舛的事件b/b。
當時，水俁病問題雲遮霧罩。自從1959年厚生省的調查報告被暗中否決後，新日本窒素水俁工廠，對廢水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一直在隨意排放。當年12月，水俁工廠在排水裝置中安裝了淨化裝置，顯示瞭解決問題的態度。但是，後來才發現，這一淨化裝置對有機水銀沒有任何淨化作用。工廠方面從一開始就瞭解這一點，卻對漁民和媒體加以隱瞞，他們只是為了掩飾而採取了卑劣的做法。
企業和行政部門沒有從水俁身上吸取任何教訓。1965年，發生了新潟縣阿賀野川沿岸的昭和電工乙醚製造工廠排放廢水造成的水銀中毒事件，這意味著出現了新的新潟水俁病。
針對熊本水俁病和新潟水俁病的政府見解，遭到通產省等省廳的抵抗，難以公開，直到1968年9月26日，終於由厚生省和科學技術廳對外公佈。從官方發現熊本水俁病算起，實際上已經過了12年零4個月。
水俁病是由長期大量食用水俁灣產鱗介類動物所導致的中毒性中樞神經疾病。致病物質為甲基水銀化合物。新日本窒素水俁工廠的乙醚醋酸裝置內生成的甲基水銀化合物，混合在工廠廢水中排放後，對水俁灣內的鱗介類動物造成汙染，當地居民食用了體內留有濃縮的甲基水銀化合物的鱗介類動物而致病b/b。
確定致病原因為窒素公司排放的廢水後，圍繞水俁病的問題集中到了兩點上。其中之一就是與賠償金相關的問題。
患者家屬互助會，自1959年在被強制接受了低額的慰問金後，未再開展積極的活動，但在官方表態後，重新與涉事企業開始了賠償方面的交涉。但是，互助會內部經過多次爭論，最終分裂成兩派。一派是主張交由厚生省決定賠償金額的所謂「一任派」（65戶家庭），另一派是主張交由法院仲裁的「訴訟派」（28戶家庭）。
1970年5月27日，窒素公司針對「一任派」定下了賠償金額，即對死者一次性賠償170萬日元至400萬日元，對生存者一次性賠償80萬日元至200萬日元、養老金17萬日元至38萬日元。然而，這只是重大事故給予死者賠償金額的五分之一。
「訴訟派」的112人則對這一低廉的賠償金額提出了抗議。同年6月14日，他們向熊本地方法院發起了標的總額為6億4000萬日元的訴訟，水俁病問題就此進入了法院鬥爭的時代b/b。
另一個是圍繞水俁病認定製度的問題。1959年12月25日，為了稽核熊本縣水俁病，設立了「水俁病患者稽核協議會」。該協議會負責對患者的診斷、患者出入院的稽核。1961年9月，厚生省對協議會進行改組，成員由7人增至10人，重新設立了「水俁病患者稽核會」。該稽核會之後則負責稽核水俁病的賠償資格。然而，這一稽核制度，對是否屬於水俁病的認定基準十分嚴苛，被駁回的申請人佔了絕大多數。1971年環境廳設立的當初，水俁病的這一認定基準出現了重大波動。被駁回申請的患者聯合行動，提出了行政不服稽核的請求b/b。
在這一形勢下，1971年7月5日，大石武一齣任第二任環境廳長官。在大石擔任長官約一年的時間裡，他身體力行，為新設立的環境廳指明瞭發展方向。
8月7日，大石要求熊本、鹿兒島知事撤銷駁回申請的裁決，與此同時，以事務次官的名義發出了有關水俁病患者認定條件的通知，這就是「46年度b/b事務次官通知」。該通知旨在比過去更大範圍地拓寬救助患者的道路，堪稱是打破了醫學界以及各省廳間界限的一個英明決斷。
從認定申請人迄今為止的生活史，以及其他針對該疾病的流行病學資料等方面進行判斷，在無法否認該疾病是由當地相關水質汙染影響所導致的情況下，該患者的水俁病應視為由該影響所致，並迅速予以認定。
對於這一通知，大石在同年8月26日的參議院公害對策特別委員會上作了如下說明。
站在我們的立場，對於水俁病，無疑想盡最大可能地拓寬救助範圍。當然我們希望盡力給予準確診斷，但是對於有疑問的病情，只要判斷和水俁病多少有些關聯，不也應該將其列入其中嗎？
（中略）明白無誤就是水俁病。從原因和結果來看都是水俁病的，當然不用多說。但是，如果和有機水銀多少有些關係的話，我們也希望列入水俁病，基於這一考慮，煩勞大家再次進行討論。
（中略）除了純粹的水俁病之外，如果有其他症狀的人，例如攝入了有機水銀，或長期攝入含有水銀旁系物質的各種食物，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當然無法否認有機水銀是致病源之一。因此，我希望能包括這種情況在內，通過更廣泛的判斷來進行認定b/b。
