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抵達加利福尼亞州的第二天，父親就帶著女友飛去拉斯維加斯了。他把鑰匙留給我了，這樣我就可以駕駛租來的龐蒂亞克汽車，也可以開啟食品店的收銀臺。兩週以來，我都去沙灘上來回兜風，邊看電視邊吃飯，還和父親的老相識一起去看電影，他主動提出要照顧我。一天早上，我醒過來，發現這個男的正摟著我，向我吐露愛意。我把他轟出了公寓，然後打電話給父親，父親說如果他敢回來，就「開槍斃了那個渾蛋」。為此，他指示我去把他藏在壁櫥中的0.223英寸口徑的空軍求生步槍拿出來。他沒掛電話，等我從藏匿處取來步槍，他就開始教我組裝。

那天晚上，這個男的靠在公寓門外抽泣，而我站在門內的一片黑暗中，默默地抱著步槍，不停地出汗顫抖，就像發燒了一樣。

父親到家幾天之後，傑弗裡也到了。父親載我去公交車站接他，然後讓我們倆在公寓門口下車，他出去買些吃的當晚飯。但他沒有回來。幾小時後，他的女友打來電話，說他發瘋了，現在被拘留在警察那邊。傑弗裡去了警察局，從而確信父親真的精神崩潰了。他同意將父親送到比尤納維斯塔療養院，在那個夏季餘下的時間裡，每逢週日我們去看他，父親就會變成友善待客的主人，他跟一群女性訂了婚，她們的精神問題比他還要嚴重。

母親看到這種情況，拒絕來與我們會合。

傑弗裡在康瓦爾宇航公司工作，養活我們仨。他沒有時間寫小說，甚至沒有時間為即將在伊斯坦布林開展的秋季學期課程做準備。他去工作時，我就恣意妄為。他不肯讓我閒著，要求我根據指定的閱讀書目（如《〈鼠疫〉中的疾病隱喻》《〈俄狄浦斯王〉中的失明方式》《〈哈克貝利·費恩〉裡的良知與法律》）撰寫論文，來為學業做好準備。他較為成功地培養了我對姜戈·萊恩哈特和喬·維努蒂的喜愛，教會我唱他在喬特羅斯瑪麗中學學的歡樂合唱團曲子，我唱低音，他唱高音。我們到現在還會唱這些歌。

我去東部上學後，母親就在華盛頓特區找了份工作。聖誕節期間，德懷特尾隨她到那裡，想要把她勒死在公寓大廳裡。在她休克之前，她用膝蓋頂了他的下體。他大喊大叫，放開了她，隨後他搶過她的錢包跑掉了。在這一切發生的時候，我正坐在房間裡，讀著《夏威夷》，懶洋洋地把聽到的奇怪聲音都當作是貓發出來的。我們周圍的環境很亂，我索性就騙自己這些都不是人發出的聲音。母親跌跌撞撞地上樓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我不假思索便急匆匆跑到街上，旋即被一名便衣警察揪住，他懷疑我是另一宗罪行的嫌疑人。等我回到家，德懷特已經被捕了。他與我母親還有兩個警察站在外邊，他盯著地面，警燈的影子在他的臉上閃爍。

「渾蛋。」我說，但我有點心虛，所以聲音很輕。剛才我明知有人遇到麻煩，卻袖手旁觀。

德懷特抬起頭。他看上去有點蒙，彷彿不認識我一樣。他又低下了頭。在他的鬈髮上，融化的雪花正閃耀著。那是我見他的最後一面。根據母親的請求，法庭勒令德懷特立即停止騷擾行為，第二天早上，警察就把他送上了前往西雅圖的巴士。

我在希爾中學表現得很糟糕。我怎麼可能做好呢？我什麼都不懂。我太無知了，整堂課沒有一個知識點是我能聽明白的。老師們以為我很懶，但英語老師不這麼想，他看得出來我喜歡書，可是除了從哥哥那裡學來的東西以外，我沒有別的什麼可以和他討論的。這位男老師成了我的朋友，他給我輔導功課，讓我參演他執導的一些戲劇，他太友善了，有時候我甚至得寸進尺，可他還是對我很寬容。但很顯然，大多數老師還是對我大失所望。這邊要求很高，我害怕自己做不好，為了掩飾自己的恐懼，我成為學校裡的野人之一，我開始喝酒、抽菸，在與鮑德溫、希普利和法恩小姐一起參加的交際舞會上當個冒牌藝術家。當然這是後話了。

如果我認真學習，還能考個馬馬虎虎的分數，但只要我一放鬆，成績就一塌糊塗。每當我感覺自己成績要下滑時，就會變得驚慌失措，胡作非為，給自己惹一堆麻煩。我被記的過失分經常是全班最高的。當我周圍的男孩都在教堂裡打盹時，我學伊斯蘭教徒祈禱，祈禱我會以某種方式再次振作起來，這樣就可以繼續留在這個我偷偷深愛的地方。

