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基督教《聖經》，亞當與夏娃在天上偷食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謫降塵世。人犯有原罪，要終生補贖；人人都是揹著苦難的十字架生活在世界上的。法國哲學家盧梭在他的名著《愛彌兒》中說：「如果允許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長生不老，試問誰願意接受這件不吉祥的禮物？」
然而，有一個人接受了這件禮物。他祈求不死，他希望以不朽的歲月去征服無垠的大地，按照他的理智建立人間天堂。這個人出生在十三世紀的義大利，經歷了歐洲近六百年曆史的風雲變幻，體驗了人生的榮辱福禍，時而振奮，時而消沉，時而激昂，時而絕望，終於在漫長的生涯中明白永生乃是一種天罰。但是，他已是一個存在的人，回天乏術，不得不繼續懷著無可奈何的心情無窮無盡地活下去。他就是法國當代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小說《人都是要死的》中的主角雷蒙·福斯卡。
中世紀時期，義大利亞平寧半島上並存著一百來個各自為政的小城邦，頻年相互攻戰，企圖爭雄稱霸。城邦權力的建立依靠暴力和陰謀。君主們的生活驕奢淫逸，黨同伐異，政權的更迭異常迅速。
一二七九年，雷蒙·福斯卡出生於卡莫納的一個貴族家庭。後來當上了該邦的君主。他努力振興城邦，欲與當時強盛的佛羅倫薩、熱那亞等並駕齊驅。可是他感到人生須臾，無法在短短幾十年的歲月中治理好一個國家。他盼望長生不老。在一次偶然的機會里，他從一名老乞丐手裡取得來自埃及的不死藥，服下後以為從此可以轟轟烈烈地幹一番事業。義大利各城邦爭權奪利的結果，反而招致法國勢力的入侵。
福斯卡看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命運是相通的，要勵精圖治真正有所作為，必須掌握一個統一的宇宙。他不惜把卡莫納獻給疆域龐大的日耳曼神聖羅馬帝國，自己充當皇帝的謀士。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在位四十年，不但沒有如願地建立起依照基督教教義行事的世界帝國，反忙於鎮壓各地諸侯的興起與叛亂。兵連禍結，帝國分崩離析，基督教也分裂成新舊兩派。在新發現的美洲大陸上，歐洲殖民者推行種族滅絕政策，貪得無厭，強佔儘可能多的土地，使原來龐大昌盛的印加帝國、瑪雅城鎮、阿茲特克民族的家園只剩下一堆廢墟。福斯卡看到這種情景心灰意懶，認為統一的宇宙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分裂的人。一個人形成一個宇宙，他的內心是無法窺透的。一個人妄想為他人建立的幸福秩序，在他人眼裡可能是一種災難。在這些短暫、多若恆沙而又各不相干的心靈中，能不能找到可以共同依據作為真理的東西？他無法肯定。一個人唯一能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動，其結果則難以預測。除此以外，人不能有其他奢望。
爾後，福斯卡與法國探險家卡利埃勘探加拿大大草原；在法國度過一七八九年革命爆發前的啟蒙時期；參加一八三〇年推翻波旁王朝的群眾起義；目睹一八四八年席捲歐洲、使工人階級登上國際政治舞臺的革命運動。在與普通人的接觸中，福斯卡逐漸明白：人生雖然短促，誰都無法避免死亡，但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潛伏著鑠石流金的生命岩漿，在出生與死亡之間的生命過程中，一旦得到誘發和機遇，會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人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從歷史的角度看，一時的勝利會成為日後失敗的伏筆，一時的失敗也可能是日後勝利的種子。從有限的人生來看，一切成就還是具體而微的，勝利來臨而失敗未至的時刻人總是征服者，不管未來如何是奈何他不得的。福斯卡又看到，有了這樣的信念，值得人去珍惜自己有限的生命；為了實現這樣的信念，又值得人去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生命一代代往下傳，人始終有愛，有恨，有微笑，有眼淚，充滿了理想和希望。
