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結束了，但人生依舊在繼續。

傳染病結束了，但人生依舊在繼續。

我想把mers事件寫成小說，是在二〇一六年的晚春。距離二〇一五年五月，名為「中東呼吸綜合徵」的傳染病席捲朝鮮半島已經一年了。面對mers事件一週年，很多媒體都想採訪痊癒的病人或遺屬。我從幾位記者那裡得知，很多mers受害者都不願受訪，我好不容易聯絡上幾個人，他們委屈地哭訴著mers是如何毀掉自己的人生，卻仍不願跟記者見面。雖然記者答應他們會遮住臉、使用匿名，事前也都可以協調訪綱，但這些受害者無法相信媒體提的條件。他們說，如果網友要人肉搜尋，就沒有能隱瞞的事。誰都不想再次被貼上mers病人的標籤。

我重新看了二〇一五年與mers相關的新聞和電視節目，與官方和醫護人員有關的內容多不勝數，報道mers受害者的卻少之又少。就算有，內容也多半是按照確診順序編碼住進隔離病房後所發生的事。他們作為自由的個人、社會共同體的一分子，卻沒有人報道他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於是我開始著手寫mers受害者的故事。

最初幾個月，我也很擔心無法提筆寫出這部長篇小說，因為在取材過程中，腦中沒有浮現出組成小說架構的場景，想寫和能寫是兩回事。就在我決定放棄時，遇到了重新點燃火種的有緣人。我覺得這是那些離開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讓我一定要完成這部小說。

在說出「不會遺忘」「會永遠記住」這些話之前，我們需要知道應該記住什麼，必須找回「人」，而非「數字」。

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我與受害者見了面。其中也有很想見但最終未能見到的人；也有在我放棄見面後又偶遇的人，我很感謝那些跟我見面和未能見面的人。我很能理解他們那種複雜的心情和必須面對現實的無奈。正因如此，我覺得很難以現實的人物、事件和背景為基礎去創作紀實文學。

人們被狹隘地劃分成正常與非正常的，而被劃分在非正常裡的這些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貼上標籤，被人厭惡，若不徹底改變這一點，mers受害者的故事就永遠只能停留在小說虛構的框架裡。雖然我將見過的這些人更改了設定，但仍希望原原本本地寫出他們的痛苦，那些有時是嘆息、有時是淚水、有時是悲鳴、有時是掙扎、有時是沉默的痛苦。

我長時間地凝視他們、聆聽他們，和他們一起查閱資料、實地考察，這過程讓人感到悲涼。他們的話語和嘆息，深深刺痛著我的心。

巨大、冰冷的高牆暴露了出來。

相關部門和醫院不承認錯誤，因為不承認，所以沒有任何補償和賠償。那些無辜感染mers而死亡的病人遺屬和死裡逃生的病人，證明了相關部門和醫院的錯誤，用這種方式對待因傳染病失去一切的人何其殘忍。絕大多數受害者都不具備專業醫學知識，很多人一輩子沒上過法庭，對法律知識也一無所知。

受害者的敘事也常在這裡失去方向。傾吐委屈的痊癒者和遺屬，記不清楚在隔離病房接受過怎樣的治療，病人的病情何時開始惡化以及惡化的程度如何。他們只記得好好的一個人在短短十天、半個月內，不斷在死亡線上掙扎，這讓他們陷入深深的絕望。

生與死不能交給運氣。只因自己沒有感染，只因自己沒有搭乘那艘船，就覺得自己很「走運」的想法，未免太過淺薄且愚蠢。況且，不向陷入水深火熱的人伸出援手，反倒排斥他們，這絕非社會共同體的意義。電影《拯救大兵瑞恩》和《火星救援》之所以觸動人心，是因為社會共同體沒有放棄個人，沒有用經濟損失和成功的可能性高低去衡量該堅守的價值。

我們沒有去守護受害者的「人權」，即使是為了防止傳染病擴散，也沒有人去阻止對隔離者的批判，甚至試圖把受害者變成加害者。「超級傳播者」一詞就是典型代表。受害者面對突如其來的傳染病，光是戰勝病魔就已經力不從心了，還要揹負那些毫無根據的謠言，被傷得千瘡百孔。

我們沒有盡全力去幫助那些因mers失去親人的遺屬和勉強才痊癒的病人，沒有人向他們解釋，為什麼心愛的人會感染mers、會離開這個世界，也沒有任何政策能幫助那些被迫丟掉工作的人，更沒有積極為這些人治療心理創傷。他們期盼痊癒後能迴歸正常生活，但「感染過mers」毀了他們往後的漫漫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