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橄欖是1889年在聖雷米的精神病院裡畫的。

至於我，我作為一個朋友跟你說，面對這樣的自然，我感到軟弱無力。在那些平靜的地方，我這個北方人的大腦被噩夢所壓迫，因為我覺得我應該將樹木處理得更好。我不想隨便漏掉什麼，但我只能表現兩種——雪松和橄欖樹，對於其餘更好、更有力量的，我就採用象徵性的語言……看看，我想到了另一個問題。生活在橄欖樹、橘子樹和檸檬樹中間的人們是誰？

弗雷德麗卡和亞歷山大就自然的超自然主義進行了一番討論。丹尼爾看著粉紅色的天空、扭曲的樹幹、銀色的葉子和富有韻律的大地的色彩——褐黃色、粉紅色、淺藍色、紅棕色。弗雷德麗卡同意亞歷山大的看法，這些橄欖不由得讓人想起橄欖山、客西馬尼園，那時，凡·高還是一個非神職牧師的兒子。雪松通常是死亡的象徵。丹尼爾純粹出於禮貌問凡·高為什麼瘋了，是不是被逼的？亞歷山大說那可能是一種癲癇，冬天的寒冷強風和夏天的酷熱會產生大氣電子干擾，讓癲癇惡化。或者也可以用弗洛伊德7的理論來解釋。他把哥哥夭折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他的名字本是那個哥哥的。他的出生日是1853年3月30日，那個夭折的哥哥文森特·凡·高出生於1852年3月30日。他要逃避家庭，逃避那個夭折的第二自我，逃避自我身份的不確定性。他曾經寫信給提奧說：「我希望你不姓凡·高。我本不姓凡·高。我一直將你看作‘提奧’。」丹尼爾說，弗雷德麗卡說橄欖樹中間隱藏著痛苦，但他看不到。亞歷山大接著「上課」，他說文森特曾經反對伯納德和他的兄弟在客西馬尼園的畫上加入象徵基督的元素，他也撕毀過自己的畫，最後將這一切對映到橄欖樹上。他向丹尼爾介紹那些凡·高在聖雷米畫的可怕的枯萎的樹，解釋畫上的紅與黑。丹尼爾說，很奇怪，為了讓人們高興一點，精神病院居然沿著牆壁種了那麼多果樹。那些樹立在粉紅色和綠色的光環下，頭上有小東西飛過，就這樣被固定在光影之上，幾縷瞥視之間，隨意的筆觸之中。

致埃米爾·伯納德8，聖雷米，1889年12月

此時我的面前有一張畫布。畫上是我住的精神病院的花園的景緻。右邊有方灰色的露臺，還有一面圍牆。左邊，玫瑰樹叢已經凋零，地面被太陽曬成了紅褐色，地上撒著乾枯的松針。那裡是園子的邊緣，有幾棵高大的松樹，樹幹和樹枝也都是紅褐色的，葉子是墨綠色的。映襯在黃昏的天空下，這些高大的松樹像從黃色土地上升騰起來的紫羅蘭色條紋布，往高處走就變成了粉紅色，然後變成綠色。有一堵牆，也是紅褐色的，擋住了視線，越過那堵牆，可以看到遠方紫羅蘭色和黃褐色的山頭。最近的樹木，是一根巨大的樹幹，這棵樹被雷劈過，然後從中間鋸斷了，但有一根側枝長起來，而且長得很高，地上密密麻麻的墨綠色松針都是從這一根側枝上落下來的。這個大傢伙像鬥敗而又心氣高傲的人，在它的面前，凋零的玫瑰樹叢上還掛著一朵花，眼瞧著也保不住了，兩者形成巨大的反差……

你會認識到，紅色與褐色結合，綠色上蒙著灰色，用黑色描輪廓，產生一種痛苦的感覺，所謂的「紅與黑」，一些和我同病相憐的人都常有這種感覺。

我跟你說這個……是想提醒你，要描繪痛苦的感覺，不用盯著客西馬尼園。

丹尼爾想到了死去的安·馬圭爾，跟那個荷蘭牧師的妻子安娜·凡·高一樣，也將一個夭折的孩子的名字給了一個新生兒，將希望寄託在新生兒身上。不過，凡·高家族特別喜歡這幾個名字，西奧多勒斯、文森特，然後又是文森特、西奧多勒斯，一代又一代，不斷迴圈。這個家族還有一個類似的特徵，他們的臉型都差不多，濃眉毛，深藍眼睛，高顴骨，大鼻孔。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有一家人在教堂墓地寫下他們一個兒子的名字沃爾特·科尼利厄斯·布瑞頓，在這個墓地，他們還葬了三個兒子，一個五歲，一個兩歲，一個兩個月，還有幾個年紀在他們之間的女兒，一個叫珍妮特，一個叫瑪麗安，一個叫伊娃。

