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是1957年，我來來去去，如今又回到了阿克拉。距離戰爭結束已經過去十二年。黃金海岸已經變成了迦納，是非洲第一個獲得獨立的國家。作為前聯合國觀察員，我曾懷著極大的興趣與激情注視著這一過程——即將離開的英國人彬彬有禮，表達優雅的致辭，使用西塞羅式的詞彙。我們很擅長離開。同時，這裡暫時還留有一位總督，及舊政府的框架。明亮嶄新的河裡有暗流湧動，慢慢地，為防止激起過往怨恨與報復，緩慢似乎是解決之道——這正是他們二十年代在愛爾蘭的做法。
很快我就會回到斯萊戈。待在獲得獨立的國家，這感覺很奇怪，但又不是那麼奇怪，因為我的祖國也曾獨立過。我當時不理解獨立的含義。如今我理解了一點，只有一點點。我一直租住在這間水泥小房子裡，房屋外側是古老的旋渦和方形花紋，和當地寺廟類似。這不是寺廟，是一位小官員皮特·奧科先生樸素的住房，在我受薪僱傭於聯合國期間，他很樂意將多餘的住房租給像我這樣的人，雖然我的同類，那些已經出沒於非洲大地三百餘年的「外來者」如今已經整裝離去，但是我還要留一段時間。一年多前，我剛到這裡時，一位女士，我忘了她姓甚名誰，在來自聯合國的信件中告訴我「那位可愛的奧科先生會給予你方方面面的幫助」。而他的確如她所言那般好。他身高大約是我的三分之二，友善的頭頂上有一塊硬幣大小的斑禿，英語比大多數愛爾蘭人講得流利，在租約期間，他事無鉅細都會通知我，也確保我有住處。他大概比我年長几歲，常稱我為「他的孩子」，比如「麥克納爾蒂先生，我的孩子」，他和他的阿克拉同胞們大多在我心中留下了好印象。我記憶中，早在戰爭之前的阿克拉到處是鐵皮屋頂和蟻丘，那是歐洲婦人的絕望之地，當時我們潛伏在偏遠的營地，脆弱不堪，而她們堅持不懈地給這裡的舊政府總部寫信，言辭激動地索要關於裙子、帽子，以及最急缺的防蚊長襪等物品的資訊。
《阿克拉號角》是當地的英語報紙，它已經從二十多頁縮減到了一張紙。該報紙說各地依舊存在些小麻煩，例如在多哥蘭和黃金海岸之間，又出現了幾個月前我和其他人努力解決的那些老問題。如果有穿著新制服的人來要求我離開他們的迦納，我自然就不得不離開。但是至今為止還沒有人來打擾城市邊緣這片美好祥和的氛圍，在這裡，房屋稀疏，一塊塊菜地鬱鬱蔥蔥，蓬勃生長。我看不到大西洋，但是我可以聞到它的氣息，就在半里之外，薄霧濛濛，無邊無垠，海水深不可測，有時還顯得洶湧可怖。所以看不到它我也怡然自得。雖然去年我和奧科先生一起檢視了它的角角落落，我是指這座房子，奧科先生還跑來跑去地向我展示了它的榮耀與特色，可即使在那時我心裡也想著，「然而曼喜歡住在海邊，她喜歡游泳」。下一秒我就想起來她不會和我一起住在這裡。
曼。
我會回到愛爾蘭，一定會，一定會，我在那兒有我的責任，有我的愛人和孩子們。
1922年，我第一次遇見曼時，她穿著寬鬆的黑裙子，修長的身軀上方是可愛的臉龐，大學校園的煤渣路掩映在樹木間，若隱若現，她漫步在路上，就像電影膠捲般滑入我的眼簾。她的影子倒映在那片有名的懸鈴木下，她穿著潔白的襯衫，柔軟的胸脯在襯衫裡微微起伏，走在灌木叢中就像是一塊明亮的盾牌。當時我還很年輕，大腦裡似乎空無一物，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時間是靜止的，世界也是靜止的。我看著她穿過入口處昏暗的拱門進入四方庭院，這是我大學第一年，當時正值內戰。
她朋友眾多，為首的是個豔麗的女孩，叫作奎尼·莫蘭，但是沒有人在我的交際圈裡，我想我的圈子裡都是男性，諸如工程師等技術男，還有那些神秘深沉的傢伙，只對數學、物理等更加遙遠的領域感興趣。她的朋友是當時的新式女孩，她們踏入大學，無所畏懼，神氣十足地走在校園裡，身上帶著科爾特斯和麥哲倫的自信。有時候，我能看到下課後，她和那些女孩子蜂擁而出，高聲聊天，語速飛快，我確信她們很明白獨行的男性會一路看著她們。有時候她們那個圈子也會有男士加入，那些天之驕子，醫生或者新政府官員的兒子，他們頭頂上同時飄蕩著勝利與失敗的氣息。
一天晚上，她步履輕盈地走在海邊，我像個偵探或者說小偷般，遠遠地跟在她身後，尾隨著她回家，這才發現她家住哥拉頓街。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路上她從沒回過頭，一次也沒有。她左邊是一望無垠的漆黑海灣，右邊是錯落的小村舍和大房子，她就走在那中間的小道上，一路回到薩希爾。
