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敢走進韓萬宇工作的洗衣工廠。雖然去過幾次，但聽到遠遠傳來的巨大的嗡嗡聲，最終我還是轉身離開了。

那天我鼓起勇氣走進了洗衣工廠開放的大門，工廠內部充滿了溼氣和熱氣。到處都是裝著漂洗衣物的大桶著地的哐當聲，以及布料被拉緊後發出的啪啪聲。我想這種程度尚可以忍受，就又往裡走了幾步。敲鐘的聲音、高速磨刀的聲音、尖錐扎刺的聲音、急促的呼吸聲和類似慘叫的聲音等逐漸通過耳鼓被放大，通過眼睛被特寫，我幾乎再也無法前進一步。

正想轉身出來，我從掛在軌道衣架上轉動的衣服的空隙中看到了韓萬宇。看到他那平靜而瘦長的臉的瞬間，一個小小的奇蹟發生了。可怕的聲音逐漸消失，不，與其說是消失，不如說是聲音的形態發生了變化。像被隨意撕裂的鐵片一般尖銳的聲音一起翻滾著，似乎會像巨大的雲朵一樣膨脹起來，最後卻像泡沫一樣慢慢破滅，所有聲音又都變回自己原本的聲音。洗衣機嗡嗡旋轉的聲音，烘乾機嘎吱轉動的聲音，計時器嘀嘀嗒嗒的聲音，蒸汽熨斗嘶嘶的噴氣聲，它們就像工具箱裡收納好的工具那般，逐一獲得了屬於自己的形象，不再是抽打、攻擊我的轟鳴。我像生平頭一次聽到聲音的人那樣傾聽著那些聲音。是的，聲音就是這樣用耳朵聽的，而不是用眼睛看的。聲音只是聲音而已。我這樣平靜地念著咒語，但那個地方真的無比嘈雜。

我走進工廠內部狹窄的通道，一路上看到很多給衣物分類、檢查汙染程度的老年男性，還有戴著橡膠手套在汙染部位刷上洗滌劑的老年女性和給旋轉的人體模型麻利地穿上襯衫和西服上衣的中年女性。善宇說，韓萬宇剛到工廠工作時也做過這些簡單的工作。但現在他主要負責人體模型最後一站的工作。人體模型穿的衣服被蒸汽機器從兩側壓緊，進行完初步的熨燙後依次脫下，最後擺在韓萬宇面前。他坐在椅子上，把送到自己面前的襯衫或西服一件一件地攤開在工作臺上，用蒸汽熨斗仔細地熨燙著沒有熨好的邊邊角角。就像炸雞店老闆說的那樣，他很會幹活。只見他右手握住蒸汽熨斗，左手輕輕拉起衣服的衣領和袖子、前端和裡襯等部位熨燙。他的動作非常輕快，讓人幾乎無法相信善宇所說的，哥哥的手和胳膊因為燙傷而起滿水皰。對他來說，蒸汽熨斗似乎是他右臂的一部分或延伸出的部分，一點也不熱，一點也不危險。經過他手的衣服被掛到衣架上，套上塑膠袋，沿著軌道運了出去。

過了一會兒，他換了個位置開始熨燙床單。他的左腋下面夾著柺杖，右手像長槍一樣握著一把連線在鐵軌上的長長的蒸汽熨斗。固定在架子上的床單被拉緊後，他用一瘸一瘸的小步向旁邊移動著，伸展和抽拉著蒸汽熨斗，在床單上畫出往返的直線，而規律的熨燙速度和軌道的準確性在床單上得到了如實的體現。從烘乾機裡拿出來時佈滿細紋的床單，隨著像標尺一樣準確地橫向移動、縱向往返的蒸汽熨斗的快速移動，逐漸變得無比平整。在我眼裡，他不是在熨燙床單，而是在織造新的床單。我久久地看著他熨燙床單，他那由於抗癌治療而掉光頭髮的禿頭頂在蒸汽熨斗噴出的白色蒸汽後閃著光，新的床單從他每一個完美的動作中不斷誕生，它們是那麼平整。在我轉身時被不平整的工廠地面絆倒的瞬間，以及他死後，我都久久地記得那個場景。