福斯卡這個人物自然是虛構的，然而他參與的歷史是實有其事的，他的感情又是一個普通人的感情。我們要問：這部體裁別緻的現實主義小說是在什麼情況下寫成的？又出於什麼原因要這樣寫？我們知道在法國現代文學史上，波伏瓦的名字與薩特的名字幾乎不可分離。薩特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波伏瓦是存在主義文學流派的主將。兩人共同生活，各自寫作，為傳播自己的信念奮鬥一生。
四十年代初，薩特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和胡塞爾學說影響下，在法國提出了自己的存在主義哲學。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薩特的存在主義在西歐各國風靡一時。也在這個時期，它又遭到各方面的激烈攻擊和批評。人們責備存在主義強調人類處境的陰暗面，熱衷於描繪消極的事物，不信任人性的善良，否認人心向上的慾望，因而說存在主義是一種虛無主義哲學。為了回答這些責難，薩特一九四五年先在演講臺上宣講，一九四六年再在刊物上發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關於存在主義的文章車載斗量，不計其數，在此只對有助於理解這部小說的幾個要點簡略地說幾句。
薩特有一句名言：「存在先於本質。」在他看來，「人為什麼存在？」這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每個人在提這個問題時已經存在了。人不是憑自己的意志而存在的。有意義的問題應該是：人是否願意繼續存在？爭取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存在？也就是在存在的既定事實下去確定自己要成為什麼。
薩特還說：「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出生後處在一定的環境中，但是可以根據自己的處境、自己的判斷做出自己的選擇，採取行動。人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因為任何選擇不是孤立的；在為本人選擇的同時，也影響到他人選擇的地位，因而也應對他人負責。人做出選擇，也即顯示和確定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人無法迴避選擇，因為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是英雄還是懦夫，都是本人自由選擇的結果。薩特的意思是：人只是他自己試圖要做的那麼一個人；人只是在實施自己的意圖時才表現自己的存在；人不外乎是他自己行動的總和，也無非是他自己的一生。
在薩特一文發表的同一年，波伏瓦的小說《人都是要死的》也出版了。對兩部作品對照之後，不難看出這位女作家的用意。波伏瓦在歐美兩洲歷史中選擇了這些事件，用一個悲劇性的神奇人物貫穿古今，親身參與和冷眼旁觀，無疑是以小說的形式來闡明同樣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我們不妨這樣說，薩特憑說理，波伏瓦借形象，共同參加了當時文壇和哲學界的一場論戰。《人都是要死的》是《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藝術註解。
西蒙娜·德·波伏瓦生於巴黎，是一家的長女，父親是律師。青年時代欣賞超現實主義藝術思想。中學畢業後進入巴黎（索邦）大學學習哲學，成績優異。一九二九年跟在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學習的薩特有了交往。他們兩人在這一年通過法國教師學銜考試；波伏瓦是法國曆史上通過該項素以嚴格著稱的考試的最年輕女學生。薩特年輕有為，才氣橫溢，使波伏瓦甚為傾心，此後也深受他的影響。波伏瓦在自傳體小說中寫道：「薩特完全符合我十五歲時的想望；他是另一個我，在他的身上我感到我所有的愛好昇華到熾熱的程度。我永遠與他分享一切。……我知道他再也不會走出我的生活了。」他們不久結合在一起，卻不舉行傳統的婚禮，這也是他倆對自身所處的布林喬亞社會的一種叛逆心理。