1976年8月，一輛載有一名愛爾蘭共和軍槍手(這個槍手可能已經死亡)的汽車衝上人行道，撞死了馬圭爾夫人的三個孩子，八歲的喬安妮，兩歲的約翰，六個星期的安德魯，留下一個七歲的兒子馬克。人們感到十分震驚，不僅因為死了這麼多人，更是因為這些人遭受的都是無妄之災。馬圭爾夫人的妹妹和一個朋友一起建立了「和平人民」組織，對於他們勇敢的開端和悲傷的結局，這裡便不再詳述。後來，安·馬圭爾去了紐西蘭，在那裡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喬安妮，但受不了文化差異，又回去了。報紙上都稱她是「和平媽媽」，其實她不怎麼參與「和平人民」的活動。她向法院起訴為去世的孩子主張賠償，也為她自己的精神損失要求賠償，人們通過錄音聽到她說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說，當時給予她的賠償簡直是「施捨」。到了開第二次聽證會那天，人們發現她已經死了。丹尼爾從廣播報道得知一些訊息，大體是說「她喉嚨上有傷口，但排除他殺」。報紙上的說法存在一些分歧，有說用樹籬修剪刀的，有說用雕刻刀的，有說是電動雕刻刀，有說是自殺。至於她的自殺動機，法醫的意見是「比較費解」。對偶然性頗有研究的丹尼爾覺得他看懂了一點門道。

他沒有為安·馬圭爾祈禱。他不是那一種牧師。他象徵性地揮動他的大拳頭，但頗為無力，對面若隱若現的力量強大，於是他繼續工作，那是他的工作。

他跟著另外兩個人進入一個陰暗的房間，那裡展出低地國家的藝術。遠處的牆上，修女們戴著白色燕尾帽登上灰色的樓梯。阿姆斯特丹的勞裡埃格拉赫特十分昏暗，閃著微光，蒙德里安9的《夜晚》有點陰鬱，天上雲很多。這些他都喜歡。和文森特一樣(儘管他不知道文森特是否說過)，他長著「北方人的腦子」，在生理和精神上，對黑色、棕色、深淺不同的灰色以及黑暗中的白色，他的反應都很強烈。「這個國家的畫家幹得最漂亮的事情之一，就是黑暗中都透著光芒。」人在荷蘭的文森特在信中這樣說。對於畫修女的畫家澤維爾·梅勒裡10，畫冊說他「創造了一種光，否定了我們對事物的直接視覺體驗，那是心靈的內在光芒……」丹尼爾習慣了這種語言，這是他的精神食糧，他每天或者每週都要進食一次。他知道什麼叫黑暗中的光芒，對於這種比喻性的語言，他已經不再信任，亞歷山大也不喜歡這種語言，不過後者更喜歡的是準確、具體的說法。佈道的時候，他從來沒有做過比喻，也沒有做過類比，他更傾向於用活生生的例子，用現實的教訓來警醒新信徒。不過他喜歡荷蘭人黑乎乎的畫，這樣的畫能引起他的共鳴。

他走近弗雷德麗卡。

「你說你有威廉的訊息？」

「一張明信片，沒錯。」

「他在哪裡？」

「肯亞。正要去烏干達救濟饑荒吧，我想。」

「嬉皮士。」丹尼爾說。

「有愛心。」弗雷德麗卡說。

「像他那樣的傢伙有什麼用，沒有受過訓練，沒有醫療……去了就是多一張嘴。氣死我了。」

「我倒是覺得他挺有用的，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你對他有偏見。」

「他對我有偏見。家人都對彼此有偏見。」

「沒錯。」

「有一次，」丹尼爾說，「我在查令十字醫院，有個小孩服藥過量死了，醫院按正常程式灌腸，但這個小孩的肝臟實在承受不住。我剛好在那裡，走在無盡的走廊上，想著該怎麼安慰那個深度自責的媽媽——她是個無能又愚蠢的‘巫婆’，這種情況只會更糟糕。女孩的屍體放在擔架車上，從我身邊推了過去，屍體上的被單蓋得嚴嚴實實，推車的幾個護工穿著柔軟的靴子，戴著鬆軟的耷拉著的塑膠浴帽。他們從我身邊過去，正準備進門的時候，有個護工抬頭看著我，那張臉分明就是我的。我嚇了一跳，好一會兒才緩過來。他的頭髮都塞進了帽子裡，不然也不像我，至少沒那麼像。‘你好，’他說，‘來幫你爸爸的忙啊？’我就問他在忙什麼，他說就在世間行走，來來回回。然後擔架車被推了進去，我跟著進去，那個媽媽開始號啕大哭，威廉說：‘好吧，我走了，這邊留給你。’我問：‘你去哪裡？’他說：‘跟你說過。來來去去。’此後我再也沒見到過他。」

修女們一直在爬樓梯，永遠悄無聲息。

「他引用《聖經》的話，肯定別有用意。」丹尼爾說。

「我覺得很滑稽。」弗雷德麗卡說。

「明信片有沒有說回來的事？有什麼計劃嗎？」

「沒有。」

她有時會希望威廉別寫給她，直接給丹尼爾就好了。有時候，她會跟自己說，那些明信片中，有一兩回寫在練習本上撕下來的紙上，其實就是寫給丹尼爾的。不過，她認為表面的意思也很重要，不能看得太透徹，那東西就是寄給她弗雷德麗卡的。

「見鬼。」她說。

「不用擔心，」丹尼爾說，「我先走了。回頭見。」

「你還沒有怎麼看畫呢。」

「沒那個心情。」

「跟我們去福特納姆和梅森喝咖啡吧。」

「謝謝，算了。」

此類註釋見《〈靜物〉辭典》。

黃房子是凡·高在阿爾勒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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