她消失在帶有花崗岩球頂的舊門柱之間。我知道像這樣的地方一定會有金屬牆刺無形中守護著，我暗暗希望她的父親沒有一把這樣的刺刀，因為這個地方象徵著可觀的地位與莊嚴。我看著她開啟巨大的前門走了進去，扯下她的帽子和紅外套，像滑冰般向後抬起右腳，踢著關上了門，沒有向身後沉悶的夜裡望一眼。
為了讓她對我說第一句話，我只好常常出現在她常走的路上。我不知道還能有什麼其他方法。在她某節商貿課下課後，我故意走到她附近。我看著她進了課堂，在她上課的一小時裡四處閒逛，然後看似不經意地走在她常走的路上，內心忐忑卻堅定。
「我猜你是在頭上打翻了顏料？」她盯著我的一頭紅髮說道，「你到底是誰？怎麼我走到哪裡，你都會像玩偶匣裡的傑克那樣蹦出來？」
「嗯，既然你提起了，我的名字就是傑克。」
「哪個傑克？」她問，彷彿她的生命裡出現過上百個傑克。
「傑克·麥克納爾蒂，」我說，「約翰·查爾斯·麥克納爾蒂。」然後，似乎是為了說得更明白一點，我又補充道，「工程學專業。」
她沉默片刻。我突然發現她也很緊張，我不確定我是怎麼知道的，但我就是知道。她當然也很緊張，她才十九歲，被一個從沒見過的、滿臉通紅的紅髮男子搭訕。
「說得不錯。我是曼·柯萬。」她說道，似乎任誰都會知道這個名字，現在只是將臉與名字對上了號而已。
隨後，她伸出戴著手套的手，彷彿我們是邊境某處的外交官。那是雙橘紅色的皮手套。我盯著她的手套看了一會兒，然後趕緊輕輕地握了一下。她微笑地看著我，然後又笑出聲來。
「毫無疑問，我還會在這裡見到你的。」她說完，便沒有繼續聊下去。
「會的，」我說，「會的。」隨後她走過我身邊，帶著好聞的香水味，消失不見。
這就是故事的開始。
夜晚，在郊外田野。湯姆·奎伊在這兒待了一整天，燉了一鍋鮮美的魚湯，還放了秋葵和棕櫚果。他一直低聲唱著埃維語歌曲，他的英語也很好，好像是多年前的某位愛爾蘭牧師教的。其實他有點羅斯康芒口音，勾起了我的鄉愁。當初是奧科先生找的湯姆。對我而言，他是最完美的僕人，戰爭期間他在黃金海岸軍團時就是如此。他在可怕的緬甸活了下來，退役時是准尉副官。他體格強壯，不愛穿鞋，事實上我印象中黃金海岸軍團的軍士經常不穿鞋，即便閱兵時也不穿。從那些細緻詳盡的檔案中，我發現他和我一樣大，而且恰好是同年同月生。
他退役回家後，撫卹金出了些問題，他和朋友們在阿克拉各處遊行示威，其中幾名死於警察之手。毫無疑問，用這種方式感謝他們保衛帝國之功，並不恰當。但是他並沒有多說什麼，反倒更加專心燉湯，或是更專心地做手頭的任何事情。掃螞蟻。擦威士忌酒杯。他就是順其自然。生命。珍貴的生命。
我每天付給他兩先令，比二十年代埃內亞斯在愛爾蘭供職於皇家愛爾蘭警隊時的工資少一先令，這段經歷就是導致他失敗的原因。埃內亞斯老派地稱它為「舊死刑」，這是他兒時玩伴朱諾·林奇用純正的愛爾蘭腔傳授給他的。如今埃內亞斯流亡他鄉，我也不知道他身在何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的錢總是不可靠的。
湯姆告訴我，他在軍隊時日薪是一先令，不像大多數來自其他國家的人，他們都是兩先令。他們還會扣留他三分之一的工資，在戰後作為某種津貼發還給他。包括緬甸在內，他參戰三年，這筆錢總計二十三鎊。至於撫卹金，他說只有那些受傷的傢伙才有，而且其實數額很小。成千上萬計程車兵都找不到工作，結果就全都宣誓效忠恩克魯瑪。你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警察，但是湯姆並不想做這份工作，尤其是捱過警察的子彈之後。他說當奧科先生傳信告訴他我這兒有份工作的時候，他很開心，儘管我並不確定他是否真的知道這份工作會有多短暫。有一天算一天吧，我想。
湯姆有妻子和孩子，住在內地，湯姆從沒去看望過他們。在沃爾特河沿岸某地，他的確提到過那個村子的名字，但是我沒記住。看樣子，他之所以從沒去看望過他們，是因為他的妻子不讓他去。他說他定期傳信給她，問她能不能讓他看看兒女們。傳信人得先坐公交車，走二十里地，再僱兩條船。對湯姆而言，這相當昂貴。但是她總是會回信拒絕他。每當他提起這件事，總能看到他往常那充滿「男子氣概」的自信臉龐上一片困惑，這可真是奇怪。
他過了好幾個月才對我吐露心事。我當時曾請他坐下，但是他沒坐，就站在那裡，對我訴說他妻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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