即便大石的想法在醫學上尚存疑問，但是他想更多地救助因水俁病感到不安和恐懼的人們，這是基於人的良心的考量。當時，公害行政基於人的良心得到發展，至少是一個人們希望對其加以推進的理想主義時代。
環境行政乘著輿論東風短時間內取得了豐碩成果。1973年的石油危機之後，經濟高度增長期的神話到了崩潰邊緣，企業為降低成本而削減了公害對策的費用，公害行政事業一度遭遇了逆風。甚至在短暫的順風時期，也可以想見環境行政來自通產省、運輸省等所謂站在經濟界立場的各省廳的壓力有多麼巨大。
1972年2月發生了象徵這一壓力的事件。
環境廳釋出公告，環境廳大氣保護局機動車公害科長榊原孝（41歲），1月28日離家出走，下落不明。榊原是制定排氣控制法規的負責人，因此，他的失蹤被新聞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出來。
最近他向家人吐露「非常疲憊」，由於連續通宵達旦地制定預算，就控制標準與運輸省進行斡旋，同時又要顧及汽車產業的發展動向，在精神壓力巨大的日常工作中，他積勞成疾，出現了精神焦慮的症狀。
妻子香代子說：
「去年年底，制定預算時連續通宵工作，進入1月以後，每天晚上九十點鐘回家，嘴上總是嘮叨‘累累累’。去年夏天，剛接到任命時他說過這是‘很難乾的工作’，不過，他在家裡絕口不提機關裡的事，所以我沒有任何頭緒。我一直覺得他是很開朗的人。進了新的機關，大概乾得很辛苦吧。他喜歡喝酒，每天都喝，但最近喝酒的量也減少了。他身體很好，幾乎沒有因病請過假。」
當時的報紙能見到以上報道。
榊原，1953年畢業於名古屋大學工學部，進入運輸省汽車局管理部機動車輛科工作後，直到環境廳成立，他一直從事著和機動車輛管理有關的工作。環境廳成立的同時，他被派往機動車公害科擔任科長。在公害科任職的當時，他參與制定柴油機一氧化碳的排放標準，需在3月提交結論。
這一法律，遭到了汽車行業及運輸省的強烈反對，理由是當前技術水準成本過高，不適宜大力推廣。由於老東家運輸省的意向和環境廳的態度不同，榊原夾在省廳中間為難，他曾對同僚吐露過自己的煩惱。他對妻子說：「這個法律如果不能順利出臺，我就要辭職。我會重新找工作，你和孩子回孃家。」某日，他突然半夜叫醒妻子，拿出畫有廢氣排放新法規的圖表解釋給妻子聽，嘴上還不停唸叨「麻煩、麻煩」，完全是焦慮症的狀態。環境廳對負責法律制定工作的人員的失蹤發出了嚴厲的緘口令，竭力隱瞞榊原失蹤的事實b/b。
越是全身心投入環境行政，負責具體事務的官員就越痛苦，環境行政事業從它的起步開始就被蒙上了這一複雜的陰影。
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與環境行政相同，厚生福祉行政也取得了飛躍性的發展，然而也存在著諸多問題，不過依然沒有采取任何對策，聽之任之。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癲癇病患者的救助對策。癲癇病在法律上被視為精神病，因此，與殘疾人區別對待，不是福祉救助考慮的物件。松友了（「日本癲癇病協會」常務理事）本人也有個患癲癇病的孩子，作為家長，他對此持有疑問，並與十餘位癲癇病兒童家長共同組成了「家長會」，帶著申訴狀去拜訪當時的厚生大臣（齋藤邦吉），希望能將癲癇病列為福祉救助的物件。這是發生在1973年的事情。收下申訴狀並將他引薦給厚生大臣的是山內。
山內回到厚生省，在年金局年金科擔任了兩年科長助理後，於是年7月就任厚生大臣秘書官事務員。作為福祉行政官員，山內似乎是在聽了松友對癲癇病的說明後，開始對癲癇病沒有任何福祉救助對策的問題產生了很大疑問。山內想方設法為救助對策奔走，當他意識到在法律方面完全無計可施時，便挺身而出，開始了個人對患者的救助。
「癲癇病這一疾病，在精神保健法這一法律框架下被視為精神病，存在行政對策，這一行政對策是在醫療區塊中加以管轄的。山內先生是負責福祉方面工作的，也就是說是以福祉法為依據實施對策的。在美國等國家，癲癇病也是兒童殘疾，是在福祉的框架內進行處理的，在日本卻不是福祉救助的物件。