學校很有耐心，但並非毫無底線。最後一年，我把錢都敗光了，然後被勒令退學。母親來火車站接我，帶我去了鋼琴酒吧，裡面全是穿著尼赫魯夾克的男人，在那裡，她允許我喝酒喝到醉。她想讓我知道她一點都不生氣，她覺得我撐得比她想象中的還要久。她剛在白宮對面的教堂裡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因此她很想慶祝一番。「那兒的視野比肯尼迪那兒的視野還要好。」她對我說。

在我之後，沒過幾周，我最好的朋友也被踢出了學校，我們倆的憤怒終於爆發了。我暴跳如雷，搞得自己筋疲力盡。然後我就去參軍了，我為此感到寬慰，彷彿回到了家裡似的。我很高興能重新過上這般井然有序的生活，由制服、軍銜和武器所構成的生活。一到那兒，我就感覺自己長途跋涉便是為了抵達此處，或許還可以進行自我救贖。如果能打仗就好了。

千萬不要瞎祈禱。

當我們還很稚嫩懵懂的時候，我們堅信追求夢想是每個人的權利，全世界都得為我們讓道，墮落和死亡是逃兵才幹的事兒。我們無知又惡毒地堅信，在所有人之中，我們是受特殊眷顧的，我們能永遠這麼初生牛犢不怕虎。

這種自信在某些時刻會變得尤其閃耀。當我和查克離開西雅圖，踏上漫長的返程時，我感覺前途一片光明。我剛剛銷贓了。我的錢包裡塞滿了鈔票，雖然後來的某天晚上我會在打牌時把錢輸光，但當時我確信這筆錢能當好幾個月的盤纏。幾周後，我就要去加利福尼亞州與父親和哥哥會合。我到那兒之後不久，母親也會加入我們。我們會再次團圓，一切都按部就班。

過完暑假，我就會去東部的一所貴族學校上課，在那裡我將取得優異的成績，擔任游泳隊隊長，大家都歡迎我踏入這個偉大的世界，這是我的夢想，我的權利。在這個世界裡，只有我想不到的，沒有我做不到的。在這個世界裡，我唯一的任務就是挑三揀四。

查克也自我感覺良好。他的後備廂裡不再放著槍支了。他擺脫了蒂娜·弗拉德，擺脫了監獄，不久之後就要擺脫我了。雖然我們之間的友誼早已消失，但我們都有快樂的理由，可以幻想我們依然是朋友。我們跟著收音機唱起歌來，分飲了查克帶來的一瓶「加拿大俱樂部」。電臺主持人正在播放兩三年前的歌曲，一聽就讓人感傷。離西雅圖越遠，我們就唱得越大聲。我們畢竟還是鄉巴佬，而對於鄉巴佬而言，城市之旅最關鍵的就是出城的那一刻，城市在後面閉合，就好像沒及時逮住獵物的陷阱。

夜色朦朧，看不到月亮。農舍的窗戶透出柔和而昏黃的燈光，就像在水底似的。我們路過農田，路過森林，隨後沿著河流上游進入山區。我高傲地望著這片鄉村，雖然這地方沒能留住我，但我允許自己對它保留一些溫情。我當時並不知道，「家」這個詞會永遠浸染上此地的回憶。

隨著車的爬升，空氣變得越來越清新，溫度越來越低。道路沿著河流蜿蜒行進，急轉彎一個接一個。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月亮了，一彎銀月在上方的黑色樹梢間搖搖晃晃。查克的廣播電臺總是收不到訊號，最後他關掉收音機，我們唱了一會兒巴迪·霍利的歌。唱膩了，我們就唱讚美詩。一開始，我們唱著《我獨自來到花園裡》《古舊的十字架》和其他一些安靜的曲子，只是為了試試嗓子，漸漸融入氣氛。後來，我們就唱起了喧鬧的曲子，就快把車頂掀翻了。我們帶著敬意，用力地唱著，身體左右搖擺，唱到復調時，肩膀上下抖動。唱詩間隙，我們會拿起瓶子喝酒。我們的聲音十分洪亮。那個夜晚很適合唱歌，我們使勁地唱啊唱，彷彿我們已經被拯救了似的。

姜戈·萊恩哈特（djangoreinhardt，1910—1953），原名讓·萊恩哈特，法國吉卜賽裔，著名的爵士吉他手和作曲家。

喬·維努蒂（joevenuti），意裔美國人，被稱為爵士小提琴之父，是最早一批在爵士樂中使用絃樂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