三十年代，波伏瓦先後在馬賽、魯昂等地教書，同時嘗試文學創作。最初的作品屢遭退稿。她把日記給薩特看，薩特建議她多寫關於自身的事。那時她已三十二歲，覺得已是一個成熟的女性，但是還不清楚是什麼樣的一個女性。一九四〇年，薩特在前線被俘，第二年逃出俘虜營，波伏瓦與他一起投入地下抵抗運動，建立「社會主義與自由」組織。一九四三年，波伏瓦發表第一部小說《女賓》，借陳舊的三角戀愛形式，灌注存在主義的哲學，提出本人與他人的關係，在讀書界獲得成功。她隨即放棄教育工作，參加薩特等編輯的《現代》雜誌，從此躋身文壇。接著問世的有《皮洛士與基尼阿斯》（1944）、《他人的血》（1945）、《多餘的嘴》（1945）。《他人的血》談到戰爭中的人質問題。二次大戰中，納粹德國在法國為了報復游擊隊的抵抗活動，往往扣押法國平民作為人質處死。波伏瓦提出：我們可不可以為了自認為正義的目的，而把無辜者的生命捲入進來。這種典型的存在主義式的道德討論，使她聲名大噪。
戰爭結束後，存在主義首先在法國，其後在義大利、英國、美國聲譽日隆。波伏瓦一邊創作，一邊與薩特聯袂遊歷了許多國家。其時主要著作有：《人都是要死的》（1946）、《模糊性的道德》（1947）、《美洲散記》（1948）、《第二性》（1949）、《名士風流》（1954）、《長征》（1957）。《名士風流》一書為她贏得了當年的龔古爾文學獎。這部長篇鉅著細膩地反映了法國光復前後抵抗組織中知識分子的心態；他們痛心理想的幻滅，感覺自身的弱點，在投身鬥爭與逃避現實之間彷徨苦悶。她後來又陸續發表四部自傳體小說：《大家閨秀回憶錄》（1958）、《風華正茂》（1960）、《世事難》（1963）、《回顧》（1972）。其間還出版了《一個非常恬靜的死》（1964）、《美麗的形象》（1966）、《疲勞的婦女》（1968）、《老年》（1970）等。波伏瓦後期的創作風格有很大改變，更多關注社會問題。一九八一年發表《告別儀式》，悼念薩特的逝世。薩特從七十年代初雙目相繼失明，被迫輟筆，但是思想仍很活躍，時常發表談話說明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思想。一九七四年八九月間，波伏瓦精心選擇一些問題向薩特提出。薩特在答覆中回顧和概述了自己的一生與思想。這些都刊載在《告別儀式》一書中，無疑是研究薩特晚年思想的可貴資料。
波伏瓦是一位作家和社會活動家。著作豐富，態度鮮明，同情被壓迫民族和人民。她和薩特都對中國懷有極為良好的感情。
波伏瓦企圖為存在主義的倫理奠定一個普遍基礎：「自由是對各種自由的尊重。」不論她以何種方式（小說、散文、評論、自傳）進行創作，主題不忘追求一種真正的道德。她閱歷廣，涉世深，觀察細緻，小說中相當一部分的情節是她本人的經歷，許多人物在法國社會中也是有名有姓的。她在身世敘述中摻雜哲學闡義，因而她的自傳小說是瞭解法國那個時代的知識界、存在主義在法國興起和發展的文獻資料。法國文藝評論家認為波伏瓦在談到自身和周圍人物時最能打動讀者。
波伏瓦作品的另一個同樣重要的特點，是尖銳地提出了當今世界婦女受歧視的狀況。她是國際著名的女權主義活動家，她寫的《第二性》多年來一直是影響西方女權運動的一部重要著作。作品回顧了各個歷史時期女性地位的演變，認為今日婦女不平等地位的形成，是女性長期屈從男性權威的結果。她不承認由於生理結構、母愛天性等原因，而有什麼「永恆的女性」。薩特提出：「英雄不是天生的，懦夫不是天生的，都是自己選擇的。」按照這個模式，波伏瓦在婦女問題上也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自己變成的。」她在中國訪問後，「婦女要頂半邊天」這句話也一時成為女權主義者的戰鬥口號。
波伏瓦作品行文不露感情，字句簡練扼要，崇尚文采華麗矯飾的人覺得她的文筆有點「幹」，其實她的文章像古典樂曲那樣非常清醇。她刻畫心理，渲染氣氛，也用墨不多，在達到非說不足以表露時卻又是淡淡幾筆，一表而過，給讀者的遐想留出意外的巨大空間。這些特點在本書中尤其突出。她創造了一個神奇人物，在真實的時代基礎上展開活動，前後長達六百年，疆域橫跨兩大洲，倘若文字不是無比簡潔，選材不是十分典型，一部篇幅不長的小說是容納不下這些內容的。表面看來，波伏瓦使用的是一種所謂的「中性」筆法，但掩飾不住為人類在發展中遭受反反覆覆的苦難而感到的痛苦：前車之覆居然難為後乘之誡，眼前的勝利又隱伏未來的危機。「我朝天涯走一步，天涯往後退一步；每天傍晚，天涯落下同一個太陽。」但是人心中自有一種前赴後繼、勇往直前的堅韌，使人永遠走在希望和自由的道路上。從這點來說，福斯卡和卡利埃在洪荒般的大草原上找尋通往中國的道路，也許不是沒有象徵意義的。
無窮的歲月與旺盛的生命力相結合，是會有所發現的。只是發現的東西可能不一定是期望的東西。用一位評論家的話來說，全書叫人看來，「人的作為不是有限的，也不是無限的，而是無定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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