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無論電影還是小說，作家的一切都融匯在他的處女作中。如果這一觀點正確，那麼對我來說，所有一切顯然不在我的電影處女作中，而在這部《雲沒有回答》的作品中。
這部紀實作品，是在1991年3月12日富士電視臺深夜欄目「nonfix」b/b播放的電視紀錄片《可是……拋棄福祉的時代》的基礎上，加上播放後幾經採訪的內容寫作完成的。
由我自行策劃，並且第一次以導演身份取材，製作成60分鐘的長節目播放，這一過程經歷了諸多艱辛。最重要的是，對於這類「社會派」題材我沒有采訪的經驗，在大學裡也從未專業學習過新聞報道方面的知識，初出茅廬的我，當時恐怕對什麼是採訪都缺乏理解。
今天重讀20年前所寫的文章，勾起了我對一些往事的回憶。為了瞭解這部紀實作品中的核心人物——精英官僚山內豐德的自殺事件，我打算採訪當時水俁病訴訟案的情況，於是前往當時的環境廳宣傳科，提交了要求採訪的計劃書。接待我的工作人員表現得格外熱情。然而幾天後，當我打電話去確認時，他的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我們拒絕採訪。」他開口道。
「為什麼？」我反問。
他這樣回答我：「你不是電視臺的人，我們沒有義務接受你這種承包商的採訪。」
他說完結束通話了電話。之後，我又接到了電視臺報道局工作人員的來電，對方叮囑道：「如果承包商擅自行動，會給我們添亂的。」
隔著聽筒，我分明感覺到了環境廳官員說「承包商」這個詞時有意帶上了侮辱我的情緒，現在回想起來內心不禁湧起強烈的憤慨，但在當時我卻懷著與憤慨全然不同的心情放下了電話。
「果然……我不是記者啊！」
如果不是因為能力，而是因為立場和身份，從一開始我就被排除在了隸屬記者俱樂部並以國民「知情權」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從事採訪活動的團體之外，那麼，我究竟憑什麼才能將攝像機和話筒對準我的採訪物件？我一邊在內心追問自己的存在意義這類猶如青春期煩惱一樣的根本性問題，一邊推進之後的採訪。這是多麼無情的人生起航啊。然而，對於這一追問，我卻出乎意料地從採訪物件那裡得到了答案。
為了瞭解山內豐德這一已經不存在於世上的人物，必須想方設法採訪他的夫人，我想。當然，我並不打算為了讓她用語言表達喪夫之痛而將攝像機和話筒對準她。我希望她用山內最親近的妻子的眼光，來講述山內為福祉行政事業所做的真摯努力及其所經歷的挫折。
我前往位於町田的山內家拜訪。在被帶到玄關旁邊的榻榻米房間後，我口齒不清地結巴著說明了採訪宗旨，沒有半點自信。
（這種狀態，就算遭到拒絕我也無話可說……）
我記得當時自己狼狽不堪，嘴上說著話，內心卻已經放棄了一半。然而，從山內夫人口中說出來的話卻出乎我的意料。
「雖然丈夫的死對我來說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站在他的立場思考，他的死也具有公共性意義。想到這一點，我覺得由我來談論丈夫從事的福祉事業，應該是他所希望的。」
她的視線一直沒有離開自己的手，她懷著堅定的意志接受了我的採訪請求。這便是一切的開始。
對於當時出自她口中併成為我採訪理由的「公共性」一詞，即便在已經過去了20年歲月的今天，我依然在不斷思考。我身處電視臺外圍，從事節目製作工作，這次採訪成了一種契機，讓我認識到該工作的意義，也是我人生中與他人的一次不期而遇。
既然人無法獨自活在世上，那麼生活的一部分就總是具有「公共性」，個體開放式地存在於「公共性」中。影視放送這種媒體，以及採訪這種行為，正是為了個體在那個稱為「公共」的場合和時間中與他人相遇，並在時有的反覆衝突中變得成熟而存在。
我們不需要使用「權利」「義務」等意味繁雜、一廂情願的辭藻。僅就「影視放送」而言，姑且不論是否真心，從事這一工作，意味著無論是製作人還是影視機構，抑或是演員、出資的贊助人、螢幕前的觀眾，所有人都將它視為遇見他人的契機，令「公共圈」變得成熟，並參與到建設多元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共存的社會這一行動中去。從結果上來看，不可否認，其頗受歡迎。
28歲的我，當然不是在進行了如此深入思考之後才完成節目製作的。但是，無論是電視節目，還是之後幾經採訪並出版的紀實作品，我都力圖建立「社會性」意識，避免渲染精英官僚自殺的轟動性主題，無疑這種意識發揮了作用。