「我們在遞交了申訴狀後，山內先生擔任了殘疾人福祉科長。這個科主要是以身體殘障兒童，或者精神有障礙的兒童為物件的。癲癇病從區塊上來說當然不屬於殘疾人福祉科，但是，山內先生超出了科長、官員的身份，來支援我們的運動，進而還參與到運動中來。他讓我們把‘癲癇病協會’運動的宣傳畫報貼滿整個福祉科的房間，每年義賣的時候，他都送來自己的物品。」
松友這樣談論山內。
一般而言，政府機構各自的管轄範圍非常明確，按常規不會去插手其他部門的事情。松友也很清楚這一點，因此，他非常吃驚于山內的舉動。那一時期，在山內的賀年片上，新年祝福下面印著「癲癇病協會」的介紹文，並呼籲如果新年賀年片郵票中獎的話，務必捐贈給協會，他還為此留下了私人信箱。山內為什麼以個人的立場，如此支援松友等人的運動呢？
「我本人的孩子也是癲癇病患者，協會會員6000多人，大多數人是癲癇病患者的家屬和專業醫生，但他完全不屬於這類人。而且，他只是一個行政官，並且是不直接管轄這一工作的行政官。他為什麼支援我們，為什麼那麼關心癲癇病問題……至今我還沒有弄明白……
「只是我自己的推斷，有近100萬兒童因癲癇病而痛苦，針對這一疾病卻沒有福祉方面的救助對策，山內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非常敏銳地看到了這一實際狀況。」
松友這麼理解山內的行為。從埼玉縣回到東京後，1972年，次女美香子出生，山內成為兩個孩子的父親。家庭生活中的山內，與為孩子操心的父親形象相去甚遠，但是，同為人父，他從個人的立場與松友等人的行動產生了共鳴。
孩子的教育全都交給了妻子。知子對山內說過：「你成天操心一億人的福祉，偶爾也為三個人的福祉操一下心吧。」據說山內的回答是：「別說得那麼過分。」
不過，這段時間山內所寫的隨筆中時常快樂地提到兩個女兒，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認為他完全缺乏身為人父的意識。下班早的時候，他也經常光顧位於澀谷專賣繪本的書店——「童話屋」，為兩個女兒購買童話書。1979年，兩個女兒分別升入二年級和五年級。某日，山內家的電視機壞了，妻子和女兒要求馬上再買一臺，山內趁此機會讓電視機遠離家庭，約定每晚睡覺前為兩個女兒讀童話故事。由於這一承諾，山內去「童話屋」的次數也變得愈加頻繁。彼得兔系列、格林兄弟的《哈梅林的吹笛手》《尼爾斯騎鵝旅行記》以及新美南吉、矢川澄子、坪田讓治等作家的作品，一本接一本地放入了山內家的書櫃b/b。
儘管存在遭遇逆風的危機，但是強烈的激情和正義感洋溢在福祉環境行政的第一線，在這一極其短暫的時期，山內身為行政幹部，身為人父，沉浸在轉瞬即逝的幸福中。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一切真的只是發生在剎那間。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紀實第2卷》，綠風出版，1988年，98、131頁。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紀實第2卷》，綠風出版，1988年，137頁。
同上，148～149頁。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紀實第1卷》，綠風出版，1987年，74～75頁。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紀實第1卷》，綠風出版，1987年，83～89頁。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紀實第4卷》，綠風出版，1989年，102～106頁。
即公曆1971年。——譯註
《參議院公害對策特別委員會會議錄》，1971年8月26日。
川名英之：《日本公害紀實第2卷》，綠風出版，1988年，163～267頁。
山內豐德寫給矢川澄子的信，198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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