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我？」我說，「怎麼會呢，找我？」
往日的驚恐奔湧而回。雖然幾十年都過去了，但一想到有人「找」我，我心裡就立刻裝滿了恐懼，如果說恐懼曾經離開過，而不是停留在我心裡，如同一堆引火柴等待一星火花把它點燃。
「那時候我一直在找你，莉莉，雖說已經不再是受人差遣，我找到你的時候，恰好是第三次，偏巧那時候我想放棄自己大老遠跑來要做的事情，當然，我早該告訴你這一切，但我沒有。」
他沉默了幾分鐘。
「在美國，」他又開口道，「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任何事情都是真真假假同時並存。」
「有一種可能性是，你從別人口中聽到的任何事情大概都並非事先完全一無所知。你的大腦，或者說大腦的某個部位已經接收到了某些資訊，但那不是大腦的‘最高階部位’，不是通過思索判斷自己對事物有所感知的那一丁點兒。」
「那兒有個舊槍匣子，」他說，「看見了嗎？黑色的舊物件兒。就是它。把裡面的槍拿出來，槍裡沒子彈。天鵝絨裡襯上有個小開口，你看見沒有？對，沒錯兒，把手伸進去，你就會發現我要的東西，照片、剪報、信件、檔案之類的。對，沒錯兒。拿到這兒來。攤開放在床上。」
我一一照辦，出奇地順從。沒等把那些紙片放在他的被單上，我就認出了其中一張照片上的人。那是塔格很久以前的一張舊照，身上穿的是「黑棕團」的制服，這正是他入伍當天上午的留影。諾蘭先生怎麼會有這張照片？他是怎麼拿到手的？這張照片甚至連我都不曾有過。剪報上都是關於塔格在芝加哥被暗殺的報道，其中一張照片是他背靠博物館的牆壁躺在一大片狼藉的血泊中，樣子十分駭人。此外還有一封信，信箋抬頭是美國的一個「愛爾蘭」社團，上面有三葉草、旗幟和豎琴等圖案。那封信是列印在信紙上的，寄給一個名叫羅伯特·多爾蒂的人。我粗略瀏覽了一下，就連我也能看得出來這顯然是一紙命令，指示這個羅伯特·多爾蒂去殺掉叛國者塔格·布里，並且告訴他塔格有可能待在美國的什麼地方，他們從支援者那裡得到了相關情報——紐黑文的碼頭工人，在各處工作的警察。信中還有關於我的詳細資料，我也是被暗殺的物件；如果情況允許，寫信人希望通過郵局收到我們兩人的照片。
我抬頭看著諾蘭先生。我一時大惑不解，而他看上去也沒有一絲好轉。他原本就已經被痛苦扭曲的臉上又加上了一層哀痛，彷彿是冰霜。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他說。
「這些東西是怎麼回事兒？」我問。
他的臉看上去似乎正在跟鐘錶一樣嘀嗒嘀嗒地走著。這鐘表失去指標已經多日，但古老的鐘面上似乎有什麼部位還在嘀嗒嘀嗒走個不停，或者說在呼呼地飛轉，一圈又一圈，為鳴鐘報時而奔忙。也許我太敏感，也太警醒，我真真切切可以聽到血液在他脖子裡一陣陣地湧動。他那顆年老的心臟還在用最後的疲乏勞累自己，做最後一搏。真相就是一切。我們不瞭解真相，我們不知道怎樣得到真相，真相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當我們氣喘吁吁地趕到天堂或者地獄的門口時，上帝會給我們當頭一棒，讓我們如夢方醒，就像警察向我們出示令狀。真相，血淋淋的真相，我們完全被矇在鼓裡，但真相就是一切。
他確實把一切都告訴了我，臨死前的喉音充滿了魔力，還有恐怖。
「我就是羅伯特·多爾蒂。」他說。
「殺死我丈夫的人？」
「我就是那個人。莉莉，甚至在你們還沒有乘船到這兒來之前他們就知道你們要來美國。我們的組織發了越洋電報，讓我做好準備，在你們踏上這片國土之前就動手。然後就到了芝加哥，雖然我確實花了一些時間才找到你們的下落。你們的真實姓名在輪船的旅客名單上，但我查不出你們下船之後去了哪裡，我以為你們從此逃脫了追蹤。但我轉念一想，你們可能會嘗試聯絡這裡的親戚，於是我就從這方面入手。你的表親卡倫，他是叫這個名字吧？他在木材交易行當是個眾所周知的人物，我沒費什麼周折就在邁阿密找到了他。我假裝是你們的一個朋友，由此得知他確實收到了你的父親，那位退休的老警察寫給他的信，那封信過了許久他才收到，因為是寄給他在紐約的舊地址。