儘管如此，在我自己行將到達山內自殺身亡的53歲這一年齡的今天，重讀這部著作，最具感染力的描寫，不是圍繞具有「公共性」的福祉事業的部分，而是夫妻關係這一純屬個人生活的部分。當我覺察到這一點時深感驚詫。這對夫婦是如何相遇的，是如何同舟共濟、同甘共苦、生離死別，並且最後道別的。在紀錄片播出之後的多次採訪中，我目睹了遺孀山內夫人療傷的過程。恐怕作為療傷的一環，夫人所傾訴的那猶如口頭記錄般再現的夫婦的姿態，才是這部作品的核心吧。（我想在此說明，這部著作不是我創作的，我只是傾聽了山內夫人的敘述，驅動了一下筆桿而已。不是謙虛，是事實。）對這部紀實作品中出現的計劃外的事態如何進行評價也許存在意見分歧，但是無論好壞，其中的描寫無疑是使這部作品脫離社會派紀實作品框架的理由，我想。
我不喜歡用「主題」「資訊」這類詞來談論或被人談論作品。這是因為我在電影創作時總是在思考，能被這種概念定義的作品，對人本身的描寫一定很弱。人不是為故事和主題而存在的。正如我們的生命那樣，只是作為生命自然而然地存在。我之所以想在自己的電影中描寫那樣的人物，也許是因為我在這部紀實作品中與這對夫婦的不期而遇，無意中成了讓我那麼做的一個間接理由。這麼來看，的確，作家的處女作中融入了作家的一切。
這部《雲沒有回答》，1992年以《可是……某福祉高階官僚走向死亡的軌跡》的書名出版，2001年更名為《官僚為何選擇死亡理想與現實之間》並出版，它是我的第一部著作。
20多歲所寫的紀實作品，經過22年第三次得以出版，對於作者而言真是難得的幸福。
藉此機會，我對促成本書出版的編輯堀香織女士、決定出版本書的php研究所的根本騎兄先生表示誠摯的謝意。他們的熱情給予了我力量，我衷心希望本書能夠得到更多讀者的青睞。
2014年1月15日
電影導演是枝裕和
序章遺書
1990年12月5日上午8點30分。
環境廳長官北川石松乘坐的日本航空393航班從羽田機場起飛，前往鹿兒島機場。北川等環境廳有關人員此行的目的地是熊本縣水俁市。北川作為第五位對水俁病災區進行實地視察的環境廳長官，與上一次長官視察已時隔11年。
是年9月28日，在針對水俁病事件追究政府和企業責任的訴訟案中，東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庭外和解勸告，被告人熊本縣政府以及涉案企業窒素公司，表明了接受庭外和解勸告的態度，與此相反，日本政府卻頑固地表示拒絕接受。而患者以及媒體的指責主要集中在該訴訟案中代表日本政府的環境廳身上。北川對水俁的視察是匆忙中做出的決定，它反映了訴訟案的經過和社會輿論。
以北川為首的19人的視察團，行程安排得十分緊湊：鹿兒島縣知事、熊本縣環境公害部長等人在機場迎接，隨即驅車趕往熊本縣；中午12點，參觀水俁灣填海地區；下午1點35分，訪問水俁病患者生活的明水園；下午3點，北川親自接受患者代表提交的申訴狀，之後舉行記者見面會；下午7點，與細川護熙知事懇談。
12月5日上午10點。
正當視察團搭乘的飛機快要降落在鹿兒島機場時，一名環境廳官員在東京都町田市藥師臺自殺了。山內豐德，53歲，企劃調整局長。他作為水俁病訴訟案中的官方負責人，一直在為拒絕和解一事辯白。
山內在二樓自己的房間裡，將一根電線繞過房梁，上吊自盡。
就在前一天，山內還計劃隨同長官視察水俁，12月4日剛過正午，他打電話到辦公室說「我太累了，想休息一段時間」。事務次官安原正和官房長森仁美商量後決定，取消了山內的隨行工作，讓他在家中休養。
第一個發現山內的是知子夫人，48歲。發現時間為下午2點，距死亡推定時間已經過去4個小時。
接到局長自殺訊息的北川，在熊本縣的記者見面會上發表瞭如下談話：
「我實在難以相信。我祈禱他的在天之靈安息。包括水俁病在內的一連串的環境問題，讓我內心十分沉痛。」
在環境廳緊急舉行的記者見面會上，事務次官安原說：
「我知道他很累。他處理了很多棘手問題。但是，（對於自殺動機）我沒有任何頭緒。」
企劃調整局長是環境廳中僅次於事務次官的廳內二把手。自1990年7月10日山內就任這一職位以來，為了解決如長良川河口堰、石垣島新機場建設等環境廳負責的諸多問題，他在各省廳間進行協調、斡旋，與政治家及大臣交涉，代表環境廳與媒體打交道。
9月28日，在東京地方法院就水俁病訴訟案提出庭外和解勸告以後，山內作為為拒絕和解立場辯護的國家方面的負責人，受到了患者和媒體的批評，成為眾矢之的。進入10月，因忙於應對來自熊本、福岡等地法院接二連三的庭外和解勸告以及突然決定的北川長官視察水俁的準備工作，他顧不上回家，不是住在東京都內的商務酒店，就是在局長室的沙發上假寐，這樣的狀態每天都在持續。
12月6日，報紙的社會版面在頭條位置報道了被視為下任事務次官候選人的精英官僚自殺身亡事件，對於自殺原因，報紙是這麼提及的：
受「水俁行政」的夾板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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