我沒有去參加他的葬禮，和善宇也許久未聯絡。但有時我不可抑制地想念他們兄妹，想念他們家飄出的熬豬骨湯的香氣，還有用粗短的手指抓捏著菜葉放進湯裡的他們的侏儒媽媽。她們應該還住在a棟301室，但我不能再踏入那個房門，也不能再去商鋪拐角的那家修鞋鋪修鞋了，我也不敢再聽商用建築二樓教會里傳出的讚美詩歌聲了。也許很長時間，也許一輩子，我都不會再見到她們了。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們母女是充滿善意的人。但是萬一申政俊和尹泰琳夫妻二人把很久以前的那件事告訴警察——我想他們應該不會那樣做，但是如果他們稍微提到了那起事件——警察一定會先去找韓萬宇的家人。既然他死了，他們就要審問和監視她們母女。在受到各種誘供的過程中，身材矮小的母女二人也可能會偶然地談到我——我什麼時候來找過她們、我又是如何打消她們的懷疑，使彼此變得親近的——如此不帶任何惡意地提到我。然後警察也不會放過我。

我不明白。難道我們的人生真的沒有任何意義嗎？無論如何去尋找，無論如何去塑造，都不可能找到嗎？這是一個只會留下遺憾的世界嗎？活著本身，喜悅和恐懼交織、平靜和危險共存的生命本身，有可能成為意義嗎？左腋下夾著柺杖，右手拿著長長的蒸汽熨斗熨燙床單的韓萬宇，比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人，甚至比擴散到他肺部的癌細胞還要努力地活著；放空思緒、不懂得任何禁忌、把腳放到沙發或汽車座椅上，膝蓋稍微張開坐著的姐姐海彥也像即將飛走的鳥一樣，溫暖而芬芳地存在過。不過是一剎那，有可能成為人生的意義嗎？

現在他們已經死了，不復存在。韓萬宇死後，我終於可以哀悼姐姐的死。並且明白，和他的人生一樣，姐姐的人生也被痛苦地毀掉了，不是完美的美的形式，而是鮮活的人生的內容被毀掉了。他們死了，我還活著。活著，如果這樣就足夠，就不必想其他什麼了。我還活著，一天一天地活著。媽媽和小惠恩，無人知道的負罪感和漫長的孤獨一直伴隨著我。

偶爾我還會想起第一次去找韓萬宇那天的強烈的憎惡。我想起自己看到他被截肢的腿，說他這是遭了天譴，還詛咒他說，總之他的病不會輕易好起來。我想起背對著小廚房的窗戶坐著的他說出「膝蓋」的那個瞬間，還有他不時咧嘴笑的樣子，把他像醃黃瓜一樣的臉頰熨燙得像光滑的香瓜一樣的笑容。我曾經帶著無比強烈的厭惡感，冷冷地看著他的笑容。那是他對一名少女純樸的心意流露出的笨拙的笑容。

我想象著，騎著一輛送外賣的踏板摩托車的十九歲男孩停在十字路口，摩托車後座上坐著一個漂亮的女孩，她眼角上揚，嘴唇紅潤。綠燈亮了，摩托車發動的瞬間，女孩的手輕輕抓住了他的側腰。女孩的手像羽毛一樣溫暖、柔軟。「穿的是背心和短褲啊！」女孩的聲音和氣息在他耳邊掠過。他長有皺紋的兩頰彌散著一生中從未感受過的陌生的喜悅，背後卻隱藏著莫名的恐懼。他穿過溢滿喜悅和恐懼的十字路口，飛馳而去，向著六月傍晚明亮的夕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