他還好心地告訴我，你們還有一個芝加哥的地址可以去試試，他為自己沒能幫助你們感到非常不安，我說，噢，放心吧，這算不得什麼麻煩，我會盡力給他們幫忙。後來，後來就是美術館裡發生的事情。然後我又趕往克利夫蘭，去要你的命，莉莉，我費了好大勁兒才查到你的下落，因為沒人知道你到底在哪兒，直到後來你的父親給芝加哥警察局寫信，問他們是否知道他的女兒莉莉·鄧恩——化名葛瑞尼·卡倫，在什麼地方。塔格·布里死了，他自然非常牽掛你。我在芝加哥認識不少警探，有人和我聯絡，說你可能在克利夫蘭，你的名字在那裡出現過。然而，當我再次見到你的時候，我已無心執行這個任務。在芝加哥，我明明有機會朝你開槍，那是我接受的指令，但我沒有下手。第二次，我更是無法下手。你係著圍裙，跟貝蒂·戴維斯一樣漂亮可愛。」
我的頭腦在飛快地旋轉，對他的同情在我胸中慢慢凝結，就像檸檬汁滴進了牛奶裡，我想轉身就走，離開這個卑劣的混蛋。雖然我頭腦中一片混亂，但有一件事情我非常清楚。
「你本來應該殺了我，」我說，「這麼多年來，你沒有權利做我的朋友。不管怎樣，當你殺死他的時候，等於把我的生命也奪走了。現在我應該殺了你。如果我的雙手有力氣，我就會殺了你。」
「反正我也只有一天可活了。醫生剛告訴我。他想讓我住進醫院，可我對他說，別費心了。我身上帶了個很小的嗎啡泵，你聽見聲音了嗎？他想辦法給我安在了胸部。哦，沒錯兒。護士一會兒就來照顧我。如果你想殺死我就動手吧。我非常對不起你，莉莉。真對不起。求求你，求求你原諒我吧。當年，我們認為自己是在為愛爾蘭做好事。當我看到你的時候，我不忍心傷害你。於是我更改了自己的姓名和過往的經歷。我從始至終都沒有忘記過你。我去了底特律，在那兒開始了新的生活，勉強算是從事汽車組裝吧，還結了婚，後來我妻子死了，我不知道自己該怎麼過下去，於是我來到這裡，找到了你，我決定——決定什麼呢？——在靠近你的地方安個窩。在漫長的旅途中停下來歇息。我一直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內疚。我試圖想辦法給你一些補償。我知道這很荒唐，想想所發生的一切，這簡直太荒唐，太可笑了，在一個荒唐的世界裡。年輕人什麼都不懂，或者說比這更糟糕，比無知還要無知。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一直打算告訴你。後來，我一點一點地愛上了你。從此更是無法開口。求你原諒我吧。」
「不，」我說，「我無法原諒你。我詛咒你。」
然後，我真的轉過身，走了出去，把他拋在身後。
我的直覺是留在他身邊，看著他一路走好。這個直覺如此強烈，連理所當然的憤怒，甚至仇恨，都無法將它抹去。我的心在為他而流血，這感覺很奇特，就像他的身體在流血一樣。我知道，他的整個下半身已經完全垮掉，我知道他在承受著異常的痛苦，他的腸道和上半身之間的隔離帶也被摧毀了，他時不時就會來一陣糞便性嘔吐，軀體根本不受意志的支配，這是多麼可怕而怪異的情形——糞便從嘴裡噴湧而出。我知道他在忍受著怎樣的痛苦，我知道他歸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不過我現在知道得更多了，我無法繼續留在他身邊。我並不覺得自己有必要為此向上帝說聲抱歉。我寄希望於上帝能夠理解我的決定。是的，我心裡抱著這樣的希望。
他的護士開著一輛破舊的小轎車迎面而來，這個牙買加女人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是我早先在市場認識的。她長得圓滾滾，容光煥發，把西印度群島所有的色彩都包裹在身上。我臉上勉強擠出一絲微笑。她給了我一個無比歡快的問候。這份工作讓她樂在其中。把一個個靈魂引入另一個世界。
他所說的一切我真的聽懂了嗎？日子一天天過去，時日已久，即使現在我也仍然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明白他所說的話。他也曾經年輕過，當年我們都很年輕——我和塔格。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塔格作為一個警察都做過些什麼。他很可能迫不得已犯下過可怕的罪惡。這當然有可能。在他生活的時代，在他自己的國家，他也許是一個職業殺手，一個年輕的職業殺手。身上揹著累累罪行，不為一般人所知的罪過。也許那些關於「黑棕團」的說法都是千真萬確的，恐怕真有這種可能。一夥心狠手辣的年輕人。我曾經在一本書中讀到一個故事，讓我登時屏住了呼吸，腦海裡浮現出早已離開人世的塔格：一輛克羅斯利軍用車行駛在高特附近，恰好有一個女人抱著嬰兒站在門口，卡車經過的時候，慘不忍睹的一幕發生了，有人開槍射擊，子彈從孩子身體裡穿過，進入母親的胸膛，當她的家人從農舍裡跑出來時，發現母親和孩子雙雙倒斃在門檻上——一個新國家的門檻上。我如此陌生的祖國。諾蘭先生受一封信的差遣和指示，開始在美國，在分割得整齊劃一的各個州里，尋找我的丈夫，意在結束他的生命，結束他可以握在手裡的一小把歲月，還有他未來的所有日子。諾蘭先生剛剛把這段往事告訴我，他並不需要向我講述整個故事，因為我知道得一清二楚，當時我就在現場，我幾乎可以說是看著他穿過藝術學院的大廳一步步向我們走來，因為那個人就是他。恐懼一步步逼近，一半是我眼中所見，一半是心中所感，我拽拽塔格的衣袖，他正久久地凝視著另一個男人的臉——生活在許多年前的凡·高那張褶痕累累，冷峻而充滿苦難的面孔，用塔格的話來說，那是「他自己」的畫像，我曾經做過努力，試圖讓他意識到危險臨頭。「別走，別走，再等一會兒，莉莉，再等一會兒。」黑衣人一步步靠近我們，全然陌生，毫無印象，身穿黑色大衣，頭戴黑色帽子，他從黑色的大衣內襯裡掏出一樣東西，漆黑漆黑，沒有光澤，一件鈍器赫然在目，當然是一把手槍，我已無法讓這個故事逆轉——「塔格，塔格，快跑，快跑啊，我們遇上危險了，有一件東西，一件可怕的東西在逼近我們，那是什麼？快跑啊。」黑衣人離我們如此之近，觸手可及，看樣子那麼緊密無間，就像是要給塔格一個擁抱，啊，現在和他只有一寸之隔，他的胳膊伸進大衣內側，緊接著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從槍口噴出的巨大聲響，在無比空闊的大理石修築而成的展廳裡迴盪，啊，我的上帝，塔格應聲倒下，就像屠宰場裡的一頭母牛，頭上被釘進了一枚螺釘，子彈射進他的胸肋，總而言之給了他致命的一擊，也許還在他身體裡旋轉了幾下，從骨頭裡滑了出來，因為那顆子彈確實從我眼前閃過，我看見它撞到牆上，險些擊中那幅畫，這一幕怪異而可怖，那個冷酷的黑衣人，尚且年輕，身上揣著指示他去尋找並殺死塔格·布里的信件，信箋抬頭印著三葉草、旗幟和豎琴的圖案，摺疊起來塞在他口袋裡的某個地方，眼下，那張舊照片正散落在諾蘭先生的床上，他就是當年那個年輕人……在過去這麼多年裡，他一直是我深深眷戀的朋友。此刻諾蘭先生正躺在床上，他的胰臟搞了個惡作劇，把他摧垮了。一個關於痛苦和恐懼的故事。
我是個愚蠢的老婦人。我曾經深愛著諾蘭先生，正如我對塔格·布里的摯愛，平心而論，甚至還要算上可憐的喬·金德曼。到處都是謀殺，還有鮮血；他自己的身體產生的糞便從嘴裡湧出。
我站在人行道上。桑福德太太的田地全都在我的右側，她種的馬鈴薯，莖葉在陽光下光彩閃耀，鬱鬱蔥蔥，形成一片與眾不同的森林，如同排列著一千株樹木盆景。
如果說方才我一直在詛咒他，此時我是在詛咒自己。愚蠢，老朽，乾癟皺縮的老太婆，一個愛爾蘭廚子，甚至連發洩情理之中的憤怒都不能遂願。
我得把仇恨放在一邊，暫時拋開幾個鐘頭，他也只有這麼長時間的活頭了。我心想，等他死後，等他的生命已經消亡，我再開始詛咒他，站在他屋外那條窄小的人行道上，滔滔不絕地咒罵他，我要狠命捶打他的棺材，號啕大哭，希望他下地獄，這是一個鐘情的妻子在丈夫被死亡奪走的時候應該盡的本分。
但我知道，我必須回到他的屋裡，給那位光彩照人的漂亮護士打個下手，她多半並不需要有人幫忙；諾蘭先生，他曾經是我的朋友，也是殺死我丈夫的人，在他嚥氣的時候，我必須守在他身邊。
他死在那天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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